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会堂受颁“七一勋章”时，有那么一刻，崔道植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名叫“三八石”的村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他说，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从那里走到人民大会堂。

6月29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29名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授予党内最高荣誉。

今年87岁的崔道植是其中之一。他坚守刑事案件痕迹检验工作60多年，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他研究的指甲统一认定，使指甲和指纹一样，可以作为破案的关键证据。

“这枚勋章代表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我工作的全部。”崔道植说，至今“退而不休”是因为想要报恩。“我是在党的养育、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我还有精力、还有能力，如果刑侦还需要我，那我就要在工作中报答党和国家。”

“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摄

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

新京报：你是如何走上枪弹痕迹检验道路的？

崔道植：1934年，我出生于吉林梅河口一个叫“三八石”的村庄，6岁就成了孤儿。

我是在村里的资助下读完小学和初中的，之后当了兵，当时一心想上抗美援朝战场。后来22岁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

这期间，我在单位的支持下学习了痕检。当时，我被选送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去学习，成了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并且是当时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这是我事业的起点。

新京报：从事痕检工作60多年，哪个案件令你印象最深刻？

崔道植：应该是“白宝山案”，这个案子当时被称作“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1996年到1997年，北京、河北、新疆连续发生多起持枪抢劫案件，十几条无辜的生命受害，群众的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失。

但这几起案件都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现场遗留的弹壳和弹头是唯一的证据，这要求我们“以弹定枪，按枪找人”。最开始鉴定认为，北京、新疆两地的弹壳并不是来自同一把枪，破案陷入僵局。

那一年，我63岁，接到命令赶到新疆现场勘查。当时一共有16枚弹头、40多枚弹壳，我就在显微镜下反反复复地比对、反反复复地看。

“以弹定枪”主要就是看膛线，最后也就是根据弹头里遗留的几条非常不容易辨认的膛线痕迹得出结论：两地枪案现场弹壳都来自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歹徒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人员，建议北京、新疆并案处理。

这是“白宝山案”的最关键证据，也使得案子最终顺利告破，对人民群众有了交待。

新京报：你是如何做到检验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案”的？

崔道植：痕迹检验一定要“叫准”，不能有模糊地带，“是”与“不是”的认定，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们说的痕迹检验包括“手、足、工、枪、特”五项内容，也就是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痕迹和特殊痕迹，都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我要求自己对待每个案件、每个痕迹、每个线索，一定做到一丝不苟、小心谨慎、求真务实，特别是要注重日常的积累。

我有个习惯，每次办案都会把弹壳痕迹拍下来，自己收集起来。我们国家生产的所有猎枪弹壳的痕迹照片我都有，算上已经作废的，我大概收集了几千张照片。这60多年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像大家都知道的“白宝山案”、“张书海案”，最后的检验结论也都是凭借这个才能顺利得出。

87岁的“职场人”

新京报：87岁“退而不休”，动力是什么？

崔道植：想要报恩，想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我的党和国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容易理解，但这是一句实在话、心里话。

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穷孩子，四岁爸爸没了，六岁妈妈没了。当时，在人们的认知里，孤儿就是没人管了，更别想去读书、去受教育。

我小学、中学念书的经费都是政府资助的，后来学习痕检也是在单位的支持下才有机会，这个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真真正正是在党的养育、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人要知恩图报，党和国家给了我一切，理所当然地，我得回报，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还有精力、还有能力，如果刑侦还需要我，那我就要在工作中报答党和国家。

当然，我个人也在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这是我钟爱一生的事业。不让我干这个，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新京报：87岁的“职场生活”是怎样的？

崔道植：我从来没有“退休”这个概念，一直到现在，始终在做痕迹检验工作。

去年夏天，我还挑战了一次连续工作9天，利用自己发明的指纹修复系统，成功锁定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提交的一枚变形指纹多处证据特征。

没有案子的时候，我就整理资料，主要是过往侦办的典型案例资料，准备编辑成书，希望这些内容能够为基层侦查员提供一些参考。

虽然我身体还不错，但考虑到年龄，最近几年单位减少了我的出差，让我少一些奔波。

罪案类型不同，也有新的犯案手法，所以痕检工作始终都有新的挑战。到现在，每破一个案子、每攻下一个难题，我都还会有新的成就感，像年轻时那样。

“七一勋章”获得者

新京报：获颁“七一勋章”时，内心活动是怎样的？

崔道植：总书记亲自为我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激动、非常幸福，备受鼓舞，同时也很感慨，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穷孩子，怎么敢想有一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能从“三八石”那个小村子走到人民大会堂？

我从台上下来，坐在那里，心情还是难以平复。想到了我正式入党的那天，那是快70年前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坐在那里，一幕幕就像过电影，60多年就这么过来了。现场又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我汲取到了新的力量。

新京报：“七一勋章”对你意味着什么？

崔道植：这枚“七一勋章”对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耀，代表着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我工作的全部。

作为一名党员，我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取得了一些成果，党给我这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工作的指引和鞭策。

我想，今后我还是要继续发挥余热，保持好党员初心、履行好党员使命，以报答党的恩情。

“崔老”

新京报：大家都称呼你“崔老”，你对青年人有什么想说的？

崔道植：这是属于青年人的时代，需要他们去建功立业，需要他们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实现他们个人的理想抱负。

怎么办？我觉得首先是要把个人的人生奋斗理想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只有这样，青年人的理想抱负才能得以实现，这是最主要的。对待工作，必须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对待业务，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最后，青年人一定要有创新发展的思想观念。我的经验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工作当中遇到的难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切入点，深入下去，就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是在我70岁的时候才研发出来的。我看到加拿大、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非常着急，就把这个作为切入点，历时5年多，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系统”。一个70岁的老头儿都能做到的，青年人更可以，青年人比我们“强”啊。

在这些之上，还有一个“总开关”，就是对党忠诚。这个“总开关”解决好了，就能在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等各项工作中建功立业。

我入伍时，指导员送给我两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方志敏的手抄本《可爱的中国》。我清楚地记得方志敏写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是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句话是我工作和生活的标尺，也送给我们的青年人。

■人物简介

崔道植，朝鲜族，吉林梅河口人，1953年12月入党。他是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60余年刑侦生涯，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无一差错。研发现场痕迹物证图像处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80多岁高龄仍忘我工作，参与破获久侦未破的系列案件。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