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李玉坤）“我的家乡人少地多，森林草原雪山，静默无言。”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及家乡阿坝州马尔康市时说，“为了保护环境，当地牺牲了经济发展，为这个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谈家乡历史

人是由小历史塑造的

新京报：你是在阿坝州马尔康市长大，小时候川西藏区是一种怎样的自然风光？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阿来：我们那就是人少地多，森林草原雪山，静默无言，现在叫大美无言吧，这对我影响多一些。我们小时候基本没有小伙伴，我们是农民，大家住得都比较分散。

新京报：你的成名作《尘埃落定》就是以阿坝的相关历史背景创作的，家乡特殊的历史文化是怎么成为你小说创作源泉的？

阿来：这其实是文学规律，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有自己的历史，历史连接了文化。每个作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当然，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从自然到人文都有些区别，但是，每个作家把这些有区别的文化、有区别的地理写出来，不就构成了一个世界吗？

新京报：你有特别了解过家乡的历史吗？

阿来：如果我们书写历史，我们就要了解它。历史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的纵深。我们今天的生活之所以是今天的样子，当地的文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都跟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管写什么题材，写历史小说也好，还是写现实作品也好，想要有纵深感，向历史学习是必需的。

还有一个情况，大家都懂一点大历史，世界的、国家的，但是显得空洞，我们只知道一点大历史，但是不知道小历史。每个人其实主要还是地方的小历史塑造的。所以从哲学上讲，“知所从来，知所将去”，哪里来？就是从历史深处来的。

新京报：你觉得，记录这种小历史是有必要的？

阿来：是的。而且不光是乡村，我想城市也一样，一个社区有社区的历史，一条街道有街道的历史，不然我们就活成了一些没有历史感的人了。

新京报：你最近提到，要让“笔下的故乡越写越大”，为何这样说？

阿来：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家国吗？出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在一个小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就是某个胡同、某个院儿里头的某一间房。我们在乡下长大，也是某一村某一家，那个是很小的地理范围。我们的早期写作，特别依赖于早年的那个小经验，但是一直书写这个经验是不够的。我们在走向世界，尤其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宽，你一旦涉足不同的生活，肯定也要书写它。

所以，我觉得，故乡是不断扩大的，先是一个村儿；后来我往外走，发现故乡是一个乡；再往外走，发现是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你觉得它重要，那么它就是故乡。

新京报：你会从各个年龄阶段再回去审视自己的故乡吗？或者审视故乡的生活？

阿来：不，不用审视，故乡不是用来审视的。对于作家来讲，或者对于我来讲，就是感受、体验，而不是把自己拎出来，像上帝或者评判者一样（审视）。

谈诗歌小说

文学最终的要义是表达

新京报：早年你主要写诗歌，后来为什么转成了小说创作？

阿来：我认为文学都是一个整体，在我心目当中，并没有诗歌、小说、散文这些文体的区分。你看，古代一些作家也是这样，苏东坡写诗、写词、写散文，写什么都可以写得很好，所以，文学就是一种语言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也在抒发过程中达成一些理性的认知和思考。

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理想化的东西多一些，唯美的东西多一些，情感更饱满一些，可能更适合用诗歌这种比较纯粹形式来表达。但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面越来越宽，认知感受也越来越深。你突然发现，世界变得很复杂了，诗歌有些时候不太善于表达过分复杂的东西，戏剧、小说、散文这些形式，显然对于复杂的生活、现象的呈现，容量更大一些，更得心应手一些。

所以，并不是我要写小说，而是我们要写生活，我们从生活当中得到了什么感受。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内容决定形式。诗歌、小说、散文，无非是表达的形式。

文学最终的要义是表达，什么样的表达更充分，什么样的表达更深入，什么样的表达更得心应手，就选择哪种方式。现在我们可能过于纠结，我是在写诗，还是在写小说。我内心没有这个区分，我们活得更复杂了，就需要小说这种对复杂性有更大包容能力的形式。

新京报：现在是不是写诗歌的人越来越少了？

阿来：不少（笑），网上每天大量的人在写诗。

新京报：就是感觉大家不那么关注诗歌了，是不是代表整个社会心理的变化？

阿来：也不是，我没有把它延伸到整个社会去认识，因为也有一辈子都在写诗的人，古今中外都有。我总是讲个案，就是谈我自己，我也不是文学理论家，要解决普遍性的问题。从诗歌到小说，对我来讲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文学理论怎么解释，别人怎么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打算受各种各样理论的影响。

新京报：你觉得，在这个年代，诗歌应该怎样存在？

阿来：诗歌还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诗经时代开始，我们文学史的主干就是诗歌。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魏晋南北朝主流建安文学也是诗歌，更不要说唐诗宋词了。像杜甫这样伟大的人，就是一个标榜，他就是真实抒写问题的。今天可能我们有些时候抛开了自己真实的感受，过于追求一些离奇玄幻的东西，那可能就有点儿远了。

谈扶贫

当地为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新京报：一直以来，川西藏区很多地方都很贫困，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脱贫效果如何？

阿来：脱贫攻坚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一大举措，我们同在一个世界，同在一个国家，一些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一些人还是相对原始的生活，这肯定不对。更何况，四川西部地区并不是老百姓不想发展，这些地方是中国的生态屏障，主要是以保护生态为主，因为这是中国很多的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如果长江的发源地生态受到破坏，那中国人喝水都要成为问题了。

当地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为了保护生态，当地丰富的矿藏不能开发，不能发展工业，所以，他们的相对贫困，其实是为国家整体利益做的牺牲。我们大城市的人、发达地方的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在给别人恩赐什么，也许他们为国家做的贡献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不然连一滴干净水都喝不上。

新京报：对于当地的扶贫，作为作家，你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或者影视化的计划吗？

阿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担任主席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去年写脱贫攻坚的书有十多本，反响也很好。一位市长告诉我，我们一位作家写一个县的脱贫攻坚，他看完很感动，他说，“我们平常自己干这些事儿不觉得有什么，就是个日常工作，看了他写的书，觉得整个眼眶都湿了”。

新京报：你对当地增收致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阿来：川西是生态比较好的地方，自然观光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要文旅融合。因为刚才讲的原因，当地除了传统产业，没有别的产业，甚至为了保护生态，传统的农牧业都要收缩一点——过去种地，现在可能要退耕还林；过去家里养300多头羊，要保护生态，少吃一点儿草，现在可能减半了。所以，对这些地方来讲，发展旅游产业是非常重要的。

旅游产业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惠民，大家容易参与。开个饭馆，当个导游，家里开两间民宿，都可以。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编辑 张磊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