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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草案多次提到的公共卫生,不只是医院|访谈
新京报 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2021-03-05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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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是指,全社会一起营造健康的环境,每个人都享受到相应的健康结果。”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公共卫生应对显得格外重要,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控举措,我国本土疫情基本阻断,不过,疫情中暴露出公卫体系建设的短板仍待弥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中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多次提及公共卫生,如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强公共卫生学院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等。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栾荣生认为,公共卫生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而如何解决人才流失问题,需要各地认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加大投入、稳定投入。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栾荣生。受访者供图

 

重大疫情到来时 公共卫生打头阵

 

新京报:《纲要草案》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多次提到公共卫生。其实一提健康,老百姓更多想到的是医院,公共卫生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多重要?

 

栾荣生:公共卫生的概念是近两百年诞生的。中世纪的黑死病疫情(鼠疫)对欧洲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当时没有公共卫生的应对策略,人类面对疫情基本束手无策,只能被动等待它流行开去,产生群体免疫或者大规模死亡后自然终止。到了上世纪初,我国东北鼠疫大流行,就能在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的领导下扑灭。

 

公共卫生是什么?按照国内通常的说法,它是全社会一起营造健康的环境,每个人都享受到相应的健康结果,“共建共享”,是公共卫生的精髓。新冠疫情中的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就体现了这个观念。在面对重大疫情时,公共卫生是必须打头阵的,在整个大的健康中国建设中,公共卫生也是占主导地位的。

 

新京报:《纲要草案》还提到,要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这个“网”是什么,涉及哪方面的工作?

 

栾荣生:公共卫生防护网,涵盖了从国家级到区县级的四级疾控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如传染病医院、结核病防治中心、精卫中心等,以及基层卫生机构等,从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来说,还可以扩展,譬如相关卫生行政部门、人才培养教育部门等等。

 

公共卫生覆盖的工作相当广泛,从疾病的角度,包括应对传染病、慢性病、精神卫生、伤害(车祸、自杀、生产事故等造成的伤害)等;从健康促进的角度,不仅是应对疾病,还要走在疾病的前面,不让或者减少它发生,譬如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以降低慢性病发生率,改善卫生条件以控制传染病传播等等。这也是健康中国中提及的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健康促进的含义。达成这个目标,需要更加深入的工作。

 

相关部门要认识到公卫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

 

新京报:公共卫生领域人才流失的问题突出,受到业界关注,《纲要草案》也提出了加强公共卫生学院和人才队伍建设。为什么会这样?

 

栾荣生:我们现在统计,院校招生只有20%的学生将公卫作为第一志愿,大部分是调剂的;即便读了公卫,毕业后干不了几年,好些人就转行了。最现实的原因是待遇问题。

 

坦白讲,这一行的待遇也不是特别低,肯定有比这薪水更低的更多职业。但在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对比,公卫和临床差太远,同级别的单位,公卫医生和临床医生的工资可能差几倍甚至十倍,所以愿意干临床的多,愿意干公卫的少。

 

为什么会这样,牵扯到一个认识问题。以前公卫领域有句话,“财神跟着瘟神走”,传染病来了,都愿意向公卫投钱,没有疫情了,感受不到公卫的重要性,投入就不稳定了、滑坡了,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情况。

 

但公共卫生是一个长线的公共服务,不能因为短期见不到明显回报就忽视它的价值。公共卫生是和义务教育相媲美的,是全社会对人力资源的两大投入,教育让劳动者有知识、有能力,公共卫生则让劳动者更加健康,这种健康保障的效益也是不同于临床治疗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公共卫生关系到国家安全,国防针对外来的入侵者,公共卫生针对人群健康威胁,后者要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栾荣生:政府要意识到公卫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加大投入、纳入各级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并应逐渐增长。此外也可以扩大投资渠道,吸纳社会资金、企业慈善基金等,共建共享。

 

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缩小公卫与临床的待遇差距也是一方面,现在上海、广东等地逐渐做出要求了,也有一些地方发文,提出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工作人员待遇向临床看齐;我觉得公卫招生也可以参照师范生的待遇,让更多年轻人愿意选择这个专业,为公卫吸引到优秀人才。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整个社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认识也会更加到位,我相信这个问题能得到改观。

 

新京报:对疫情的监测预警很受关注。《建议》提到要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你觉得可以从哪里切入?

 

栾荣生:这个问题可以从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思考。

 

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为了更快地传递疫情信息,我国建立了疾病监测网络,之后基层也能上报疫情,技术层面有了很大进步。现在还存在信息的互联互通问题,医院、社区的信息,疾控机构还得不到,应该进一步打通。

 

管理层面的问题更值得重视。监测新发传染病是专业层面的事,如何研判、如何发布、如何预警及启动响应,更多属于管理的范畴。疾控机构没有疫情的公布和处置权,需要等待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而这个反应机制想要顺畅运行,必须有清晰的职责和权限划分。《建议》中也提到了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将来会有具体的改革方案出台。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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