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图片来源：微博@新华视点。

“这是四川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遗痕，至少可以说明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绸”。考古专家郭建波如此表示。在此次考古发掘公开报道之前，三星堆博物馆负责人曾特地将出土丝绸痕迹这一消息转告给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段老多年前的预见高明！”

段渝教授是巴蜀文化研究的专家，也是最早倡导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之一。1989年起，段渝教授就系统撰文对三星堆青铜文明中的诸多文化因素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推论出商代长江上游三星堆青铜文明中的青铜雕像和黄金面饰、金杖、青铜树等“文化丛”，同古代西亚、埃及、爱琴海文明、印度古文明构成了同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间传播交流的路径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来往的。这一论述目前仍然是南方丝绸之路方面最为经典的观点。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主编：段渝，版本：巴蜀书社，2008年8月。

不得不说，受限于考古出土材料的影响，在这一经典论述中缺失了直接的物证——出土丝绸。也正因为巴蜀地区一直以来没有发现汉代以前的丝绸，学界普遍以《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通西域闻见蜀物为依据，对于先秦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情况仍是将信将疑。

如今三星堆三、四号坑新出的丝绸痕迹可以很好地为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提供直接的物证，从而提高整个学界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认知水平。除此之外，三、四号坑发现的丝绸痕迹遗物，对进一步深入认识巴蜀历史文化很有意义。

三千年前的丝绸遗物为“支那”（丝之国）指成都的说法提供了新证据。“支那”一词向来被认为指古代中国，但具体指古代中国哪一地区，则众说纷纭。“支那”（Cina）本是梵文语词，见载最早的文献是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臣Kautilya（译考底里亚）的《政事论》。季羡林、方国瑜等先贤认为该书中“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是“支那产丝与纽带（成捆的丝），贾人常贩至印度”。也就是说“支那”的本义是古印度人用于指代产丝之国的专名。段渝先生根据先秦时期古蜀与古印度（身毒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通道，蜀地所产的丝绸、布匹、织皮都可输入古印度，而《政事论》中记载的“支那”正是形容产丝之国——古蜀。

此外，从上古音韵看，无论是梵语Cina或是由此派生的波斯语cin、粟特语Cinastan都可与“成”的古音近同。综合历史和音韵两方面的证据，段渝教授最早指出“支那”乃实指古蜀之成都。

然而，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并不广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古蜀成都作为“丝之国”的证说，一直都缺乏直接的物证——战国及以前的丝绸文物。而今，三星堆出土三千年前的丝绸遗物可以很好地补充这一缺憾。

三、四号坑出土的丝绸遗物并不是孤立存在，早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神像的外身披着制作精美的外衣，外衣雕刻在青铜器器表。从古蜀已有丝绸遗物看，这件贵族用的精美外衣也应当是丝绸制作而成。也就是说，商周时期的古蜀不仅是生产丝绸的中心，而且其丝绸制作工艺也当首屈一指。

顺便提一句，有学者曾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蜀地丝绸工艺水平很高，远销长江中下游地区。看来，蜀锦的工艺水平能够冠绝全国也是有其渊源的。

此次出土的黄金面具残片。图片来源：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最引人瞩目的，当数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出土的那面残缺的黄金面具。它是该遗址目前所出同类器物（黄金面具）中之最。

三星堆文物修复专家已经对这件文物进行初步的测量和恢复。通过图片辨识可知，这件黄金面具的风格与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坑所出其他黄金面具差异不大，都属于大嘴巴、高鼻子、三角立眼、双大耳有穿孔。

除了黄金面具之外，三号坑可见的还有许多青铜人物雕像，风格有全身、半身人头、圆柱雕刻等形式。虽然三号坑目前还没有完全清理完毕，从目前报道数据来看，大体上与1986年一、二号坑所出青铜雕像风格一致，文化内涵亦近同。

