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强的左臂上，文着“1994.11.17”的字样，时间久远，当年的纹路已成青绿色。他说，那天是他走进派出所接受调查的日子，刻骨铭心。 

何国强的左臂上，文着“1994.11.17”的字样，他说，那天是他走进派出所接受调查的日子。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那天开始，何国强被羁押，他被控参与杀害了两名出租车司机。 

两名出租车司机被害于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河北承德，此案影响巨大。承德市警方在侦查中认定，嫌疑人是大石庙乡庄头营村的青年陈国清、何国强、杨世亮和朱彦强。 

之后此案经历了长达10年的”马拉松”审理。承德中院三次以”抢劫罪”判处四人死刑，河北高院三次以”证据不足”等理由驳回四人的死刑判决，第四次，承德中院判处陈国清和杨世亮死刑立即执行，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2003年，河北高院二审将陈国清、杨世亮改判死缓。 

在狱中，四人一直坚持申诉，称自己无罪。媒体以”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为题对此案进行报道，此案甚至作为”疑案”案例，进入了大学课堂。 

被判死缓的何国强在前后减刑5年11个月后，于2021年3月3日刑满释放，其他三人仍在狱中服刑。 

何国强算着日子，他共被关押26年3个月14天，从22岁到48岁，从青年到中年。 

出狱后的何国强变得沉默寡言。他认为自己冤屈，但情绪已经不强烈。他说，申诉是他的终生目标，他还要融入社会，娶妻生子。 

出狱不到一个月的现在，他在努力适应现代生活。 

归家 

由于城中村改造，何国强的老家庄头营村在2010年消失在了地图上。回迁房在去年分了下来，但何国强的父母没住进去，总想盼着儿子回来再说。目前，他们暂住在山上的三间临时工棚里。 

出狱后的何国强光头，眼角有明显的褶皱。他中等个头，大臂粗壮，习惯性地挺直腰背，胸肌显露出来。 

刚回来那几天，何国强坚持晚上要和父母睡在一间房里。他说自己回家20多天，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每晚得醒四五次，心脏也不好，感觉就是心口扎得慌，刺痛。” 

他现在仍保留着监狱里的作息习惯，每天6时30分起床，之后就绕着山跑步。”恢复恢复体力，越不锻炼就越没劲。” 

出狱后的体检查出高血压，他一直没吃降压药，因为”一吃就不能停。”他琢磨着，跑步兴许能降血压。 

“我的身体内脏，各个部位和关节，都有点跟不上节奏。”他说自己走路时，小腿肚子和脚腕子就发疼，”在监狱里呆了26年，太虚了。” 

右脑蛛网膜囊肿则是老毛病。何国强回忆，初次发现脑壳里长了”水泡”，是有天他昏倒在厕所，送去医院查出了囊肿，已经压迫到血管。出狱之后他去复查，这个”定时炸弹”依然在，而且由于靠近血管，做手术也有风险。 

失去自由那天，何国强虚岁22，婚房刚盖妥，还没成家，是父母眼里的孩子。出狱的时候，何国强48岁了，孑然一身，在父母眼里，仍然是孩子。母亲付玉茹要求儿子出门带着她，”就像孩子丢了27年似的，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我得盯紧他。” 

山上风大，何国强喉咙发炎，用手在脖子上揪出紫红色的痧，付玉茹就赶紧给女儿打电话，让她带药上山。 

中午阳光正好，何国强罩上有年头的蓝工装，给父亲何占一染白头发。何占一围上旧床单，低头坐在儿子面前，常年皱着的眉头舒展开，表情顺从。 

何国强给父亲何占一焗油理发。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工棚在燕山腹地，窗外贴着防风的塑料膜，三月气温回暖，阳光照进破木板围成的小院里。 

