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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坦尼克上逃生后,一个台山人的沉浮人生
新京报 记者 汪畅 编辑 胡杰
2021-04-23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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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型游轮撞上冰山,三等舱的乘客方荣山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逃生。这是一场世人皆知的灾难,但对远渡重洋的台山华侨方荣山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太平洋的两岸,方荣山留下了两幅面孔。

对家乡人,他知无不言,在银信(附带汇款的家书)中诉说着“在家千日好,出路时时难”,告诉亲友,自己乘的船撞到了冰上,靠着一根浮木获得重生。但在自己的妻儿面前,他却沉默寡言。

上个世纪初,迫于生计,大量华人从广东滨海小城台山出发远渡重洋,在这个如今的华侨之乡,当年亲人客死他乡、销声匿迹的故事俯拾即是。

1912年,那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型游轮撞上冰山,三等舱的乘客方荣山在冰冷的海水里挣扎逃生。这是一场世人皆知的灾难,但对很多远渡重洋的台山华侨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拍摄,让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氏家族间口耳相传的“海难逃生”传奇,穿过汪洋大海,解答了方荣山妻儿脑海里的疑问,也补全了关于泰坦尼克号的历史。

下南洋

下川岛四面环海,大大小小的沙滩遍布,走几步,顺手一捞,便是一手海水。被大海包围的孩子,打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方荣山也不例外。 

4月17日,方荣山的家乡下川岛水洋村。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方氏家族的晚辈们口耳相传,说方荣山十几岁时已经开始打渔。他所在的水洋村并不靠海,方荣山常常会走一公里,抵达南角村和芙湾村附近的出海口,和伙伴们一同出海。他带着编织好的鱼网,撑一条木船,离开岸边几百米,有时还会纵身一跃,跳进海里抓鱼。

打到了鱼,便拿到略尾圩去卖。至今,略尾圩仍是下川岛的贸易中心。

在后辈们的口中,方荣山是家族里的“聪明人”,年轻时读过一些书,认识一些字。身材也比同辈人显得高大。

台山人的移民热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为最开始的目的地都是现在的东南亚一带,也被称为“下南洋”。这其中,有人被欺骗、胁迫后贩卖至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地方,成为做苦力的“猪仔”,没有合法身份,无法在海外娶妻生子,也无法回乡,绝大部分孤零零地在异乡死去。

“猪仔”幸运些的,是“赊单华工”。他们可以在招工公司赊着账,免费登船,公司先承担衣食住行的费用,借的账按月从工资扣除,只有还完了钱,才能自由往来家乡。

时光悠悠,同时代的人早已远去。对于方荣山为什么要出国,一路去了哪里,留下的晚辈们并不知晓。现有的信息,也只是来自长辈的只言片语。方荣山在台山的后人,方萃群和朱红品都提到,方荣山并非自由移民,他是“猪仔”,“那时家里贫困不堪,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常要在岛上挖野菜充饥。”

他们猜测,“方荣山下南洋,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

那是上个世纪初,方荣山乘着船从小岛出发。这一去,便再没回来过。

沉默的父亲

50年后,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方荣山结婚生子。

然而,面对至亲,方荣山却是沉默的。直到今天,前妻谭亚凤都认为方荣山是个神秘的人。

1955年,二十岁出头的谭亚凤经由表哥介绍,嫁给了60岁上下的方荣山。在香港成婚后,二人一同前往美国。那时,除了“方荣山”这个名字,谭亚凤对这名未婚夫一无所知。

婚后,一些关乎整个小家庭的大事,方荣山从来不找妻子商量。每次都要等到事情发生,谭亚凤才开始知晓。尽管有了两个孩子,这段婚姻最终还是破灭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人离婚,孩子们跟着谭亚凤生活。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上学时,Tom Fong每周都会抽出一天,乘坐公交车前往父亲的住所。在那个狭小而干净的公寓里,父亲提起笔教他写中国汉字。父亲从不提及过去,他也不会问,“那时候父亲八十岁左右,而我才二十岁,不思考历史,不思考过去。”

沉默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久到Tom Fong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中文名,忘记了当初跟着父亲学的那些汉字。

