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岁乡村医生李国泰。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江西于都县岭背镇小禾溪村,有两间卫生所，74岁乡村医生李国泰是两间卫生所唯一的主人，也是55年来，这座上千人居住的老村里唯一的医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确定了新时期的卫生工作方针，乡镇卫生院将26个字的标语刷在了墙面上，“党和政府那时说医疗要面向工农兵，要为最基层的群众服务。”李国泰从1964年进入卫生院学医开始，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两间卫生所

当雨水暂停的时候，三月中旬的于都气温达到27℃左右，接近夏天。整个于都的桂花树有很多，走到村落里，总能嗅到桂花的暗香浮动。李国泰喜欢桂花，家里的老宅前，一棵桂花树是几十年前种下的。在村里的卫生所门前，还有他和孙子一起种下的桂花树。

李国泰的两间卫生所相距约有400米，一新一旧，一大一小。

李国泰的卫生所一角。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大的那间是2019年于都县政府投资建设“八室一间”，设备齐全，同样配置的卫生室已经覆盖了于都县超300个村庄。小禾溪村的这间，建设在村小的边上，坐在卫生室里常会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卫生室的墙上挂满各种宣传科普的资料，还有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情况一览表，村医李国泰每天有一半多的时间在这度过。

小卫生所是李国泰在1983年自己建的，距离自家老宅非常近，卫生所面积不大，但观察室、治疗室、药房、门诊室、值班室，一应俱全。38年前，建这样一间卫生所花了李国泰全部家当。“好在当时的人工不贵，小工一天给1.2块的工钱，有人还不要钱，借点粮食就算了。”李国泰说，药房柜台的木质框架是自己做的，它们与卫生所的大门、橱柜一样，一直从近40年前沿用至今。

老宅边上的卫生所是李国泰1983年自费建起的。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推开大门，多数物件都有些年代感。墙上印有门诊工作制度的纸早就泛了黄，治疗室的门一推就吱吱作响，里面的木质抽屉带着斑驳，桌上的陶瓷托盘和铝制消毒盒也是上世纪的。大门是门面，前几年还被李国泰重新刷了漆，门框处因为实在找不到像样的木头，只好用一些方法以假乱真——李国泰将靠近门边的水泥墙也刷成了与门一样的颜色。

李国泰还留着上世纪的铝制消毒盒。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卫生所里的药房货架是李国泰自己做的木工。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整个卫生所，只有大门上的福字和两边的春联显新。李国泰说，这是孙子新写的，左扇门靠近顶部的地方，还有尚未被完全抹去的一串粉笔数字，原本留的是李国泰自己的手机号码，“今年过节要贴福字，就把号码挡住了，右边这扇的号码是我后来又重新加上的。”

李医生

下午四点，村民秤秀来卫生室，进门喊了一声“李医生”，她气管炎的老毛病犯了，来找村医李国泰打一针林可霉素。记者问秤秀的年纪，老人记性不好，已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出生的。一旁的李国泰一边拿药，一边回答说是1936年，“当时她妈妈刚怀她的时候，她爸爸就去当红军了。”江西赣州于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85年前，8.6万红军从这里踏上漫漫征途，李国泰说于都当时有6.8万人参加红军，秤秀的父亲是其中之一。

李国泰说自己还给秤秀的妈妈看过病，“住在邻村，距离这里最少有5里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这些事儿，连85岁的秤秀都未必有印象，李国泰倒是都记得。他说不光是秤秀，村里这些老老少少的人，大大小小的病，他心里都记得。

1947年出生的李国泰，今年也已74岁。他肤黑，发白，尽管年轻时一米七五的身高算不上非常魁梧，但不驼背，脸又不瘦，所以看上去远比村里同龄的老人更挺拔一些。

2001年购置的摩托车，李国泰已经骑了20年了。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卫生室门口停着的一辆摩托车是李国泰的。几十年前，村里没有像样的路，李国泰出诊靠的是双腿。后来有了路，单车开始派上用场。这辆摩托车是李国泰2001年买的，那是一辆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典的国产老摩托本田CG125，老人家平时很爱惜，足足骑了20年。大概是因为年纪长了，李国泰骑摩托车的速度不快，碰到老乡还要相互打个招呼，对方无论年纪大小，见到李国泰，也都会像秤秀一样，喊一声“李医生”。

迟到的破伤风针

“李医生”这个称呼被村民叫了55年。1965年的6月26日，毛主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也就是所有像李国泰这样年纪的医务工作者都记得的“六二六指示”。但与同时期大多数乡医不同，李国泰选择学医早在“六二六指示”之前，并与家族的一个意外有关。

老人向记者讲起自己的家族故事。父亲那一辈有兄弟四人，其中父亲是老师，三伯伯很会干农活儿，1962年，三伯伯在加工饲料时受伤，手背上有大面积的伤口。“当时村里没有医生，红药水都没有，只能用盐水洗一下，拿剪刀把一些皮剪掉。”再等一星期后，李国泰见到三伯伯时，对方已经讲不出话来，家人知道这是破伤风，“他见不得光，需要用黑纱布包住头。当时乡镇医院没有药，于都也没有，我们去了瑞金才看上病。”

破伤风针来得还是太迟了。李国泰眼见三伯伯抽搐，痉挛，牙关紧闭，最终去世。这件事过去快60年，那些画面带来的痛苦和震撼还是能跨越时空，让李国泰觉得心疼。一年多后李国泰初中毕业，父亲鼓励他去学医，“他说我们这个村子距离岭背镇的卫生院很远，父老乡亲有病有伤口，不能再没得看。”