常年的风吹日晒，令何占一的脸变成了灰棕色，眼睛遇到风就会流出泪水。儿子离开的这些年，他常常借酒消愁，整个人瘦得像干柴一般。 

焗油染发的手艺，是何国强在监狱里练出来的。他回忆，刚进去时，他年轻，学东西快，就给老干警理发。很快他就能用推子理寸头了，后来染发焗油都不在话下。 

何国强熟练地拿起推子，把父亲后脑勺和耳旁的头发打薄，把头顶的头发梳成偏分。 

大妹在一旁看着，建议哥哥去理发店打工。 

但何国强对进入社会还没有信心。”自己与社会太脱节了，一两年之内应该干不了啥。”他说，熟悉的地点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以前都是小瓦房或者小草房，房子里自己生炉子或者生大灶子，现在都住楼房了，给我领到我们老家那里，我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 

何国强回家后，山腰上的棚屋热闹了起来。不时有亲戚朋友登门看望，何占一在圆桌上摆了过年时才启用的黄铜火锅，付玉茹忙里忙外准备餐食，何国强帮助打扫，在席间，他为客人倒酒，主动碰杯感谢，努力做到周到。 

亲戚送给何国强一台苹果手机。用了两个星期，何国强学会了用微信接打电话。但仍记不牢自己11位的手机号码。 

何国强不习惯用手机键盘敲字，就用手写打字，智能手机对何国强来说仿佛科幻。他回忆，1994年自己”进去”之前，固定电话都很少见，BB机是新潮和有钱的象征，”掌中宝”和”小灵通”更是听过没见过。 

何国强掏出一副黑框眼镜戴上。“眼睛都花了，这150度的。”他语气中带笑，像在自嘲。”现在是眼睛也不好使，腿也不好使，出门就绊跟头。”他把手机举到眼镜前，这才看得清字。 

何国强戴上了老花镜看手机。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眼花是中老年人的普遍症状，但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总在光线不好的屋里关着，他不会眼花。 

他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划开微信，点开与妹妹的对话框，那里有一段给小外甥女录的视频。小姑娘看着镜头，喊着”大舅”，与他”唠嗑”，憨态可掬。何国强看着看着，忍不住笑了起来。 

遗憾 

夜晚，何占一在家门口亮起红灯笼，寓意未来的生活”红红火火”。 生活的色彩吸引着何国强，他很少主动提起那些灰暗的日子。 

何国强关灭手机，轻轻地说，被羁押时，”想法简单，只是想喊冤”。 

“看守所就是个仓库。”何国强说，作为被判死刑的重刑犯，他单独关押在监舍里，只有被提审时才能见到人说话。那是被时光固定住的10年。 

在监狱的16年，则”像是进了工厂”。他成了监狱里的技工，赚积分，赢得了7次共5年11个月的减刑。他还做过勤杂工，给办公室打扫卫生，帮助食堂开饭。 

“那饭桶100来斤，我们俩人一抬。”他展示粗壮的大臂肌肉。 

在旁人看来，近27年的牢狱时光，把何国强”磨平”了。这或许也是他”积极改造”的结果。但至今，何国强仍不认罪，他认为，这场牢狱之灾成了他整个人生的遗憾。 

“多大的遗憾啊你说。我本身就是守法的公民，背着一个没犯过的罪，你琢磨琢磨，一般人体验不到这种地步的遗憾。” 

他称，自己当时被迫认罪，试图自杀了好几回。 

2003年在河北高院终审开庭时，四名嫌疑人均坚称被刑讯逼供，法官同意了四人当庭验伤的要求，但在最终判决时，未认定有刑讯逼供。 

何国强脱下裤子，给记者展示大腿上的伤疤。经过岁月的打磨，那些一条条、一块块的疤痕已经变淡，如浮雕一般凸起在皮肤上。 

当年的破案报告记载，警方在陈国清家中提取了一把自制单刃匕首，匕首刀把上残存着一粒米大的血痕。血痕检验与其中一名被杀司机的血清型相同。警方又在另一名被杀司机的出租车中找到了一截烟头，鉴定出上面唾液斑与杨士亮的唾液是同一个体的准确率为99.06%。 

