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贩喜平

新京报记者冯雨昕编辑胡杰

2021-04-03 20:39

剥洋葱

五十七岁的张喜平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自出生起便全盲。从1990年开始，他已在西安回民街上贩鸡蛋三十一年。他有自己的买卖哲学，他说只要能吃苦，就能活好，就能自食其力。

西安市的回民街上，人、自行车、三蹦子、小汽车日复一日地形成大股洪流。

张喜平是这洪流中的一分子，脸微侧、眼闭拢，拉一辆装鸡蛋的板车，手里的铁棍敲敲打打。从1990年开始，他已在回民街上贩鸡蛋三十一年。

五十七岁的张喜平患有先天性青光眼，自出生起便全盲。每天他起个大早，从市郊的家中独自一人携两大筐重一百六十斤的鸡蛋，转两次公共汽车、耗时一个半小时到回民街售卖。不论刮风下雨、天亮天黑，不卖完坚决不回家。

走街串巷多年，张喜平总结出两步诀窍：他心里有张地图，哪儿拐弯、哪儿掉头，就凭直觉迈步子，这是第一步；手里的棍棍左敲、右敲，敲到台阶、垃圾桶、小车等障碍物，迈出的步子就收回、绕开，这是第二步。

他叫卖的广告词简单，只一句“卖鸡蛋嘞！”夹着陕西口音的升调、降调，他一天要喊上千次。

开始一场交易更简单。“拿二十块的！”在嘈杂中敏锐地捕捉到这句话，张喜平立刻停下脚步。

“其实就是一回生，二回熟”

3月28日，早上八点多，张喜平出现在巷口，回民街市刚刚冒出人气。

张喜平不足一米六，个小但结实，厚唇大耳，长一头寸而锋利的灰白色短发，发际褪成小写的字母m。

这天他穿黑胶鞋、军绿色的夹克衫，内里两件敞口衬衫；一根铁棍笃笃敲在脚前，身后拉着辆白色小板车，上搁两个盛满鸡蛋的竹筐，拿塑料纸罩着，每筐四十公斤重。车头挂着塑料袋、帆布包，还有装着老式杆秤的铁皮箱。

有人在街边喊：“张喜平，老刘家要一桶蛋！”张喜平便止步，人一歪，伸手接过一只塑料桶。

这是家泡馍店，是张喜平每天的第一站、第一桩生意，也是最大的客户，总要买他一两桶鸡蛋。

张喜平搁下铁棍，佝腰往竹筐里摸去，将鸡蛋三个一抓，慢吞吞放到桶里。

他那腰弯成近乎标准的直角，只坚持三分钟就累了，便蹲下去，拿自己的脚后跟当凳子。他的眼睛总是闭着的，偶尔眨一眨，估摸着桶里的鸡蛋有没有放到顶。

张喜平偻腰往竹筐里摸去，将鸡蛋三个一抓，慢吞吞放到桶里。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他的每个动作都慢，装一桶要十分钟。完事后，拿杆秤一吊，两指捻着杆上用胶带贴注的刻度，多则减，少则添，再交蛋、收钱。

五十元的大票子，他收在衬衣外层，其他毛票子则贴身放。区分不同币值靠手摸，比大小，比长宽。鉴别假币也靠摸：假币“像油光纸做的”，摸着没有凹凸感。经手指揉搓的声响也不同，真币是“克呲克呲”，假币是“噶扎噶扎”。

张喜平准备为鸡蛋称重，秤杆上的刻度被胶带贴注而出。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张喜平继续往前走，不断地被人与车裹挟着、超越着。他那棍子笃笃杵地，嘴里吐出啧啧的声音，提示自己也提示路人。

张喜平说，他出生二十天时，母亲发现他的眼珠子始终不会动弹，就和丈夫一块把他抱到西安市的医院去。由此知道得了先天性青光眼，求医问药几年，转遍了西安市却总看不好，只能作罢。

他的童年因此是多灾多难的，摔跤“不尽其数”：掉下过下水道、防火洞，最危险的一次，掉入一口近十米深的吃水井，是几个乡亲一起把他捞上来的。年轻时，他的头上、手上、腿上，新伤旧伤、大伤小伤不断。

而后他就有了“直觉”，“其实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好比在回民街上，刚来时也是“两眼一抹黑”，走得多了，金银手饰店的敲打声、水果铺的刀子削皮声，拉客的嗓门儿、音响里循环的歌，香的、臭的、辛辣的气味，都成了他的指向标。于是他能下意识地走了，“好像你闭着眼也能摸到自己耳朵。”

