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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朱晶:粮食安全未来要重视的“痛点”有哪些?
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2021-03-10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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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转型升级,削减目前农业国内支持保护政策在国际规则适应性方面面临压力的“痛点”。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新发展格局下,保障大国粮安,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仍旧是未来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今年两会众多涉农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两会期间,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朱晶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中,仍面临有可能阻塞循环的“堵点”、“痛点”、“断点”和“风险点”,为此,她建议,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朱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当前,我国口粮保障已完全达到自给,其他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也非常高,但同时,粮食安全保障也处在紧平衡状态,未来是否还存在风险?平衡有可能被哪些因素打破

 

朱晶:第一个风险,是近年来出现的国内粮食高产能、高库存、高进口的“三高”问题,显露出内外粮食市场链接上的非传统“堵点”。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强调提高国内产量,并将国外循环视作国内产需余缺的调剂项,少则进、多则出,但前几年出现的边增产、边进口、边积压的“反常”现象,则反映出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本应相互促进的内外双循环出现了“堵点”,这个堵点来源于国内外粮食市场的价格倒挂导致的生产、进口与库存“三高”并存及“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等市场乱象。随着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粮食贸易不再简单体现为缺口驱动型进口,而是更多表现为价差驱动型进口;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也不再是政府的调控之手,而是价格竞争的市场之手。这是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今后将要面临的新常态,打通这个“堵点”是畅通双循环的必由之路。

 

新京报:如何对我国粮食生产给予更多的保护和支持?

 

朱晶:这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今天,国内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空间,受国际规则约束,面临不得不改革升级的“痛点”。对农业进行支持保护是提升国际竞争力、避免进口过度冲击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入世过渡期结束,我国农业国内支持保护政策正面临着愈发突出的符合国际规则与遵守国际承诺的压力。在今天,国际规则已经对我国农业政策的创设空间、改革方向构成了实质性约束,需要通过转型升级,削减目前农业国内支持保护政策在国际规则适应性方面面临压力的“痛点”。

 

新京报:这两年,疫情影响,自然灾害多发,这对粮食生产有何具体的影响?

 

朱晶: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疫情、蝗灾、旱灾、水灾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极大地冲击和考验了国内外农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凸显全球食物系统与食物供应链的脆弱性。同时,在疫情和灾害之下,地区封锁、信息不对称等极易引发国家及个体层面的恐慌蔓延、抢购限卖等过度反应、物流运输不畅等,使得农产品供应链有可能出现多重“断点”,对储备管理和应急保障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京报:疫情暴发后,反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这对粮食保障是否已经造成了影响?

 

朱晶: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系列非市场因素可能会严重扰乱全球粮食市场和贸易秩序。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自然灾害频繁、疫情蔓延等层出不穷的其他因素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波动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加剧将成为未来国际粮食市场的重要特征,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深刻,涉及面可能会更加广泛。

 

新京报:粮食生产的“三高”问题,是否有解决的途径?

 

朱晶:主要在于打造需求导向、竞争力导向的生产供应体系。转变产量导向的粮食安全保障思维,适度弱化对高产量和高自给率目标的追求,把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顺应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粮食安全保障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加快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可以通过“拼成本、拼价格”,即瞄准推动中国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涨的主要因素,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包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推进机械化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人工成本;推动生物育种、土地耕作等多方面的科技进步和应用推广,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扩大政府部门的公共投资代替私人投资以降低私人部门的粮食生产投入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拼特色、拼增值”,即采用差异化策略和错位竞争来弥补成本竞争的劣势,依靠改善品质、树立品牌,走优质优价的路线;通过产业融合、多次增值,提高中国农业和粮食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等。

 

新京报:在应对国际形势方面,未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朱晶:首先,要在综合考虑国际规则的适应性、对国计民生的敏感性、国际竞争能力及WTO改革走向等因素的基础上,创新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农业支持保护手段和方式,用足用好规则允许的政策空间,打造立足国情、接轨国际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二是要加强对相关规则的研究,提升运用规则的意识和能力,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三是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推动和引领WTO改革及国际规则重塑,最大程度降低今后可能的“痛点”隐患。

 

新京报:在一些特定的粮食种类中,我国的进口量依旧很大,比如大豆,未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朱晶:在进口方面,要打造高效稳定的粮源进口体系和流通储备体系。要基于全球视野,通过农业“引进来”、“走出去”等多种途径相结合,多元化粮食进口的品种和来源地结构,强化粮食进口的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对粮食国际贸易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运输通道及关键节点的监控;要改革完善国内的粮食流通体系、储备体系,提升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储得够、调得出、运得及。

 

新京报:在当前百年大变局中,我们如何处理国内粮食安全保障和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

 

朱晶:未来仍要积极参与粮食安全全球治理与制度变革,创造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合理利用国际市场与外部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仅需要加强风险输入的管控能力,也需要主动出击,通过与世界各国及国际机构加强合作,积极创造稳定的国际粮食生产、贸易和粮食安全环境。一方面,要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深化农业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粮食安全全球治理,推动建立稳定良好的新秩序,增强全球粮食安全政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市场稳定。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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