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少年法庭”的关注度，近期空前。

就在今天（5月19日）下午，北京高院组织召开北京法院加强少年法庭工作部署会，包括互联网法院在内，北京全市17家基层法院统一被授予少年法庭牌子。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设立少年法庭办公室，并在六个巡回法庭设立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最高法的“高调官宣”，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近两个月，在全国范围内，湖南、海南、江西等多地实现少年法庭全覆盖。

在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有一类审理的案件比较特殊——大学生犯罪案件。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硕解释称，海淀区作为教育大区，有很多高校、大学生。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之前与未成年人的思想进化程度基本一致，从高中毕业后来到大学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在海淀法院少年法庭，部分大学生犯罪的案件，会适用少年审判的相关工作。

近日，秦硕、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罗晓路教授、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大一学生王琛三人，就少年法庭、少年审判以及大学生犯罪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近日，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法官秦硕、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罗晓路教授、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大一学生王琛三人，就少年法庭、少年审判以及大学生犯罪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谈。视频截图

“在海淀法院，少年法庭为什么还会审理大学生犯罪案件？”

王琛：什么是少年审判？为什么大学生犯罪案件会在少年法庭审理呢？

秦硕：少年审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审判领域。北京第一批少年法庭成立于1987年，海淀法院便是其中之一。海淀法院的少年法庭目前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我们一直秉承的观点就是对于少年的特殊和优先保护。

少年审判最开始的“发源地”是在刑事审判，就是未成年人犯罪，后来慢慢发展到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比如一些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以及现在综合审判之后涉及婚姻家庭中孩子抚养问题，孩子被侵权问题，比如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被侵犯等问题都会在少年法庭审。

海淀法院比较特殊，因为在海淀区，高校很多，大学生也很多，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不少即便是成年的孩子，在18岁上大学到22岁大学毕业期间，他的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和学校保护其实跟未成年人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大学生出现的问题也纳入到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审。

少年审判可以说是一个综合审判，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少年审判跟成年人审判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少年审判绝不是一份判决书就结束了，少年审判关注更多的是“一个人”，而非一个行为，我们需要把孩子后期成长的事情捋顺，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不再出现偏差行为。

罗晓路：这个过程，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国家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爱护。

王琛：处理未成年人的案件会不会比普通成年人案件复杂得多？

秦硕：其实从案件本身来看，小孩干的“小坏事”不复杂，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少年审判最重要的环节不是在案件本身，而是后期的帮教。

在综合审判后，我们会发现小孩出现的问题99%都跟家庭有关系，这还是保守地讲。所以目前我们做得更多的工作在于前期的预防工作，将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告诉老师、家长和孩子们：你们要注意什么地方有危险、有风险？你的家庭教育问题出现在哪儿，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在大学期间爆发不该爆发的事情……

罗晓路：这一点太重要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忽视了这一问题，有的时候孩子好像出现了问题，家长就让孩子去看心理医生，认为问题都出现在孩子身上。但实际情况是整个家庭出现了问题，需要治疗或者需要帮助的应该是整个家庭系统，孩子可能只是一个家庭问题症状的呈现者。

“出现极端行为时，一般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

王琛：从我个人经验来看，身边人心态出现问题主要是在高三那会儿。高三的学习压力特别大，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

我高三的时候，身边就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感觉他心理可能有点不正常，每天想着“杀”这个“杀”那个，甚至都吼了出来，会给班级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同学也是真的害怕。

秦硕：我们之前审过一起可能有点相似的案子。在海淀区的一所大学里，一个19岁的大一男生觉得自己心理上有些问题，会出现幻觉，一直认为自己同宿舍的最好朋友诋毁他。他向学校提出过三次换宿舍的要求，但没有人意识到这种不正常状态。

换了宿舍后，他再次产生幻觉，于是拿着刀回到原宿舍，趁没开灯，在他好朋友的脸上连捅了10刀，随后将刀扔到水房，便回到自己的宿舍上网，甚至还向自己的母亲讲述了整件事的过程，并称“我觉得警察不会抓到我”。由于他的犯罪手段非常拙劣，警察第一时间将其抓住。经过精神病司法鉴定，他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但有受审能力。

心理老师在沟通过程中发现，他完全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他想要的关心和爱，父母对孩子有着非常强的压迫。我们当时就跟他父母说，“你们的孩子病了”，但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等到拿出司法鉴定结论后，家长只能“被迫”接受事实，带着孩子先去治病。

