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丨李永博

日前，“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研究国际会议与《汪德迈全集》出版发布会”在京召开。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中国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建人乐黛云、法国特级教授金丝燕、欧洲汉学会主席巴德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等来自中、法、俄、比、意大利等中西学者16人通过远程视频或线下方式参加了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注重人际关系间的差异，

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 ）是著名法国汉学家，由法国大汉学家沙畹和戴密微一脉相传，曾被汤一介誉为“法国第一大儒”。他是欧洲第一个掌握甲骨文的学者，在传统法国汉学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国学、日本汉学和越南汉学的成果，并运用甲骨文考古学成果，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国思想史、汉文化圈和中国文学的独特起源等开展研究。他摒弃以往套用西方概念研究中国的局限，从中国资料实际出发，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系统关联性，开展整体研究，建立了法国汉学研究的新模式。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与《汪德迈全集》。

今年93岁的汪德迈在巴黎寓所出席了远程视频会议。谈起研究的缘起，汪德迈说，上世纪50年代自己刚刚毕业，那时没有机会前往中国，于是他先前往越南，后达到日本，但一直以来都特别注意中国在海外的影响，也就是所谓“汉字化”的远东国家。

在此之后，汪德迈又在中国香港与饶宗颐教授建立了保持一生的友谊，共同前往印度、高棉等地旅行。汪德迈说，自己的家庭一部分是在法国，一部分是在中国，他的孩子、孙子也都喜欢中国，中国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汪德迈指出，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中国和汉字世界的文化特别注重人际关系。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好处是人类的友好关系，这是“权理”的关系。但有些“权理”关系不太注意差异，而中国就注意差异，特别注意不同的关系，这是汪德迈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特点。汪德迈说，政治引起战争，文化产生友谊。现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都增加了，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汪德迈全集》（全十册）书封。

欧洲汉学界的“贺知章”

欧洲汉学的特点不只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包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自己的文化。“这是优秀汉学家的特点，也是汪德迈教授在他的《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中谈到的基本问题。”比利时皇家科学院终身院士、欧洲汉学会主席巴得胜（Bart Dessein）说，德迈先生的学术成就，让他想到了中国唐代诗人贺知章。

贺知章先后在唐中宗、睿宗和玄宗时期任职50年，在为皇朝服务近50年后，被玄宗赐予退休时，写下了大概是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回乡偶书》。汪德迈教授为新一代汉学家留下了一面镜子，镜子里不仅映照了他们自己的面孔，也叙述了欧洲汉学专业的重要性和缘起。新一代欧洲汉学家可能不会再像贺知章所描写的那样“客从何处来”，但他们肯定会迟早认识到，没有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其他研究很容易变成空谈。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金丝燕是新一代法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她在会议上浅谈了法国汉学的发展脉络。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汉学研究处于初步的文化介绍阶段，18世纪是佛学传播，19世纪主要涉及文字学和文学，而汪德迈的学术成果，确立了20世纪法国汉学的思想研究和汉文化圈研究。

金丝燕（左）与汪德迈在审阅翻译书稿《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金丝燕回忆，她与汪德迈先生的结缘来自汤一介和乐黛云两位先生。2003年，汤一介、乐黛云前往巴黎访学。作为乐先生的学生，金丝燕受命与汪德迈合作《跨文化对话》杂志和“远近丛书”，由此开始每周一次的学术工作坊，从无间断。汪德迈对跨文化研究的启示在于，他使用长时间的视角、人类共享优秀文化的大框架，在此前提下，确定研究的维度。这种研究范式突破了法国汉学的传统，回应21世纪的大文明史的世界思考。

做“有温度”的汉学

除了西方汉学家同行的高度评价，与会的中国学者也对汪德迈的学术贡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王邦维指出，在全世界的汉学研究中，迄今为止法国汉学的研究范围最广、成就最大。

王邦维回忆，自己1991年访问法兰西学院时，读过汪德迈一篇研究中国清末小说《官场维新记》的论文。《官场维新记》很有意思，现在流行的很多成语，比如“忍无可忍”、“勾肩搭背”、“一口咬定”、“鸟为食亡”、“有利可图”等，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但这本书在中国并不起眼，作者佚名。汪德迈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74年，当时他才46岁。在过去的七八十年里，中国都没有一篇研究这部小说的论文，可见汪德迈当时的眼光有多宽，能够注意到这样一部小说。

会议现场。

对中国学者来说，法国的汉学特别有亲近感。王邦维说，他们讨论的问题，基础深厚，涉及到各个方面，对文化、语言具有一种相当深切的同情心。从了解，解释、理解，到喜欢和赞赏，这种“有温度”的汉学，就是法国汉学的特点。

撰文｜李永博

编辑｜肖舒妍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