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丰台区疾控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防制科科长杨霄星。去年疫情期间，杨霄星被任命为丰 台疾控中心现场流调组组长。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杨霄星的记忆力变得有些差，连续作战后，恢复状态还需要时间。什么时候解除了应急状态、什么时候从杨组长变回了杨科长，她统统记不清了。

有时候她会觉得，“忘记”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不想再去回忆”。只是办公桌上的故宫日历会偶尔提醒她，原来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梦里她回到了非典肆虐的2003年，趴在川大的课桌上，第一次对流调有了具象，“像侦探，太酷了”。几年后，她成了中疾控病毒所的研究生。

再醒来时，她的手边是那份成功锁定新发地的关键流调报告，16个小时前，她接到了新发地聚集性疫情首例确诊病例的协查通知。

缓了缓神，杨霄星回味起刚刚的那个梦。她正和几个大学同学挤在一起讨论预防医学的光明未来。“如果上游不断有人落水，在下面救人是救不过来的，总要有人上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月21日，丰台疾控中心，工作经常无法回家，杨霄星只能在办公桌旁的折叠床上休息。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回归：平静中有根弦一直绷着

从丰台疾控西门进入，一楼就是传染病地方病科室。时隔9个月，杨霄星的办公桌还是一样“乱”，只不过流调报告少了，各类工作文件、防控指南和手册变多了。

办公桌下的行军床曾在无数个夜晚给予杨霄星紧张忙碌后的安眠，现在她更多用它来午休小憩。用来观察疫情全球流行趋势的微型地球仪还在办公桌上，她有时会拿起来看看，“美国怎么样了？印度呢？”

这和整个办公平面给人的感觉一样：在平静中，有根弦始终紧绷着。

大概是到了今年3月份，丰台疾控才有了各归其位的秩序感。成立一年有余的现场流调组人员陆续回到原本的岗位。

疫情平稳后，丰台疾控执行了新的值班制度——5个人为一组，包括组长、疫情调查人员和电话咨询解答人员，冷链和进口货物的协查、复工复产防疫指导以及在各类考试中担任防疫副主考，都由当天的值班组负责。

这意味着，应急状态虽已解除，但各方面协同的应急处置走入常态。作为急性传染病防控的核心科室，杨霄星带领的传染病地方病科任务很重。

杨霄星的科室只有7个人，甚至填不满这个不大的平面。疫情期间，他们都曾是流调员，亲上“战场”与病毒过招。

新的秩序中，他们除了参与值班，还要协助和指导其他值班人员调查、审核调查报告等。而随着新冠疫情平稳，科室的日常工作也扑面而来，他们需要时刻监测和处置各类传染病和地方病。

流调，对“杨霄星们”来说，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手段，是流行病学专业里被叫做“暴发调查”的一个章节。

“聚集性疫情都有个传播过程，每类疫情调查的侧重不一样，流调需要抓住病毒的特点，把来龙去脉搞清楚。”

杨霄星说，日常流调使用的频率很高，学校、托幼机构或者集体单位的集中发热、聚集性腹泻呕吐、流感、猩红热、疟疾等，都需要进行采样和流调，并最终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4月21日，丰台疾控中心，杨霄星与同事整理流调材料。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冲突：凌晨写完流调报告发现信息是假的

疾控工作中寻常的流调，直到这次波及全人类的新冠疫情，才为普通人所熟知。

2020年春节前，武汉暴发疫情。北京立即对包括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杨霄星第一次对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有了并不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2020年1月20日，北京首次通报确诊病例。一两天之内，防控体系被建立起来。

杨霄星被任命为丰台区现场流调组组长，组内大概有40个人，按照所学专业选拔进组，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病原生物这几类专业基本都进了杨霄星带领的现场流调组。

2017年底才当上科长，资历算不上厚，带领40人团队抗击这样一场大疫情，杨霄星有点紧张。出于专业判断，她意识到，这个新发传染病可能没那么快结束。

丰台区的第一例是她调查的。杨霄星心下一沉，“还是来了”。穿好二级防护装备，她和同事两个人进入隔离病房。

病人虚弱的声音游丝般断续，她不得不贴得很近，才能保证隔着“猴服”也能听清对方的陈述。她有点后怕，“我是不是离得太近了。”

比这种后怕更让她不想回忆的是委屈。团队熬到凌晨写完几千字的流调报告，却发现关键信息是假的——有病例明明离过京，却说哪也没去过，成了感染来源不明人员，而真正的密接者早已不知去向。

相比欺瞒，斥责带来的伤害更加直白。“我们也没有症状，非要逮着我们去检查吗？”“你们这样就是侵犯我们隐私！”

