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任轶接受采访。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新京报讯（记者 马瑾倩）皮肤黑红、声音沙哑，援助拉萨工作两年多，任轶在外形上彻底变成了藏族汉子。2018年8月，作为北京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长，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任轶和第四批组团式援藏队员们一同开启了援藏生涯。

2月25日，任轶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019年到拉萨的第一个春节，任轶退掉回家机票，选择留在医院值班，2020年春节，本该在家陪伴刚做完手术的母亲的他，再次毅然退掉返程机票，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仅3天时间，一个占地面积600平方米，拥有32间病房和诊室的发热门诊及隔离病房就高质量建成并投入运行。任轶迅速组织医疗队伍、梳理防控流程、建立联动机制、日夜带队巡察，为拉萨百姓筑起“防疫屏障”。

作为拉萨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他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清晰的思路，不断推进医院“强三甲”建设，近年来医院各项业务持续增长，弥补多领域技术空白，提升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和学术地位，使医院“大病兜底”效力进一步强化，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有效助力脱贫攻坚。

在任轶带领下，每月医疗队员都赶赴贫苦地区开展义诊和健康宣教，为百姓送医送药送健康，他们脚步遍布了拉萨市7个区县，服务近万人次，免费发放药品数十万元。任轶还主动申请了两家建档立卡户“结对子”，沟通了解家庭困难，每个季度为他们送去米面油、衣物等生活必需品。考虑到当地百姓信仰和民族习惯，他多次组织医疗团队送医送药到寺庙，为僧人进行健康科普宣教，进而改变贫困群众就医理念。

对话任轶：推进“师带徒”模式，不能老师走了技术也走了

新京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全国表彰的荣誉是什么感受？

任轶：很激动，说明我们组团式医疗扶贫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我是代表大家来领这个奖，这不是对我一个人的鼓励。没有一批批援藏医生和专家共同努力，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效。

新京报：在拉萨两年多时间有什么感受变化？

任轶：刚开始抵达肯定是有很多不适应。西藏毕竟是高海拔地区，大家身体上有一定不适应，高原型高血压、失眠、红细胞增多症、心脏肥大各种情况。另外工作上，医疗水平和医院管理水平相对来说还是滞后于东部地区发展。但是很有成就感，通过组团式医疗援藏同仁们的努力，眼看着那里的医疗水平不断在提高。

包括我们通过“师带徒”和“以院包科”两种形式，使本地医疗人员的医疗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医院从不被大家认可，到现在一床难求，也说明得到了西藏人民的认可和满意。我们要实现的是“大病不出藏”的兜底医院的建设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新京报：从内地初来乍到，跟当地的藏族同胞打交道是否也经历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任轶：除了语言问题其实都挺好的。藏族同部门很认可中华民族大家庭，在那里医患关系也非常好。跟民族信仰有关，藏族同胞十分尊敬教师医生等职业，也很相信我们，我们也愿意付出更多努力医疗救治和知道。

也是由于民族信仰问题，很多藏民相信轮回，以前是不愿意到医院看病的，因此在改变当地患者的就医观念和就医习惯上，我们也花了很多功夫。我们经常到基层乡村地区送医送药，通过义诊、健康宣教等形式，让他们明白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相信通过有效治疗感受到医疗条件改善可以为生活带来变化。

新京报：“师带徒”是一种怎样的形式？

任轶：北京来的援藏专家要与当地两到三个本地医生签署“师带徒”的协议，这里面包括交给学生多少技术能够落地、独立完成哪些手术、独立治疗哪些疾病、独立完成几片科研文章，最终要进行考核，双方互相打分。

我们想通过这种形式，把援藏医生的技术真正留在当地，让当地医生也能够为老百姓服务，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这些医生的专业方向不同，一批批不停换老师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把技术留下来，老师走了技术也带走了，实际上对未来他们自身的发展不是好事。

新京报：目前援助成果如何？

任轶：2015年北京开始组团式医疗援藏，到2017年，拉萨市人民医院成功获批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中组部和国家卫建委制定的“强三甲”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设立医疗五大中心建设（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目前我们所支援的拉萨市人民医院已经完成了四大中心的建设，还差一个创伤中心。如果能够完成五大中心，说明医院各个专业科室和平台科室可以配合很紧密，能够完成突发性疾病和常见病的救治。

新京报：转变当地就医观念方面，有发生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吗？

任轶：北京有一个专项扶贫资金叫健康精准扶贫拉萨“爱膝行”，主要针对西藏高原地区骨关节病的情况。我们医院对口帮扶的贫困村，村民都住在4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搬迁过来以后，虽然当地想了很多办法，但很多重病导致很难脱贫。

41岁的德吉就是非常严重的患者之一。她的双膝已经严重变形，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她的先生只能照顾她和孩子，没办法外出工作，仅靠政府补贴脱贫很难，也无法持续改变生活质量。我们就反复前往当地进行义诊，说服她进行手术。终于做通她的工作，我们为她进行双膝置换，效果特别好，不仅能够生活自理，照顾小孩，先生也外出打工，家庭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新京报：两年半的援藏，你对医疗扶贫的认识是否有变化？

任轶：开始我们就想从各种渠道拿到资金，获得了治疗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骨关节病、儿童健康等各个方面基金会资金支持。虽然争取到了资金，但真正用到贫困患者身上时发现，他们不接受，这是我们很意外的事情。于是我们反复到乡村宣教、入户送医送药、治愈者现身说法、给僧人义诊从而影响老百姓各种形式，我在这里的两年半时间，门诊量每年增长20%，越来越多老百姓愿意到医院看病接受西医的方式。

新京报：这次回家家里人看到你什么反应？

任轶：父母他们已经习惯了。去年疫情一年多没有回来，在那边我们也会视频联系。他们还是很支持的，老人说既然援藏就要把工作做好，给那边老百姓带来些有益的事情。

新京报：下一步我们的援助方向是什么？

任轶：我们将更加关注建立医疗体模式，提升基层医疗水平，起码要有判断能力。五大中心救治的是危重症极危重症病人，第一发现在县级医院，县级医院必须对这个疾病有一定认识，能迅速跟我们取得联系，作为医联体中心医院，才能尽快把病人转运过来进行抢救。比如心梗最多两个小时，脑卒中最多一个半小时溶栓时间，反复基层医生培训，也是给基层老百姓带来医疗保障。

下一步我们要探索“互联网＋”模式，把技术直接推广到乡镇一级医疗单位，跟自治区联通公司建立第一家5G医疗联合实验室，与基层医生实时沟通，指导检查和判断。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摄影记者 王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