这些十分有特色的古蜀青铜雕像群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内涵？段渝教授早先的研究论述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这些人物雕像的冠式、发式各异，显然不属同族，反映出古蜀文化广泛的民族构成，它们与大立人雕像，形成了有层次、有等级、有中心的结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展现出的是大型礼仪中心与王权结构相结合的内涵，有着深刻的民族和文化内涵，及深厚的社会背景。易言之，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雕像群是古蜀国王用来区分古蜀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权力秩序，这与中原殷、周王朝尚用青铜容礼器的风格迥异。

那么这种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古蜀青铜雕像群及其功能的文化源自何处？

上古时代的西亚、埃及、爱琴海区域以及印度，都是古文明发源地，都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距今7000年开始青铜雕像群已在这些地区普遍传播，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如古埃及大型青铜雕像的铸造可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古代西亚阿卡德王朝统治者有精美的青铜雕像。古代爱琴海文明中出现国王脸上戴黄金面罩。古印度摩亨佐达罗城址（公元前2500-2000年）也有青铜人像雕像。

左图：“阿伽门农的金面具”，出自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中图：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金面具，出自金沙遗址博物馆；右图：辽代陈国公主金面具，出自金沙遗址博物馆“金色记忆”特展。

从西亚到埃及、印度河流域这一地区青铜文明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一个发展顺序。至迟在商代中期以前古蜀地区与古印度之间存在频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遗址所出大型青铜雕像群的文化内涵，与世界古文明青铜雕像文化的发展方向相符合，风格一致，并且古蜀与它们之间自有文化交流的通途，故而三星堆遗址的黄金面具、青铜雕像群文化因素就是从这一地区传播而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之诗，流传甚广，以致造成历史上普遍认为古蜀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不深。上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研究肇兴之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巴蜀与中原发生关系乃在战国中期秦灭巴蜀时。但50年代以来，自彭县竹瓦街西周青铜器窖藏等重要考古遗址的发现后，学界普遍认同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殷末周初。

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让人们对古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史，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其中自三星堆遗址一期，到三星堆文化二、三期，发现了来自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玉器）和商代青铜器（青铜尊和青铜罍）。随着在三峡考古、成都平原宝墩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学界越来越认同古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渊源甚早。

以此次三星堆遗址三号坑所见三件青铜圆口尊和方口大尊，器形上观察它们明显属于殷代晚期的风格，这几件青铜尊在风格上完全属于中原殷文化系统，如大圆口青铜尊上的纹饰除了普遍的饕餮纹外，在方尊的四角都饰有多个鸮的形象。这种鸮（猫头鹰）的形象个体青铜器在二号坑中多有出土。此外，二号坑第二层所出几件圆口青铜方尊（K2②:151、K2②:127、K2②:129）与此件尊形制相近，它们也都有鸮的立体雕饰。这种鸮的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鸟兽尊，日人林巳奈夫在《殷周青铜器综览》中列示的图25•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就是殷代鸮尊的早期形象。以上表明殷文化与古蜀文化的渊源甚早。

此外，在三号坑中还见到一件青铜人，头顶一座青铜罍的器物，这件器物直播时王巍会长和徐斐宏博士都有详细介绍。这件青铜器可以看出，古蜀人将青铜雕像与青铜罍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文化因素组合在一起，恰恰反映古蜀自身对中原殷文化和域外青铜文化的共同吸收，尔后加以自己的创造。

三星堆考古现场三号坑中头戴青铜罍的青铜人，这件文物仍在发掘当中。截图出自央视新闻频道三星堆考古现场实时直播画面。

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出土数以千计的重要文物，展现三千年前古蜀文明的辉煌，更在于它告诉后人古蜀人如何广泛吸收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将其孕于自身，进行改造和创新，从而创造出这样一个令后世瞠目惊叹的辉煌文明。这也证明了人类自文明诞生以来，便有着一种寻找彼此的冲动，哪怕中间远隔草原沙海，江河山峦，文明也会彼此相遇。而今天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好奇与关注，或许，正来自于创造文明的先民们寻找彼此的那种古老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