连串密集的指责、高频刺耳的声音、丝毫不肯让步的气焰一起“砸”向杨霄星，挂断这通持续1个多小时的安抚电话，杨霄星哭了。

“人们对SARS的群体记忆太深了”，面对未知的病毒，每个人都在与内心的恐惧、懦弱和自私抗衡，最后战胜这些的，是人类不断加深的，对病毒的认识。

说到这儿，杨霄星连续轻敲了几下桌子，嗔怪似的。对疫情暴发初期发生的事儿，她似乎可以轻松面对了。

4月21日，丰台疾控中心，杨霄星外出流调前看检查随身携带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重构：希望预防医学不再被淡忘

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很多节点，杨霄星都记不清了，或者说，在发生的当下，她并没有意识到那会成为一个节点。

她只是感觉到，确诊的密度慢慢降下来了，原来一天十几例，到后面几天只有一例。从“零”新增开始，她会每天数着，一天没有新发，两天没有新发，一直到14天没有新发，是不是要结束了？然后26天没有新发，松口气，区域的感染肯定已经控制住了。

至今，她还处在一种应激状态里，最怕听到微信语音通话的声音，会心慌。

去年打算要孩子的计划被推迟，从小依赖家人却已经两年春节没有回家，疫情逼迫着她改变自己的计划，甚至习惯。

杨霄星觉得，疫情也在重构这个世界。人们出门会戴口罩，人群中会有意识地拉开一定距离，越来越多人接受并开始尝试分餐。

流调员，或者说流调所归属的预防医学，不再让人感到陌生，或是仅在危急时刻才能被人们想起。

这些年，她曾看到过一些无力的事实。有些地方在改革中甚至将疾控中心改“没”了，流调员长期处于人们认知的盲区。

此“疫”之后，预防被人们越来越多提及。

北京市已经组建3600人流调队伍，人员来自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和市属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形成梯次配置和人员储备。通过专业培训，使其掌握流调、采样、防控、指导、消杀等技能。无事时各归各位，有事时来之能战。

杨霄星说，有一种疾病叫自然疫源性疾病，感染源头存在于自然界中。人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中，就始终面临新发传染病的风险。希望这一次预防医学不会再被淡忘。

4月21日，丰台疾控中心，杨霄星在办公室整理流调材料。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讲述：希望这次疫情之后，预防医学不要被淡忘

杨霄星：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正在四川大学读本科，读的预防医学。当时觉得现场流调太酷了，就像侦探一样，考研一定要考到北京，后来就考到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

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撮人坚定地认为预防医学是很有前途的。医生只是针对病人，而预防医学是针对99%没有病的人。

古代有一句话叫“上医治未病”，打个比方，上游不断有人落水，很多人忙着在河边救人，但是有一个人他说要去去看看上游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老是有人落水。他去了发现是栏杆坏了，修好了就不会再有人落水了，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仍然坚定这个信念，但是也有一些无奈。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太少了，经费也不太够，导致我们超负荷运转。职业规划、职业路径还需要再明确。待遇和绩效也期待更加合理的调整。不然会消磨掉人的积极性。

好的方面是，经过这次疫情，我看到预防医学在不断得到重视。国家已经提出推进医防融合，让临床的大夫具备一些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的思维，让我们这种公共卫生的人再去多了解一下临床诊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如果大家都比较知己知彼了，可能疫情更加好防控一方融合。

希望这次疫情之后，预防医学不要被淡忘，公共卫生体系能真正建立起来。把体系的网底给弄得更加结实一些。如果再来一些大的新发传染病疫情，我们能够很从容的去应对。

职业档案

在这次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在早期疫情发现、阻断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流调员开始为人知晓。

流调员并不是一个专职岗位，也没有专门的业务科室，往往是在公共传染病突发时，从疾控各部门临时抽调人员，临时组建队伍。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常不需要流调，事实上，流调作为一种应对突发公共传染病的手段，在日常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幼儿园、单位等发生聚集性发烧、腹泻、呕吐等事件时，都能看到流调员的身影。

去年6月北京暴发疫情之初，丰台区疾控中心现场流调组组长杨霄星带领团队，仅用16小时就锁定了新发地市场，最大限度为疫情防控争取了时间。

疫情平稳后，流调员逐渐回归原本岗位，但仍在从事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为防范疫情风险做着准备。

与此同时，北京组建3600人流调队伍，人员来自市区两级疾控中心和市属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形成梯次配置和人员储备。通过专业培训，使其掌握流调、采样、防控、指导、消杀等技能。无事时各归各位，有事时来之能战。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摄影记者 陶冉

编辑 陈思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