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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高考回忆录丨廖万清:是人民助学金,支持我如愿踏上医学之路
新京报 记者 张兆慧 编辑 岳清秀
2021-06-07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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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这既是廖万清鼓励自己学生的话,更是他的座右铭。

 

医学真菌病学专家、皮肤性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是被保送第四军医大学的,回忆起当年的求学之路,可谓“一波三折”。这么多年,他始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努力,用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不断前进。

 

1938年,廖万清出生于新加坡。做服装生意的父母一直希望有条“根”留在祖国,于是在1941年把年仅3岁的廖万清送回广东梅县老家,寄养在叔叔家中。1950年,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叔叔为保护廖万清,和年仅12岁的他分了家。从那时起,廖万清基本上靠当地教育部门抚养。

 

廖万清小学毕业后,一开始因为没钱,上不起学,只好去给人放牛。直到人民助学金制度出现,廖万清才得以重返学校,并以此完成初中、高中的学业。“1952年有人民助学金,我拿最高级,六块钱,生活就过得下去。读高中我又没有钱,又是领人民助学金,又是最高级,七块。我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就更加努力读书。”回忆起自己的学生生涯,廖万清很是感慨。

 

虽然生活极为拮据,但廖万清清楚地知道,在物质生活水平极为低下的当时,这六七块钱助学金的分量。他一心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等到高中即将毕业时,由于台海形势紧张,已然是一个热血青年的他决心要报考军校。

 

廖万清最终被第四军医大学录取,如愿踏上了医学的道路。从国内第一本真菌病学专著《真菌病学》的编写到发现格特隐球菌S8012,在随后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又相继发现9种新的致病真菌……

 

廖万清常说,“我生在海外,长在祖国,是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团徽、穿着绿色军装,在国旗、党旗、军旗下成长起来的。我时刻都铭记着祖国的培养与党的恩情,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军队,献给祖国人民”。


【对话】

 

新京报:您是何时参加高考的,考试的过程顺利吗?

 

廖万清:我没有参加过真正意义的高考,当时是保送去的大学,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开始空军来招,我有海外关系,空军不能收;后来海军来招,其他条件都合格,体重不够,我只有39 公斤,最少要45公斤。第三次是总后勤部第四军医大学来招,一查,成绩很优秀,要。我还问工作人员,我有海外关系,要不要紧,他说人的出身、家庭是无法选择的,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为国防事业服务,愿不愿意到第四军医大学去。我说,愿意。

 

新京报:与现在的孩子相比,您求学时的条件如何?

 

廖万清:1952年,读完小学后,由于唯一能依靠的叔叔并不宽裕,没有钱供我继续读书。幸好人民助学金支持了我,初中时每月6块钱的助学金,我用18来买菜,剩下的钱用来买米和一些生活用品、文具,勉强能够维持着生活。我很珍惜重新回到教室上课的机会,所以肯下功夫读书,成绩也总是排在前面。

 

新京报:您记忆最深的一次考试是在什么时候?

 

廖万清:中考前两个礼拜,我因为一时嘴馋吃了些野山蜂的蜂蜜,腹泻、发烧,烧到将近40℃。幸好叔婆是一位助产士,懂医学知识,及时对我施以救治,并把我带回家,慢慢调养。本以为生病会对中考造成影响,没想到,最终的成绩依然没受影响,在本校同届72名应考学生中,我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化学成绩尤为突出,考了86分,是众多同学中考上省立重点高中——梅州中学的几个人之一。

 

新京报:您的高中学校什么样?高中时代是如何度过的?

 

廖万清:我的高中时代是在梅州中学度过的,创建于1904年的梅州中学自1912年起就被评为广东省的重点中学,一度是周边闽南、闽西、赣南和粤东地区优秀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共和国开国元勋叶剑英、著名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李国豪、淡水藻类学家黎尚豪等都曾在此求学。我刚入学的时候,成绩并不算特别出众,按中考得分分配的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班级中,我被分入己班。上高中以后,我的精力都用在读书上,对生活上的清贫反而不怎么感受得到了。整个高中阶段,我依旧是借助人民助学金完成的学业。

 

新京报:您是如何走上学医路的?受到哪些影响?

 

廖万清:受家族里两位叔公的影响,学医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叔公廖寿南是梅县的一名中医,为人和善,医术高超,小时候经常看到叔公为乡亲们开药、治病。此外,我还有一位西医叔公廖罗士,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学成后立即回国在隆文开了一个卫生所,成为一名乡村医生,为百姓治病。在我的印象中,叔公心肠好、医术高,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打一声招呼,热心的叔公就骑着自行车上门服务,随叫随到。在耳濡目染地接触中,“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这些医者的观念深植于心。



新京报:您还记得当年去大学求学的情景吗?

 

廖万清:19566月下旬,按照计划,我和梅县另外41名同学一起,由前来招生的邵振海中尉和梁泽民少尉带队,统一从梅县上车,乘敞篷卡车到几百公里外的广州火车站;火车到达武汉后,大家集体下车,坐船过江,之后在指定地点集合,再次坐火车开赴西安。在临走前,我却犯难了,因为身无分文,不得不向高中同一宿舍的曾俊杰借了10块钱当路费。

 

当时十分期待大学后的生活,因为听招生的老师说,一旦当兵,基本就意味着衣食无忧。在部队,学员们能“呼噜呼噜吃油炒的菜”,还能发衣服,棉衣两年发一身,单衣、内衣一年各两身,毛巾四条,还有布鞋和胶鞋,还有个人津贴。当我把津贴攒下寄给我同学时,没想到他把钱退回来了。我明白,在那个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10元钱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感激他。

 

我对邵振海中尉和梁泽民少尉一直心怀感激,第四军医大学毕业至今,我始终与这两位军官保持着联系,向他们汇报自己的最新情况。可惜的是,其中一位年纪大了,现在已经不在了,他们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新京报:您记忆中的大学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廖万清:我所在的医疗系共有280人,其中不乏解放战争后从各部队保送来的少尉、中尉甚至大尉等干部学员,他们大多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基础薄弱,课堂成绩比不过我们这样的应届生,但他们经历多、社会经验多,思考和处理问题不像高中应届生那样稚嫩。因此,由他们担任班级或支部的工作,明显有优势,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学生中的骨干,也是黏合剂。

 

当时的学习气氛很浓。那时,同学们对知识都如饥似渴,同学之间你追我赶,一到休息时间,整个校园都充满着浓厚的学习气氛,甚至连寒暑假期间都有不少同学不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学校读书。因为平时功课较紧,老师讲课时布置的课外阅读书目是读不完的,只有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来多读些书。

 

20世纪50年代,高校图书馆的资料有限,书架上的书经常被一借而空。每到下课时分,图书馆门口都会有一条“长龙”在排队等着借书,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也都座无虚席。那时,班上的同学都会形成学习小组。每到课间,一起学习的几个同学就会聚在一起,就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如果遇到意见不统一,他们甚至会争到面红耳赤。

 

新京报:您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有哪些寄语?

 

廖万清: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无论目标是哪个大学,都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唯有朝着理想矢志不渝、不断奋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父母,更无愧于自己。


人物档案

 

廖万清,医学真菌病学专家、皮肤性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梅县,1956年保送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


新京报记者 张兆慧

受访者供图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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