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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高考回忆录丨杨士莪:一颗普通种子,在大学找到了肥沃土壤
新京报 记者 彭冲 编辑 李明
2021-06-07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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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宽裕的年代,他和舍友平摊买书的钱,每天学习八九个小时。毕业前,正赶上国家建立海军,杨士莪肄业入伍,来到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自此与海结缘。

杨士莪(音同俄)曾是个贪玩的学生。年少时,不爱背单词,作业总是交不够数。在抗日战争中他度过中学时期,看到日军的飞机把校园炸出弹坑,饿着肚子求学。


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杨士莪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不宽裕的年代,他和舍友平摊买书的钱,每天学习八九个小时。毕业前,正赶上国家建立海军,杨士莪肄业入伍,来到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自此与海结缘。


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从前苏联进修回来,开始筹备中国首个水声专业,教学生、也培养教师,他成了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中国水声科技的主要开拓人之一。1995年,杨士莪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今,被称为“90院士的杨士莪已经退休,却还在坚持给研究生上课。谈及自己的大学时光,90岁的杨士莪说,“我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不过是在大学时遇到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杨士莪为高考学生写寄语。  新京报记者彭冲摄


谈求学:饿肚子上学,校园里被炸出弹坑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上学?

杨士莪:1936年我5岁,开始上小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跟着父母辗转去了河南和重庆,初一的时候我考进重庆南开中学,一直上到高二,高三那年转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京报:战争年代,父母支持你的学业吗?

杨士莪:我父亲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是留美大学生。他要求家里五个孩子好好学习,尽力供我们上好一点的学校。

家里经济压力挺大的,生活节俭、养鸡种菜,但父亲从来没有不让我们上学。暑假的时候,父母还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留学生教我们英语。


新京报:你的成绩怎么样?

杨士莪:在班里排在三分之一左右。我是比较贪玩的,有时候不看正经书,就看小说和文学历史。南开中学是男女分校,身边都是小男孩,一天到晚摔跤打架。我身体不好,年龄又小,打不过人家。高三那年我还爱去南京玄武湖划船。


新京报:当时的学校环境怎么样?

杨士莪:重庆南开中学大概有一千多个学生,都住校。有三栋两层楼的宿舍,每层用半高的墙隔出一些小房间,一间住4个人。

伙食很差,肚子从来是饿的。每天的菜就是盐水煮蚕豆、豌豆或通心菜,没有肉、没有油,偶尔能有一碗豆腐就很不错了。

吃饭的时候得抢,有个窍门是,第一碗不能盛太满,要不然吃得慢就盛不到第二碗了。我们也没钱买零食,只能等周末回家吃点儿肉丝,然后用罐子带点私菜回学校8个人坐一桌,大家一起吃。


新京报:战争对校园生活有影响吗?

杨士莪:在重庆上学时,我们学校被炸过,校园里有个炸弹坑。暑假后开学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坑,深有一米,半径两三米,我还从坑里捡出炸弹皮敲着玩儿。

放假在家时,有一次看到日本飞机飞过来,在头顶上扔炸弹。我们家有防空洞,有人会躲进去。我们小孩不懂战争的概念,也不觉得害怕,就在外头看。


谈高考: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


新京报:你是怎么参加高考的?

杨士莪:我考大学是1947年,7月初,我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后来又去考了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是夏天考的,每场考试之间隔了十来天。


新京报:考试过程是怎么样的?

杨士莪:当时清华大学在南京租了个空房子当考场,考了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物理、化学。我们考了两天,一人一个位子,用铅笔和钢笔答题,考试形式和现在的高考差不多。

最后我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做完考卷我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清华在报纸上刊登了录取名单,又给了录取通知书。


新京报:清华是不是很难考?

杨士莪:其实还可以,不见得难考。因为考试的机会多,我没有觉得紧张,就像平常一样学习,也没有特别地准备。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高考?

杨士莪:学习总归是有用的,但考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考上了挺好,考不上也不见得没出息,要平常心对待。

上大学要学三件事,做人、做事,最后是学知识。我后来做教授时老跟学生说,再有名的教授,也不能教给10年、20年以后的新科技和知识,要靠自己的学习意志和创新能力。

大学时期的杨士莪。  受访者供图


谈大学:和舍友凑钱买书,宿舍四人里三个是院士


新京报:去大学报到时准备了些什么?