直到2003年,平静被打破。那时,他和表弟一同参观“岩上之屋”的展览。走到泰坦尼克号的展览物前,表弟突然提起,方荣山以前上过这艘船。

Tom Fong感到震惊,这是他第一次听说,父亲居然和泰坦尼克号有关。他想起了很多往事,儿时参加的聚会上,也曾有一位亲戚告诉他,父亲曾经坐船撞到过冰山,掉落到海里后,他找到了一块门板,取下身边浮尸身上的皮带,将自己绑在门板上,最后等来了救援。年幼的Tom Fong没有多想,以为那是父亲在中国的遭遇。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照片,背面写有留言。受访者供图

“这是真的吗?”从博物馆回来,Tom Fong无法再从父亲口中得到答案,父亲已经于1986年去世。带着满脑子疑问,他问母亲,父亲是不是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的?谭亚凤觉得不可思议,她从未听说过这些事,便对着儿子说,“我说你神经病啊,你傻啊。”

Tom Fong不甘心,他又想起了父亲的那本日记。这是父亲的宝贝,走到哪儿,他就带到哪儿。当着妻儿的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在上面写写画画,只是从未将日记向他们展示过。父亲曾对Tom Fong说过,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经历,等我去世后,就看这本书。可惜后来无论Tom Fong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它。

Tom Fong眼里,父亲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只是这本书从未被他的至亲翻开过。

他无数次记起父亲的眼睛,一对小小的黑眼珠,嵌在皱纹密布的脸庞上。每当父子视线相交,他总觉得父亲在说,“我想告诉你更多事。”但是每一次,方荣山都未曾开口,只是沉默地注视着。

Tom Fong疑惑了多年,那些父亲没说出口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方荣山?Fang Lang?

因为一封邮件,Tom Fong开启了“寻父之旅”。

邮件来自《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研究团队。在一个与泰坦尼克号相关的网站中,研究团队发现了Tom Fong和儿子的留言,他们自称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后代。 

纪录片拍片现场的研究团队成员。受访者供图

两周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州,Tom Fong和研究团队碰面,向他们展示了父亲的照片,并告诉他们,Fang Lang的真名其实叫方荣山。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研究团队根据资料考证,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曾有一艘折返的救生船,发现了一名浮在门板上的东亚面孔,他是整个泰坦尼克号上被救下的最后一人。据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透露,影片最后,女主角露丝靠着浮木逃生的桥段,便是来自这段素材。

Tom Fong的信息来源,只是两位亲戚的口证。这让研究团队犯了难,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名单上,的确有一个叫Fang Lang的中国人,但怎么证明,方荣山就是Fang Lang?

线索指向了广东台山,这是一座著名的侨乡城市。自18、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台山人漂洋过海,赴欧美、南洋等地生活。在台山市2014年至2019年间开展的台山市侨情调查,截至2019年,全市有163万台山籍乡亲旅居海外及港澳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台山市常驻人口却不到一百万。

通过查阅档案馆、博物馆里的资料,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研究团队锁定了Fang Lang有可能生活的村子——台山市下川岛水洋村。 

研究团队列出的关于方荣山的线索。受访者供图

2018年,研究团队正式前往台山,开始拍摄。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很多方荣山的族人,听到了关于方荣山的另一面,而关于他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口证也越来越多。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回忆,在台山,还未提及任何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事情,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突然念起一首打油诗。方少英告诉研究团队,这首打油诗是从方荣山寄给自己父亲的信里看到的。

这让研究团队兴奋了起来,施万克开始相信,他们越来越接近事实。

另一边,方荣山那位早已嫁到邻村的胞妹方树莲也在传递这一信息。她的孙子朱红品告诉研究团队,自己长到10来岁,会读书写字之后,便承担起读信、写信的任务。他记得,这是大舅公在信里写过最大的一件事。

之所以记忆这么深刻,是因为方荣山的信一来,奶奶便会念叨起那场海难,“撞到冰山之后,船沉了,他抱着一根木头,在海里浮了好久,被别人发现时,已经快要死了,最后被医救活了。”每每动情之时,或者胞兄这次寄来的信,恰好讲了些不顺的遭遇,方树莲总会流下眼泪,仿佛在那海水里受难的是她自己。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信。受访者供图