人的脚步声、车轮的擦地声，他也能分辨，便有了前后左右、距离远近的判断，随之可以避让。“眼力是人生的第一道窗口，耳力是人生的第二道窗口——我这样的人，耳力再不行，我混不好这些年。”

这两年，他感到直觉与听觉都在缓慢退化，意外撞击因此较过往频发。

好在他已形成轻脚慢步的习惯，即便撞上店家的锅、桌椅，或路上的行人、垃圾桶等等，他的碰撞也是极轻巧的，只怔上一怔，然后要么说“对不起。”要么说“谢谢！”要么说“对不起，谢谢！”若无其事地绕道而过。

鸡蛋专家

10点左右，张喜平到了回民街保健院家属楼下。他的嗓门本就很洪亮，到了静谧的居民区更显出威力，“卖鸡蛋嘞！”炸得许多人侧目。

顾客从窗户里朝下喊住他，穿着拖鞋飞奔而来。

有的抱怨鸡蛋升价，怎么竟要五块二一斤？他一条一条讲道理：“天气热，鸡不爱下蛋了。而且今年粮食贵，饲料就贵，那鸡蛋的进价自然也贵。我每斤就赚几角钱。”

有的扫码支付，没听见收款的提示音，就问他：“收了么？怎么没声音？”他搭闭着眼睛，一仰头道：“没声音么事，信号慢了，你走你走！”

张喜平常用的只有一台按键式的老年手机，他用不了智能机，因为“哪儿哪儿都是平的，摸不出来。”不像老年机，把快捷键设置妥当，能给他报时、报号码、报短信。

张喜平听老年手机报时。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三十六分。”手机说。

张喜平立在板车边，美美地哼了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那一阵生意算顺利，散客、熟客纷纷临门，五斤、十斤地往外卖，钞票一张张往兜里送，鸡蛋转眼少了半筐。

称重、算价，张喜平反应得飞快——他没上过学，但多年的商贩经历让他对两位数内的加减乘除滚瓜烂熟。

张喜平说，自己十一岁就开始在村里的工地上拉架子车，还为村附近的沙子场捞过河沙。1984年，他听说隔壁嫂子在卖鸡蛋，他就也养鸡、卖鸡蛋。最早是一个人去西安老站，在火车站附近叫卖。

1990年，他住的村子通了中转可达西安市钟鼓楼的公交线路，他就把生意挪到了回民街，从此没再离开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卖鸡蛋，每天能挣十来块，“那时候钱值钱，一个馍馍才五分钱。”

张喜平将称好的鸡蛋递给顾客。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他自己养鸡也是养到1990年，后改从其他养鸡场进货。“因为养鸡太复杂了，有那么多疾病，都得从书上看。我看不来，就得让人念，但又不能总麻烦别人。”他其实是好学的，小时候还曾到村小去听过墙脚。

他尽力在鸡蛋的领域做成专家，不厌其烦地向顾客发表鸡蛋专家的言论：“放鸡蛋，要空气越干燥越好——莫放冰箱，会起霜，起反作用……蛋壳有光感，就说明鸡没生病，不缺钙。如果鸡蛋壳是毛毛的，这蛋就容易碎，是鸡的肠胃不好，有大肠杆菌。”

他还有卖蛋的哲学。卖蛋卖蛋，卖的也是运气，张喜平说。

午后，运气急转直下，眼见到了下午一点半，一筐蛋还没有卖见底，保守算还剩下九十多斤。

“今天不行。”张喜平焦躁地去揪车把上缠着的胶布。这是他一天烦闷的开始：卖不出去，鸡蛋就连同运气一块儿砸手里了。

他为此没胃口吃午饭，挨到快三点，饿极了，才花一块钱买了只白馍馍。从小皮院街拐进一条小巷子，找到一个石墩——是他每天吃午饭的专用座位，坐下不到五分钟，空口吃完了馍馍。

“人生在世上就是来卖力气的”

六点钟，晚高峰来了，本就狭窄的小路，横向里人挤车，车挤人，滴滴叭叭、水泄不通。纵向里更是望不到头。

张喜平跟在一辆三蹦子后面，一手摸着三蹦子的车屁股。三蹦子往前挪一点，他就往前踉跄一点。诸声鼎沸之中，他的听觉大受干扰，走两步就要撞人、撞车。

一下午的生意都不好，鸡蛋还剩大半筐。绕回最热闹的北院门后，张喜平决定折价甩卖，一斤蛋五块钱。

有人想杀价到四块五，张喜平有点生气：“一分质量一分货，你总不能让我一点都不赚吧？”又说：“我是大老远来的。”