“做好事”

1964年，李国泰进入镇上的岭背卫生院学习培训，在卫生院里，基础的护理工作都是由学徒工负责，除了打扫卫生和消毒，摔倒的、头破的、生小孩难产的，也都需要人帮忙。李国泰提到遇上过头皮要缝四十多针的病人，偶尔也要去帮着接生，“当时有时候生孩子还是需要下产钳的，我们男孩子力气大些，就需要帮忙去拉产钳。”

十七八岁的李国泰，自认为在乡镇卫生院见过一些大场面，但真到了村子里，却发现自己的本事似乎还没有什么资格向乡亲显示。“老百姓是不相信我的，比较年轻嘛，我那时候18岁走出来还是像小娃子一样，一般人家还是比较相信年纪大的医生，找不到就宁愿去烧香拜佛。”其实在医疗行业，即使是现在，年龄因素有时候仍然是造成医患不信任的因素之一。如何真正获得村里人的信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好事”或许曾为许多赣南地区的乡村医生打开过关于信任的第一扇窗。

李国泰正在为患者注射治疗。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如果说农村地区在这半个世纪以来疾病类型有什么变化，李国泰认为，传染病患者锐减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原因则在于疫苗的接种。他特别提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麻疹，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可致人死亡，一度谈之色变。在很多人看来这病“可大可小”，每逢大流行，势必让乡亲感到紧张，患者多的时候，李国泰一天面诊过60多个麻疹病人。

曾经在江西于都的农村，即便是真得病了，人们也会忌讳“麻疹”二字，认为“不吉利”，还会用“做好事”代替——一听说这家有人在“做好事”，就是说这家有人正在患麻疹。“做好事”这三个字几乎是于都一代人关于“麻疹”的集体记忆。免费接种麻疹等传染病的疫苗，是村民与乡村医生建立信任的开始。“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不到20岁的年轻小伙子能把病看好，而疫苗给了村民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村里有乡村医生之后，再没有人因为麻疹而死掉了。”

来不及与眼睁睁

在李国泰孩子们的记忆里，童年的夜晚常常伴随犬吠，这声音常常以村民们的慌乱诉说开始，以父亲背上药箱大步流星地走出家门结束。那时候务农的工作可以在白天结束，但医生的工作则常常延续到夜晚。儿童的急诊是最常见的，“因为年轻的父母白天要出去做工，到了晚上与孩子共处的时间才会多一点，也更容易发现孩子的病症。”半夜来敲李国泰家门的患者不在少数，其中很大比例是儿童的家长。

74岁了，李国泰至今仍没在夜里12点前睡过觉，天黑了有病人来找，他多半会在距家很近的卫生所治疗。在李国泰心里，深夜12点是个坎儿，过了这个时间，基本也就意味着后半夜乡亲们都平安。

李国泰还留着几十年前用过的牛皮药箱。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遗憾还是会发生。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李国泰便被一对父母叫走出急诊，去看他们一岁左右的孩子。匆匆忙忙地到达村民家时，一岁大小的孩子正被重重棉被包裹，可惜，经历一夜高烧后，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村一级的配套设施和医疗水平有限，对于无法医治的病患，乡村医生也会建议患者转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镇贫困，没车也没路，碰到急病患者，他一定会陪着转院。如今，打个电话就能叫来救护车，李国泰多数还是要骑着那辆旧摩托，全程陪同。

李国泰能感受到几十年间人们就医习惯的变化，“早时候人们不在意，小病不看，愣是熬到大病，也就到了看不了的地步。”李国泰说，自己作为医生，最怕的两件事是“眼睁睁”和“来不及”。

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1980年，李国泰曾考到浙江中医学院，那时候与他一起学习的有60名同学，其中40人顺利毕业，与李国泰一样经过考试取得了相当于中专学历的证书。

到了1985年，原卫生部决定停用“赤脚医生”这一名词，规定所有村卫生人员一律进行考试，凡通过考试合格者，授予乡村医生证书。那一年，125万名赤脚医生只有一半通过资格考试，李国泰是这一半中的一员。

曾经一起考试的同学，有的人当了村医，有的去了乡镇的卫生院，有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结束后，半路转行从事了其他职业。在采访过程中，李国泰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半路转行”或者去开诊所的同行的不认同。他的理由很简单，“基层医疗的工作本来就不容易做，他们接受了培训，自己又不愿意做下去，其实是辜负和浪费了很多名额和机会。”困难的时期，李国泰经历过，那时候家里有5个孩子要养活，李国泰靠借钱度日，也咬着牙没转行。

卫生所保留着几十年的账本，很多是李国泰曾经为村民们垫付的账单。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李国泰也收过学徒，村里也来过乡村医生定向生，但最终留在小禾溪村的，还是只有李国泰一人。越来越少的人会愿意选择留在乡村，这样的现状并不乐观，但李国泰则觉得事情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至少，农村的医疗政策越来越好，基础设施也在变化，“原来活不了的病，现在能活了，农民的平均寿命更长了，救护车打电话就能叫到，这不都是好事吗？”

李国泰跟新京报记者说，1964年，当他进入乡镇卫生院开始学医的时候，卫生院的大门边曾有一句口号，说的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其实正是新中国1952年确定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李国泰说，“面向工农兵，我一直记在心上。”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唐峥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