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军良再次来到广州。去年，他穿着自己最体面的一套装备——紫色的衬衣、深蓝色牛仔裤和黑色运动鞋来接被拐15年的儿子申聪。

2021年3月，当年拐卖申聪的人贩子张维平等五人开庭受审，申军良还是这身衣服。

一审开庭已是三年前。这期间，有人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回了孩子，但孩子难以接受身世的改变，不愿意回到亲生家庭；有人幸运些，孩子找到了，一家团聚，但又遇到了彼此融入的难题；还有人至今仍在寻子的路上。

在是否谅解人贩子的问题上，几个家长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审时，申军良当庭提出，只要人贩子愿意提供信息，帮他们找到孩子，他愿意出具谅解书。这次开庭，申军良的态度很坚决，他要求人贩子得到严惩，也要为失去的十五年讨个公道。

 但对于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来说，他们仍对张维平抱有一丝希望。他们在法院签了请愿书，要求对张维平缓期执行死刑。

在庭上，张维平再次提到了神秘的“梅姨”。他表示梅姨真实存在，但目前的两张画像都不像她。

由于本案是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法庭将依法提交高院的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案件将择期宣判。

3月26日早上九点，申军良就来到法院门前。王翀鹏程摄

上诉

因疫情管控，五名被告人——张维平、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和陈寿碧在增城看守所通过视频远程受审。视频中，他们坐在红色的塑料方凳上，蓝色的背景上写着“广州法院”四个大字。

申军良和两个代理律师在增城区人民法院的第十一审判庭。出于防控和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法院只允许被告人和受害人亲属到庭旁听。

同案被拐儿童家长钟丁酉和李树全坐在另外一个房间。他们是专门冲着第一被告人张维平来的。2003年和2005年，张维平在惠州拐走了两家的孩子，此后十几年，两家人拼尽全力寻找孩子，但始终没有音信。

除了这两个孩子，张维平落网后交代，那三四年间，他还拐走了另外六个孩子。而申军良的孩子申聪被周容平、杨朝平等四人抢走之后，也是通过张维平销赃的。

2018年底，五名被告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受审，张维平、周容平被判处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获刑十年。五名被告不服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时隔三年，今年3月26日，案件由广东高院在增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庭的电视屏幕并不算大，申军良还是一眼就看出，相比三年前一审宣判时，五名被告人明显胖了。他记得张维平落网时还是个瘦高个，现在也挺起了肚子；陈寿碧虽然神情低落，身材也圆润了不少。

上午10点10分，审判长宣布开庭。但由于信号多次中断，庭审不得不中止。直到11点5分才重新开始。

按照程序，法庭首先核对了被告人身份。由于本案是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审判长说，庭后将依法提交高院的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随后，法庭宣读了一审判决书，并核实五名被告人上诉的情况。

第一被告人张维平突然反悔了。“我本来不上诉的。”张维平说，还当庭提出要撤回上诉。

审判长解释，因为张维平属于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根据相关法律，不允许撤回上诉。“因此在庭审中，是按照张维平上诉进行审理。”庭后，申军良回忆。

3月26日下午，申军良向媒体复述庭审情况。王翀鹏程摄

因拐卖三次获刑

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拐卖孩子获刑。

张维平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1971年10月出生。张家经济条件不好，张维平读到初二时便辍了学，在家务农。没几年，便外出务工挣钱。

上世纪90年代，张维平从贵州跑到邻省广东打工。他曾对警方供述，起初他在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厂子里做鞋，1996年后，他辗转来到增城，在荔城区（现增城区荔城镇）的一家化纤厂找到了工作。

这期间，他听说有老乡拐卖孩子的事，他了解到胡某和同为遵义人的曹某做的就是这样营生。张维平还认识一个吴某，对于此间的门道略知一二。

没过多久，张维平也干起了这行。经他手卖掉的第一个孩子是同居女友带来的，他们从买家手里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张维平分得了5000元。

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他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经过减刑，2003年2月刑满释放。

但张维平并未因此收手。从监狱出来后半年，他就从广东惠州拐走了一个孩子，以10000元左右的价格卖掉了。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他一共拐走了八个孩子，其中就包括钟丁酉和李树全的孩子。申聪也是这期间经他手卖掉的。他在广东省境内流窜作案，没能被警方抓获。

2007年3月，张维平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刑满释放三年后，2010年5月，第二次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直到2015年8月1日刑满释放。

2016年，张维平在2003年至2005年之间拐卖八个孩子的事情败露，再次被警方逮捕。2017年一审开庭时，他对指控罪名供认不讳，还当庭表示，希望法院判他死刑，立即执行。

这次在法庭上，张维平的辩护律师问他，为什么接二连三犯案。张维平回答，除了拐卖孩子，他什么都不会。并当庭表示愿意赔偿受害人家属。

再次见到张维平，钟丁酉心情很复杂。他怨恨张维平，但又对他抱有期待，希望能通过他找到孩子。

开庭前，钟丁酉和李树全在法院签了请愿书，要求对张维平缓期执行死刑。他们还向法院提出要和张维平直接对话。“我要跟他说，我当年对你那么好，你能不能告诉我孩子在哪。希望唤醒他的良心。”还未寻回孩子的父亲李树全说。

还没找到孩子的钟丁酉庭后发表感言。王翀鹏程摄

“不谅解”

但在申军良看来，张维平必须得到严惩。一审时，申军良表示如果张维平能据实交代孩子的下落，他愿意给他写谅解书。但现在他的态度变了。

“不是说张维平活着，孩子就有回来的可能。”申军良认为，现在寻回的五个孩子不是张维平的功劳，“我没法谅解他了。”