杨士莪:我从上海坐一天船到天津,然后再坐火车去北京。行李很简单,一个铺盖卷,一个箱子,里面带点书和换洗衣裳。


新京报:大学课堂是什么样的?

杨士莪:我们学校实行选课制度,愿意上什么课就选什么课。学生和老师关系比较自然,我们喜欢课后去老师家里转,有时候讨论问题,有时就是单纯看望。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老师不是只教你知识,而是教方法,这对我影响很大。


新京报:大学学业顺利吗?

杨士莪:刚上了一个多月,迎来第一次期中考,题特别难,都是没有学过的题目。我就考了五十几分,没及格。当时有个说法是,如果班上有三分之二的学生不及格,这场考试就算成功了,意思就是给学生一个下马威。

清华物理系有个特点,头一年不承认你是物理系的学生。一年级上完了,普通物理、高等数学那些科目,考75分以上才允许入系。我们入学的时候系里五十多人,到了二年级就剩三十多个了。


新京报:大学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杨士莪:我所在的宿舍是个学霸宿舍,个室友中,周光召、高伯龙和我三个人后来当选了院士。

那时的大学生,有些年龄已经很大了,还有带着孩子的。当时大家都没钱,又想买书,室友周光召就和我合伙买,一人出一半的钱。那个时候吃穿都没什么好挑的,只有买书才舍得花钱。

大学期间,除了学习,我还学了弹钢琴,参加过歌韵队,业余时间到学校周围农村教小孩儿识字。


新京报:那时候的大学生学习热情很高?

杨士莪:当时我们班统计过大家的学习时间。像我这种爱玩的,也经常在图书馆看书,一个礼拜大概学习60个钟头。周光召这种刻苦的,一个礼拜的学习时间都是75个小时以上,每天都有十多个小时。

我不是同学中最厉害的,室友高伯龙老骂我贪玩,揪着我的后脖颈带我去图书馆。后来想想,如果不是大学遇到了这些好老师、好同学,我不就出溜了嘛。

90岁的杨士莪。  新京报记者彭冲摄


谈工作:88岁还出海实验,要尽可能发挥余热


新京报:你毕业之后去哪里工作了?

杨士莪:20世纪50年代初,正赶上国家要建立海军。大连海校到北京抽调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当教员。那时候我读大学四年级,学业还没读完,就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入了伍。临走的时候,我还和室友周光召一起,平分了之前合伙买的那几十本书。

1952年,我到了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在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当老师。1957年,到前苏联科学院声学所进修。那里有四个研究室,其中两个对中国人是不开放的,一个是舰船噪声,一个是声纳,都涉及国防机密。当时我就知道,要干这东西就只能靠自己。

1959年我回国,年底正式作为中方副队长参加了南海考察。1960年,我在哈军工筹建水声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到现在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声专业。


新京报:有没有经历过比较艰苦的时候?

杨士莪:其实都还好。1994年,我主导对南海的水声考察,天气热,也晕船。我就唱歌鼓励大家,安抚队员的情绪。在南沙群岛的时候,没有饮用水,船底的压载舱里有淡水,但上面漂着一层柴油,烧开了就照常喝。


新京报:你后来做了大学老师,有什么教育心得?

杨士莪:后来我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当老师我喜欢在课堂上提问,但是很少有学生回答,我讲对或讲错都没有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偶尔有发言的,我就赶快表扬一下,不管他说得怎么样,先鼓励。

我是喜欢提问的,要启发学生而不是灌输。我总是说,我只是一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不过是上学期间遇到过一些好老师、好同学,就像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就长出苗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还在坚持工作?

杨士莪:2019年我88岁时退休了,但是那一年我还在出海实验。对我来说,退休和不退休没有区别,有些事还得继续干。

我上个月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就像我之前说的,人虽然退休了,但是为祖国做贡献的工作是不应该退休的。要尽可能地发挥余热,做到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红。

杨士莪给高考学生的手写寄语。  新京报记者彭冲摄

人物简介:杨士莪,男,汉族,祖籍河南省南阳市,1931年生于天津市。我国著名的机械与运载工程专家,水声工程学家,中国水声科技的主要开拓人之一,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京报记者彭冲 黑龙江哈尔滨报道

编辑 李明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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