这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大学生犯罪案例。王琛你觉得，在你身边，像这样比较“特殊”的同学多吗？

王琛：我觉得每个班级里，都可能会有一两个看起来比较特殊，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或许有一些就有心理问题。

罗晓路：从比例来看，我们每年都会对新入学的大学生做心理健康调查，每年的检出率应该是在8%左右，这其中包括抑郁、焦虑、妄想、躁狂等。对于这8%的学生，我们会跟进做约访，跟他聊最近的状态和生活情况，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同学，比如一些同学有自杀倾向等。

当然这些同学并不是都会产生自杀等极端行为，或许也不是极其严重的心理问题，可能是在重压环境下，每个人都会产生的焦虑情绪，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和变化是正常的。

在平时，这些人都是“带着问题”去生活；但在出现极端行为时，一般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

“大学生很多问题都跟‘关系’有联系”

罗晓路：我们会发现，出现心理问题也好、犯罪行为也好，很多大学生出现的问题都跟“关系”有联系。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处理很多“关系”。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认同自己、接纳自己、喜欢自己，然后你才会跟他人处理好关系，才会开放、向他人学习，或者找到喜欢的人，跟对方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讨厌，那么就会封闭自己，可能面对任何事情时都会选择“躲起来”，这样的人很难与其他人建立正常的亲密关系。

除了与他人的关系，便是与群体的关系，即应该为整个社会做贡献，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一切的基础，应该是首先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己，然后再与他人接触、跟社会接触，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应该是在大学期间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

秦硕：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发现，很多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都是因为家庭。我们之前做过调查，100个未成年犯中，有87个是单亲、继亲家庭的孩子，家庭关系其实对于孩子来讲特别重要。

王琛：在我家，我和父母的沟通还算好一些，上了大学之后，一般都是比较大的事情会跟爸爸妈妈商量，没必要的事情一般会尽量少说，毕竟有代沟，有的时候说出来可能会产生矛盾。

身边的同学跟父母沟通的情况其实也不尽相同，会有一些几乎不跟父母沟通的人，曾经有一个同学说过，他跟父母能聊上十分钟都是非常稀奇的事了，几乎是很少说话，而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

罗晓路：家庭对孩子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如果一个家庭对孩子来说，有很多温暖、接纳、包容、支持，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就会比较有安全感，至少孩子会知道遇到问题还有退路，可以回家寻求帮助。

但对于一些孩子来说，他没有退路，也看不到未来，困在原地走不下去，因为家庭给予他的只有指责。

我们曾经就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孩子觉得他的父母把他当作“摇钱树”，让他考上好大学未来找份好工作。在各种重压之下，这个孩子患上了重度抑郁，多次试图自杀，我们就劝他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但他的父母却拒绝了，甚至说“等暑假再回来，要不然现在回来，别人怎么看你？一定会觉得你有问题。”

这个孩子就很“崩溃”，他说父母讲的话就好像当一个人已经癌症晚期了，他的父母却让它现在不要暴发，等暑假再暴发。

我们经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家长完全不顾及孩子的感受，所以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他遇到困难、压力的时候，能怎么办？他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当我身边的同学出现了犯罪倾向，我该怎么办？”

王琛：如果我身边出现了可能存在犯罪倾向的同学，我该怎么办？

罗晓路：这其中可能涉及法律的问题。包括来我们咨询中心求助的学生，我们有一个行业的伦理就是保密，保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同时也存在“保密例外”的情况，就是出现了涉及生命安全，像有人说他要自杀、要去犯罪等，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保密的。我们需要与其监护人以及司法部门等联系，一定要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这样不仅能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帮助了想要犯罪的同学，因为他可能是一时想不开就走到极端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做的就不仅是心理老师的工作，而是保证安全的工作。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同学可能存在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及时找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汇报相关情况，老师会知道找什么途径来处理这些问题，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秦硕：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犯罪行为一定是已经触犯到了我们不能接受的道德底线。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问题，必须要及时反映给能够处理的相关人员和机构。倘若真的出现了犯罪行为，轻则可能造成财产损失，重则可能伤害人的生命健康，那结果会很可怕。

与此同时，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时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对于可能出现的犯罪行为的防御能力还不是那么好，所以保证自身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助。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视频记者 景如月 周博华 刘婧瑜 陈超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