他住在西安城外20公里的马王村。每天早上五点半，他自然醒来，然后洗脸、漱口，临出门前吃五颗胶囊，活血化瘀、治疗静脉曲张的。

六点出头，女儿会陪他推着装有两筐鸡蛋的三轮车，走过一条“匚”形路到村外的公交站台，等302路车。

302路的司机谈师傅说，张喜平谨慎，几乎从不让人替他提筐子，“怕让人把蛋碰坏了。”张喜平总是自己先上车，回头摸索，背一弓，腰一拉，就把竹筐提了上来。“早几年他哗一下就能提上去，现在看看也有点吃力了。”

302路车是小巴车，空间逼仄。每次坐车，张喜平的鸡蛋一筐放在脚边，一筐放座位上。他本人就立在驾驶座的后面，一手抓着一只筐，一手抓着前排的扶杆，对两筐蛋呈半包围保护姿势。

302路车队为张喜平行方便，给他在起重机厂独辟了一个下车点，让他能坐上首发的612路车，直达回民街。如不堵车，张喜平到回民街通常刚过早八点。晚上他则要赶在六点半前离开，以坐上回家的末班车。

眼下过了晚七点，张喜平还游走在回民街上。相熟的店家见到他，问他怎么还不走，赶不上末班车了吧？

“卖不动，卖不动。”他念叨，又自言自语：“卖不动咋办？只能继续卖。赶不上车咋办？那也没办法。”

入夜后，回民街上人流量增大。张喜平继续叫卖。新京报记者冯雨昕摄

他一直未婚，年轻时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不肯，“比我好的瞧不上我，比我条件差的，我也不想找——不是给人添累赘，就是找个累赘。”1990年，他抱养了一个女儿，现已让他做了外公。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母亲，常年要用心脏病药。他自己的左腿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半截小腿的血淤得像根胖茄子，表皮如鱼鳞斑驳。他去省医院治过一回，嫌太贵，就自己回来吃药。

他和母亲的药费，每月要花近一千块。家里剩不到二亩地，承包了出去，每年拿三四千块。卖鸡蛋的月收入，基本在两千元上下，加上每月共计一千元左右的低保补贴——略显拮据的生活。

所以张喜平不敢停下，一旦闲在家里，他就觉得无比愧疚：“人生在世上就是来卖力气的。”

卖不完鸡蛋他也愧疚，踌躇着不愿回家，一面继续在回民街上游荡，一面狠狠地揪车把，扯下巴掌宽的一道胶布来。

直到七点三十三分，一家油泼面馆要了他最后的十三斤鸡蛋，他才终于松弛了下来。

躬身抓完全部鸡蛋，张喜平收下钱，径直摸到最近的垃圾桶处。和鸡蛋打了一整天的交道，他两手沾满鸡毛、鸡粪、鸡蛋清，摸索着用塑料纸擦了擦，凑着垃圾桶甩干净。

有这欲望，就能活好

将近八点钟，张喜平准备回家了。

他先将板车锁到回民街对面的环卫站里，因错过了公交末班车，又打电话托附近的熟人捎他回家。

等车时，他再次把脚后跟当作板凳，蹲着念念有词，重释自己的理论：老得走不动了，干不动了，才是真正的“苦”，其他时候都不算真苦——况且回民街上从没人欺负他，反倒个个要帮他。熟客买完他滞销的鸡蛋，熟人分文不取捎他夜归，城管放他行，环卫工人容他存车。他那辆崭新的板车，是几个月前西安理工大学的志愿者团队为他免费制作的，轻便异常，替换下用了近三十年的旧车。

所以他现在也不觉得苦。

他此生最熟悉的两块地方就是回民街与马王村。闭眼在这两地横行，绝不是一句空话。

坐在回家的车上，他隔一阵就问，制药厂到了吧？锅炉厂到了吧？那是他的直觉又起作用了。

直觉告诉他这些年的周遭变化：回民街的砂石路改成了石板路、沥青路，有时游客多到他无处落脚。回民街外的马路从十米加宽到六七十米，两车道成了八车道。公共汽车的“天线”撤了，先改成了发动机在车头的燃油车，而今逐渐多用发动机后置的纯电动车。燃油车的噪声最大，电动车则平稳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