这些鉴定报告及认罪供述，成为四人被判有罪的主要依据。 

陈国清的辩护律师吕宝祥已经年过八旬，他告诉记者，每次河北高院发回重审，都会给承德中院列一份《发还提纲》，里面列举了此案的疑点，三份《发还提纲》列出的疑点不下20个，其中包括对赃物下落不明、有无作案时间、被告人翻供、出租车上遗留财物去向、在押犯揭发说疑似作案凶手等情况的疑问。 

吕宝祥还提到，陈国清先被抓获，然后”咬”出了何国强、杨世亮和朱彦强。”陈国清招了一、二十人，警方在他们村抓了几十个人。为什么其他人线索都断了？” 

“这些疑问都无法排除，所以最后的判决也留有余地。”吕宝祥认为，此案应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教授何家弘曾带领学生们讨论此案证据中的疑点。 

“在陈国清等人涉嫌杀人案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有罪推定的痕迹。”何教授指出，如果价值取向是打击犯罪，那就会确立有罪推定原则；如果价值取向是保护人权，那就会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何国强说，自己一直坚持申诉。 

何国强和父母在一起。从他被羁押开始，家人就踏上了信访和申诉之路。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付玉茹说，从儿子被羁押开始，她和另外三家的家属就踏上了信访和申诉之路。 

“火车票都那么高一摞。”付玉茹用手比了个和视线齐平的高度。她说，为了省钱，住十元钱的床位。”回家一脱衣服，黑秋衣上白花花的全是跳蚤。” 

付玉茹说，令他们家人遗憾的是，在2020年12月28日，即何国强刑满出狱前两个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一份不予抗诉的决定。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交办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决定称，经复查认为，此前终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审判程序及量刑上并无不当”，”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本院决定不予抗诉”。  

空房子 

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那天，一名记者拍下了何国强被押在警车内的照片。何国强当时32岁，已经被羁押九年半，他头上还有黑发，脸庞尚且圆润。他从警车内望向窗外，满脸迷茫。 

今年，何国强48岁了，迎来了本命年。按当地风俗，本命年要小心行事。付玉茹给儿子置办了一套黑衣服，还决定让儿子在未来一年待在家里，”不要太折腾了，好好恢复身体。” 

出狱后第三天，何国强去给爷爷上坟，他摆上家人准备的水果，烧了厚厚一沓纸钱。 

何国强的爷爷有三个儿子，六个女儿。何占一是长子，负责赡养老人。何国强跟着爷爷长大，祖孙俩睡同个被窝，在一个盆子里洗头洗脚。 

何占一说，父亲是一级厨师，退休后，有着稳定的退休金。而他自己年轻时在农业研究所打过工，掌握种菜的技术，和妻子付玉茹经营两个蔬菜大棚。”别人种菜一般两季，但我能收三季”。 

拆迁之前，庄头营村靠近农贸市场，何占一种的黄瓜比别人更早上市，销路也好。他记得1994年夏天，也就是儿子出事那年，黄瓜丰收，他们全家没日没夜地摘黄瓜，”怕烂在地里，我们天不亮就起来，拿着手电筒，一上午能摘200斤。”按一块多一斤的批发价，他能卖200多元钱。 

何国强和父母如今住在山腰的临时棚屋里，周围是一片工地和工厂。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根据警方调查，歹徒杀害两名出租车司机后，共抢走了几百元现金和两个BB机。何占一至今不相信何国强犯案，因为这些财物价值不及他家几天的收入。 

也是那一年，何占一花五万元盖了新房，准备给21岁的儿子娶媳妇。他说，那是”非常豁亮”的4间平房，地下还有5间储藏室。房子盖好了，正在张罗装修，”从唐山运过来的小瓷砖刚贴上”。 

何国强初中上了几天就辍学，之后跟着古建队学手艺。何占一说，新房子的门窗是儿子亲手打的，他记忆尤为深刻的是，刚把门窗的玻璃装上，就”出事”了。 

“新房一天没住上。”何占一说，儿子被带走后，老两口把新房住成了旧房，2010年，双桥区城中村改造，庄头营村和农贸市场都拆迁了，他们就搬到了山上的棚屋。 

由于耕地也被征用，何占一和付玉茹每月有2000元养老金，他们花100元在棚屋旁租了一块空地，自己种了玉米，还有葫芦、黄瓜、土豆、韭菜等蔬菜，他们还养了四只母鸡、五只公鸡和几头羊，在吃饭上自给自足，把花销控制到极少。 

