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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七一勋章”首次颁授，共产生了29名功勋党员。让我们一起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致敬。
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杰出贡献、建立卓越功勋;他们道德品行高尚、创造出宝贵精神财富;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 “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经历百年风雨，九千一百多万党员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涌现出无数优秀党员，肩负民族之理想使命，留下彪炳史册的光辉事迹。今天这29名功勋党员，也是全党9100多万党员的优秀代表。他们对党忠诚，牢记使命。阅读全文>>>
张桂梅，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感动中国人物”“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今日，张桂梅还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这些身份与光荣称号背后，是张桂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张桂梅 图片来自IC photo
张桂梅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她介绍，46年前，她从东北到云南支边，成为一名教师。在无数次家访中，看着一个个山区女孩因贫困失学，张桂梅心痛到无法呼吸。“我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于是，我决心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梦想。在党的关怀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华坪儿童之家、女子高中先后建立，近2000个女孩考入大学，172个孤儿有了温暖的家。这里特别想说，办学初期，条件艰苦，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在于党的精神感召，学校党员向着党旗保证‘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百折不挠，顽强拼搏。”
有人问，为什么做这些？张桂梅表示，“其中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受革命先烈影响，受党教育多年，我把党的声誉看得很重，把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看得很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们如此崇高的荣誉。戴着这枚沉甸甸的勋章，我受到莫大的鼓舞。习近平总书记说，‘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阅读全文>>>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016年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蓝天野。
“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受访者供图
现年94岁高龄的蓝天野，算得上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之上的最高龄的导演、表演艺术家。2021年，他不仅参演了北京人艺话剧《家》的演出，同时还导演复排了另一部北京人艺经典作品《吴王金戈越王剑》。同时，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在2021年，随着“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的新剧场落成，再导一部曹禺先生的作品作为献礼“建党百年”之作。
1952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任导演兼演员，在其长达70余年的艺术生涯里，作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蓝天野始终坚守一个信念“服从组织安排，听党的话，跟党走。艺术工作者要服务于人民”。1987年，蓝天野从北京人艺退休之后，仍心系剧院的建设，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剧院下一代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责无旁贷地为剧院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和保证高质量的艺术水准把关。阅读全文>>>
王兰花是今天“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已经71岁了。她是群众心中的“活雷锋”，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王兰花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都要到兰花志愿服务之家“坐班”，看看邻居们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周末也不例外。2004年，王兰花从金星镇裕西社区退休后，创办了王兰花热心小组，帮社区居民解决下水不通、暖气不热、邻里纠纷等烦心事。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王兰花参加志愿服务。受访者供图
面对记者提问获得“七一勋章”后感受如何，王兰花坦言，她是1995年入的党，有26年党龄。能在建党百年之际获得这么大的荣誉，非常高兴、激动，无比自豪。她说，在社区服务了20多年，有一种“耕耘就会有收获”的感动。“我给我们的小组开会说，咱们只要把活儿干下来，党和人民群众就不会忘记我们。”
关于对未来有何打算，王兰花表示，“我这个人是一根筋、很执着，认准的路就想坚持走下去，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我今年71岁，已经做了大大小小5次手术，腹部右侧都是刀口，但我本身心态比较好。”
现在，兰花志愿服务之家注册了1205名志愿者，在职的多，也有一些离退休人员、学生，其中党员有180多人。大家参加治安巡逻、文明劝导、入户一帮一等活动。未来，王兰花希望她们的平台能持之以恒做下去，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阅读全文>>>
“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还有扎根在青藏高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吴天一院士——一个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青藏高原，而踏踏实实走到今天的人。
吴天一。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在高原反应防治方面，吴天一院士提出了“三高三低”的概念，“三高”，一是在高原制氧，人在山上一缺氧就没命了，当时建了45个制氧站，实现了每45千米到50千米有一个制氧站，卡车拉氧气瓶的时代结束了。二是建设38个高压舱站，大气压达到760毫米汞柱，即海平面地带的大气压水平。三是给病人进行高流量吸氧，人不能一直待在高压舱里，还需要进食、排泄，这就要保证每分钟有足够的吸氧量。“三低”是“低转低转再低转”，对于病情严重的人，必须从高海拔直接往低海拔地带送，同时做好沿途接应。
对于这些措施，大概拯救了多少工人？吴天一院士介绍，5年内共有14万多名工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劳动，因高原病死亡的人数为零。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都说，这是一个世界奇迹。
吴天一院士在艰苦的高原投身医学研究50余年，数次经历车祸，全身骨头断过14处，“他们都说我粉身碎骨了，但是我一次次坚强地站了起来”。阅读全文>>>
编辑 倪艳楠 魏冕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