朱红品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一些书信,均出自方荣山之手,钢笔写下的繁体字至今清晰可读。为了标出重点,每封信里都有标红字迹。信的开头总是如此,“树莲胞妹,自明甥子,红品甥孙,好意甥孙媳,均安知之。”

出门在外的日子是艰难的,正如方荣山自己在信里写的,“在家千日好,出路时时难。”

面对这位胞妹,方荣山似乎毫不隐瞒,总要说些体己话。得鼻炎了、和亲友起争端了,他都一一告诉方树莲。即便隔着太平洋,这些生活琐碎依然牵动着方树莲的心,她总想着,“孤零零一个人,可怎么办?”

“命是捡来的啊。”听朱红品念完哥哥寄来的信,方树莲又感叹得抹起了眼泪。

记在心头的乡井

这条捡回来的命,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故乡。

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头,方荣山总会寄来一些照片。结婚照、与孩子的合影,抑或是不同时期的个人照,每一张都透露了他的人生进程。这些照片尺寸不一,但对胞妹来说,每一张都是珍宝,她收藏好小的照片,把大的照片挂在墙上。

往后余生,方荣山只在书信里和亲友们见面。朱红品和方萃群记得,每年家里都会收到好几封来自美国的信。直到方荣山去世的前两年,朱红品还替奶奶给大舅公回过信。

与家书一同到来的,往往是钱物,这些钱物几乎负担了方树莲的全部生活费用。那个年代华侨在外,常常通过信件慰问家人安好,附带着银两。这种独特的家书,被称为银信。1986年,方树莲收到了来自胞兄的最后一封银信。只是这封信里没有信,只有银,那是一千美元。

那时,因父亲生病,朱红品四处借钱。这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几次搬迁,当年的银信保留无几。但他们记得,艰难时日里,是远在海外的大舅公帮衬着生活。

朱红品留存了一封写于1979年的信。那封信里,方荣山正记挂着亲人的回音。红蓝相间的钢笔字里,一行醒目的红字写着,“两个月之久,未知你收到否?又不见你回信,念甚。”

慰问亲友是每封信的惯例,关于自己,他总爱在信里写,自己安好,勿念。

不过,让朱红品印象最深刻不是信,而是蛋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餐盘大小的圆形蛋糕经由老乡送来,蓝白相间的奶油上,嵌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最终,一家人分着吃完了那块蛋糕,“那是美国寄回来的,我们沾了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代表着大舅公过得不错。

方荣山还曾带着亲友一同赴美打拼。结婚前,他在香港开了一个小农庄,交付给堂兄一家人打理后,又将他们带往美国。

Tom Fong还记得见到堂叔一家人的场景,只是出门买个面包的工夫,就在家门口看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国面孔。父亲没和母亲商量,便要让他们挤进自家那间狭小的房子,还带着他们去唐人街吃了一顿正宗的中餐。

在家乡人眼里,方荣山只是一个普通的移民者。他没有很大的成就或贡献,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加入研究团队的台山华侨李大川称,他们在走访时得知,二战时期,方荣山还曾购买国债,为祖国抗战筹集资金。

“熬过来真不容易。”想到这位胞兄,方树莲时时对后辈们感慨。

揭开谜底

家族里口耳相传的故事被研究团队知晓。口证越来越多,但这并不算可靠的证据。

回国之后,研究团队继续查证。最终,他们发现了Fang Lang的行船卡和方荣山的入籍证明。Fang Lang的行船卡资料截止到1920年9月,而1920年9月,正是方荣山入境美国的时间。在那张入籍证明上,中文签名清晰地写着“方荣山”,而英文名写的是“Fang Lang”。

也就是说,从方荣山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Fang Lang”这个名字消失了。

原因不难推测。1906年4月18日凌晨,旧金山大地震后,大火烧毁了当地政府的档案资料,这让因“排华法案”无法出国的华工看到了希望,他们借用或购买出生证明,用假身份和假名字出国。研究团队发现,当时一些在世界各地奔波的华人,已经习惯了转换身份和姓名。