这些年，城市变化巨大，堵车、高楼、高架桥，甚至暖气片都让刚出狱的何国强感到陌生。但回到山上，他有了熟悉的感觉。 

何国强父母用的家具全是旧的，何国强爷爷传下的家具仍然摆着。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因为节俭，这近30年的时光里，老两口的生活冻住了。家具全是旧的，何国强爷爷传下的家具仍然摆着，那是一台抽屉松动的木桌，和两口磨出釉面的大箱子，而一旁的老衣柜玻璃已经全碎，用棉布包着，也是上个世纪的物事。 

拆迁后，何占一家分了五套回迁房。他给两个女儿每人一套，给自己老两口和儿子留了三套。 

回迁房在高档小区里，有个复杂洋气的地名，老两口没张罗装修。他们空着新房子，总算把儿子盼了回来。 

婚事 

刚回家时，何国强哭了几场，后来他总是眉头锁着，看起来心事重重。 

他经常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一天早晨，他自告奋勇要拖地。涮拖布时，本应用院子里清洗拖布的水桶，他却随手把拖布放进了浇菜用的大水缸。 

付玉茹翻出了何国强的信件，里面有过去的朋友寄到看守所的，也有他在狱中写给父母的。何国强读了一会，就把这些信都扔到灶台里烧了。 

何国强读完被羁押时的信件，把这些纸扔到灶炉里烧了。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对自己的案子，何国强总是敷衍地说”时间太长，记不清了。”付玉茹陪在一旁，忍不住替儿子表达心迹：”在看守所时，他恨不得提前开庭，把冤屈说给法官。” 

但现在，何国强记忆里只剩下失望的感觉。”要不就是开庭，再发还，再开庭，再发还，总是给点希望，然后又破灭，给点希望又破灭，一直到我出监。一直这么着。” 

他说还是要继续申诉，但在青春耗尽的当下，他更多的动力是为了下一代。”等我有了孩子以后，人家再说他爸爸是杀人犯……”他停顿了下，似乎又有点不确定，”你说我背着杀人犯的名声还是会影响下一代，是不？” 

付玉茹说，儿子回来后，总是在床上一坐就是半天，问他在想什么，他又说不出，”好像整个人是空的”。 

何国强提起，同龄人都有了第三代，自己被耽误了。

“如果不坐牢，你的生活会怎样？”记者问。

“会过上平凡的生活”，

“什么是平凡的生活？”

“有家庭有孩子，有一份体面的事业。” 

为了给唯一的儿子何国强成家，他的老父母把这些年的养老金都存了起来。 

但在当下，婚事还需要时间。 

两年前，何国强还在狱中时，一名离异的女士开始与他通信。出狱那天，这位女士去接了他，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这位女士今年39岁，两人通信时的感情真挚而热烈。何国强把手机屏保和微信聊天背景都换成了她的照片。 

女士提出订婚，这难倒了何国强的父母。 

“我们欠了几十万的外债，装修房子的钱都得借。”付玉茹不敢当着何国强的面讨论这桩”喜事”。按习俗，订婚时要给女方6万彩礼，还要准备”三金”。 

老两口盼着何国强结婚，但问题也许出在”幸福来得太突然”。付玉茹担心，何国强刚刚出狱，两人都还不够了解。 

但何国强坚持认为两人合得来，并劝母亲”我这样的也找不到别人了。”于是，付玉茹只好一边建议”再处俩月”，一边借了钱让何国强装修房子。 

和女朋友聊天时，何国强的话就多了起来。吃完午饭，山上阳光正好，何国强把手机端在耳旁，在院子后面溜达着和女友通话。他眼睛里有了神采，语气温柔。

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梅云秋 编辑 胡杰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