他也不能原谅入室抢走他儿子申聪的另外四名被告。在他看来，被告人周容平、杨朝平等四人认罪的态度并不真诚。

四名被告也是贵州人，周容平是张的表兄弟。

他们四人被指控合谋入室抢走了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之后通过张维平销赃。公诉人认为，他们四人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绑架儿童，也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判决，周容平被判死刑，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获有期徒刑十年。

这次庭审中，周容平全程低着头。“他认为自己第一次犯法，现在判刑太重。”申军良回忆。

另外三名被告人也认为量刑太重。

比如杨朝平提出自己是协助作案，只负责抱住申聪的母亲于晓莉，其他什么都没做，而且曾协助公安机关实施抓捕，有立功表现；刘正洪辩解，落网之后他才知道申聪被卖掉了，他没有参与买卖；第五被告人陈寿碧觉得委屈，她不承认曾参与抢孩子，也不承认协助犯罪，“我就帮他们带了一晚上小孩，也没分钱。”

在庭上，四名被告人对申军良表达了歉意。“我犯了一个错误，终身难安。”周容平说。

庭审后，申军良二审的代理律师刘长透露，开庭前，周家人主动向法院汇了20万元。但目前申军良并未领取这笔钱，也没有出具谅解书。“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就谅解拐卖儿童的行为。对于受害家庭，这种伤痛还没有结束，没到可以谅解的时候。”

3月25日，申军良提前来到法院询问情况。王翀鹏程摄

最关键的是，目前仍有四个孩子没被寻回，还有案件中重要的一环——帮助张维平销赃的中间人“梅姨”尚未落网。这也是被拐儿童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张维平在庭上说，他第一次在公安机关录口供时就提到了梅姨。他很肯定，梅姨是真实存在的。不过，连他也不了解梅姨。从他吐露的部分信息只能分析出，梅姨今年65岁左右，身高一米五几，会讲粤语和客家话，2003年至2005年间，她长期居住在广州增城客运站附近的城丰村鸡公山街，以做红娘为生。后来还曾经在增城、惠州、紫金、韶关、新丰等地活动过。

根据张维平的描述，警方曾给梅姨画过两张画像，但两张画几乎不像一个人：第一张梅姨脸型偏瘦，显老；第二张画中，梅姨是个大圆脸，长着单眼皮、大嘴巴，鼻孔外露。

张维平说，自己提供的是真实的形象，但两张画像都不像梅姨。

梅姨画像。受访者供图

3月26日，增城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向记者表示，一直在侦查梅姨的下落，但目前还没有新的线索。

“参与拐卖了9名儿童的‘梅姨’至今还没抓到，所以我请求司法机关重视，请检察机关加强监督，请公安部门加强侦查，尽早抓住‘梅姨’。”申军良在庭上说。

被拆散的家庭

有些被拐儿童的家已经散了。杨佳鑫被张维平带走后，他的父亲跑遍了周边的村镇找孩子，寻子的第三年，他患上了精神问题，开始出现幻觉，看谁都像人贩子。在回乡休养的途中，这个父亲深陷绝望，从火车跃下，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倒在铁轨上。

寻子的路上，申军良看过太多类似的家庭。“失子的伤疤影响那么多人的一生，拐卖儿童给一个家庭带来的伤害，不亚于故意杀人。”申军良不能谅解人贩子。

寻找申聪的这些年，申军良的人生发生了裂变。以前他是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生活富裕；儿子被抢走后，他辞掉工作，拿出所有积蓄，抱着传单在广东的大街小巷转，靠借钱度日。

“找儿子的那段岁月里，家不像家，人不像人，被抢被骗、风餐露宿、无助、煎熬、无奈时刻伴随这我，每次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只能一边喊着申聪的名字，一边拿着手机在地上转。手机指向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走。”申军良说。

每次看到路边残疾的乞讨儿童，申军良的心就会揪一下，他怕认出是自己的孩子。撑不下去时，他甚至想过结束生命。

去年3月，经过DNA比对，丢失十五年的申聪被警方寻回，回到申军良夫妇身边。尽管申军良和妻子整天围着他转，研究他的好恶，一家人的吃喝都迁就申聪，但回家一年后，17岁的广东男孩还没能适应北方和申家的生活。

“他在努力做个好哥哥、好儿子。”申军良说。

这次庭审，他再次向法庭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赔偿寻子期间产生的误工费、车费和精神抚慰赔偿等，共计480余万元。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刘长表示，因为孩子被抢，申的妻子于晓莉人身和精神上均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服药。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应当获得民事赔偿。

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钟丁酉和李树全诉求就简单得多：找到孩子。这十五年，他们像申军良一样，全国各地找孩子，互相分享着警方信息，相约一块去广州、河源寻亲。

李树全的寻子旅程已超过3万公里。他在心里一次次预演过亲人相聚的场景，他会带上儿子爱喝的酸奶，和儿子相拥哭泣。“我不敢奢求什么，只希望他健康平安，愿不愿意回来与我们生活，由他决定。”

还没找到孩子的李树全向大家介绍孩子的情况。王翀鹏程摄

钟丁酉也只盼能见到孩子。去年7月，他又独自去了次广州，仍是无果。如今，他只能继续等待。

或许他们也将很快“团圆”。3月26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表示，今年1月起，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

公安部呼吁，公众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疑似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线索，积极协助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同时，也请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疑似被拐人员主动到附近的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接受免费的DNA信息采集以及相关信息补充完善等工作。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