种种迹象表面,方荣山便是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Fang Lang。

而且,他很可能确为资料里写的那位最后一名被救上来的幸存者。

谜底揭开,Tom Fong又想起了父亲的眼睛。

“那是一双神似露丝的眼睛。”他联想到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女主角露丝。电影最后,年迈的她又来到海上。她蹒跚着走到海边,爬上栏杆的动作不再利索,低头望向那片海。

海难之后

然而,这场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对方荣山一行人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除了学者、商人,其他华人出入境变得格外艰难。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六名幸存的华人还被攻击为抢占了妇女儿童坐席的偷生者,然而事实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入大海。

于是,刚一到岸,六人便被驱逐出境。

在一艘运输水果的货船上,方荣山当了8年水手,之后终于入境美国。

研究团队查阅资料发现,在这场海难中不幸遇难的两名华人,是和方荣山结伴渡洋,相约一起做生意的伙伴。在Fang Lang填写的遗失物清单里,也写着领带、领结、西服等物品,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要在船上当水手,终日劳动的人。

只是海难让一切化为乌有,方荣山只能重新开始。

即便是后来辗转抵达美国,他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在美国,他两次创业,开洗衣房、开餐厅,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生活也格外清贫。

尽管如此,他总是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大家面前,Tom Fong记得,父亲总是精神抖擞地走着路,手上还戴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玉戒指。

在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中,方荣山无疑是幸运的。根据纪录片,海难中幸存的6人中,一人染上肺病而死,一人从印度下船后踪迹不明,一人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一人到加拿大经营着一家咖啡厅,一人至今仍未确定身份。

而方荣山是唯一一个留下了后代的中国幸存者。花甲之年,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生下两个儿子,还活到了耄耋之年。

离婚后,他独自租住了一个顶楼的小公寓。孩子们跟着前妻生活,长大后也难以相聚,他在寄回家乡的信件上写:“国光、国民两儿在别处工作,大约百里路之远,不能常见,只由长途电话,谈话而已。”

Tom Fong说,即使父亲生活落魄,但仍保持着应有的尊严。70岁,他在租房时遭遇了“黄种狗”的侮辱,便对着对方一拳下去。

那时,“猪仔”没钱,没有身份,随时面临被遣散的风险,根本不可能结婚,也不可能拥有后代。也许正因如此,对于自己拥有两个儿子这件事,方荣山总是格外自豪。Tom Fong记得,每次方氏族人聚会时,自己的肩膀上总会环绕着一只苍老的手臂,那是方荣山,他笑着对其他人介绍,“this is my son!”

寻根之旅

2019年,Tom Fong跟着研究团队回了一趟“家”。对他来说,这也是一趟寻根之旅。

走上下川岛,如今,父亲曾经打渔的地方仍然有出海的渔船,曾经的贸易中心盖起了崭新的高楼,田地和水泥路也多了起来。岛上还开发了旅游区。 

4月17日,下川岛川东大湾,方荣山曾经出海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而父亲曾经的房子里,也住进了家族的后人,继续延绵着香火。在下川岛水洋村,方氏祠堂的香火已经延续了近三百年。经年累月,村里的方家人越来越多,他们盘根错节地驻扎在岛上。这里,成为了他们的“根”。

在这座古老的方氏祠堂里,牌位按照辈分一一排列,唯独少了方荣山。

因为泰坦尼克号,一族后人又重新有了联系,他们建立了微信群,开始通过网络传递家族亲友的变迁。

那一趟,他们一行人寻到了方荣山曾经出海的地方——川东大湾。这个曾经的出海口,如今成了一片沙滩。

当地人透露,这片沙滩平时鲜有人至,“外地人能找到这里,不太容易”,那是一条仅一车可行的泥巴路,两旁是自然生长的花草树木,转过好几个弯,再穿过一片田地,看到褐色的长毛树叶,走过,才到了这片沙滩。

海水起伏着、奔涌着,以均匀的速度向岸边前进。“哗——啪”,海浪退去又袭来,浪花每一次漫上海岸,都润湿了一圈沙子,也隐没了些许痕迹。

不过,沙滩上仍然留存着杂乱无章的脚印,它们大小不一、方向未定。那是人的足迹,一些人绕海而行,一些人从海上来,一些人往海上去。

 

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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