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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陈向阳:全球疫情正在改写世界力量对比
新京报 记者 谢莲 编辑 张磊
2021-02-02 14:45
“东升西降”“中进美退”成为大势所趋。

新京报讯(记者 谢莲)全球感染人数破亿、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万,全球疫情与抗疫趋于长期化,“遭遇战”成了“持久战”。在持续一年有余的疫情之下,全球面临哪些新的风险,世界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人类应该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全球性危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全球战疫这一新型“世界大战”正在改写世界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中进美退”成为大势所趋,全球治理在变,人类社会也在变,国际体制、多边机制、全球秩序需要对此作出相应调整、进行相应变革,使之更加公平、更为包容、更有效率、更有活力。

 

“全球抗疫成了‘持久战’”

 

新京报:全球感染人数破亿、死亡人数超过200万,您对此有何看法?疫情已持续一年,后续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陈向阳:这充分说明新冠病毒狡猾狠毒,全球疫情严峻复杂,和以生物安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为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全球性挑战空前凸显,其后果极为严重,以至此次全球战疫不啻于一场新型“世界大战”——而这场“大战”已造成上亿人感染和200多万人罹难。病毒是全球公敌,疫情大敌当前,国际社会务必紧急行动、携手抗疫,同时还应着眼长远、转变观念,及时调整安全与发展战略,汲取教训、加强预防未来新的挑战。

 

全球疫情与抗疫趋于长期化,“遭遇战”成了“持久战”。出于疫情严格防控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趋于常态化,加之新冠病毒加速变异、全球抗疫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短板”“漏洞”,致使疫情飘忽不定、反复无常、前景充满变数。全球疫情的最终缓解或“拐点”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疫苗的普遍接种与公平分配,同时也取决于各国的科学防控管制与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合作。

 

新京报:拜登上台后,立即宣布停止退出世卫,同时表态将加入世卫组织COVAX疫苗计划。你认为这对于全球抗疫有何影响?

 

陈向阳:这体现了美国内政巨变的对外影响,拜登的前任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顽固推行反全球化与反科学的民粹主义,导致美国抗疫“完败”、沦为“头号战败国”,并且严重破坏全球抗疫合作。

 

拜登上台后,第一时间宣布“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和加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履行其竞选承诺,也反映了美国民主党政府有别于共和党的民粹主义,这有利于美国自身的抗疫,总体也有利于国际抗疫合作,但同时可能导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趋于复杂,因为美国又将借此谋求所谓的“主导权”。

 

疫情“重塑国际战略格局”

 

新京报: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风险?

 

陈向阳:疫情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疫情持续所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包括感染与病亡人数节节攀升,各国卫生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压力山大”;

 

其次,疫情持续严重制约各国经济发展与正常的工作生活,各国经济安全备受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备受掣肘;

 

再次,疫情持续还导致一些国家失业人口陡增,加之疫情严格防控措施引发民众不满,导致不少国家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加剧。更有一些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而趁机对外“大做文章”,致使一些地区热点升温、地区动荡增多、国际安全形势堪忧。

 

新京报: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有何影响?对全球治理体系造成怎样的冲击?

 

陈向阳: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导致多国经济“元气大伤”,世界经济因此陷入严重衰退,美国政府为抗疫而采取的“超常规”货币与财政政策滋生新的国际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疫情及其抗疫严厉措施强烈冲击全球人员流动与供应链、产业链安全,既有的经济全球化难以为继,类似RCEP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化的主要形态。

 

疫情深刻影响全球政治,其核心则是重塑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战疫这一新型“世界大战”正在改写世界力量对比,因为主要大国的抗疫表现参差不齐:头号大国美国表现最差、沦为感染与病亡人数的“疫情双冠王”、软硬实力“双输”、霸权已被撼动;中国内以人民为中心、抗疫成效卓著 ,外以天下为己任、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主要经济体中成为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彰显综合实力强大;欧盟与俄罗斯一面艰难抗疫,一面自强不息,各有优势与强项。

 

由此可见,30年前冷战结束时确立的“一超多强”与美国独霸现已不复存在,多极化进程“经此一疫”取得实质性突破,新的多极格局露出轮廓、浮出水面,并在现阶段呈现为“不均衡的多极格局”,多极包括中、美、欧盟、俄四家,中、美两家的分量更重,美国整体实力仍为第一。

 

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少国家各自为战,在抗疫上搞“本国优先”,推行民族主义,影响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影响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全球卫生治理;二是全球抗疫成为世界当务之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其他全球性挑战,导致对其他全球性挑战的关注与资源投入不足,并可能导致新的隐患。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年久失修’”

 

新京报:人类为何对新冠疫情措手不及?现在持续一年了也仍然难以控制?

 

陈向阳:一是新冠病毒乃新型病毒,人类对其缺乏足够了解,加之其传播快、危害大,致使疫情突如其来、迅速蔓延;二是人类对公共卫生安全挑战缺乏足够重视,全球治理的相关投入严重不足,以至国际社会应对起来疲于应付、被动不已;三是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滥,美国前政府更是如此,其抗疫既不相信科学,又不重视国际合作,致使多国疫情失控。

 

新京报:此次疫情暴露了国际社会的哪些短板?是否意味着此前几十年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再适用?

 

陈向阳:疫情充分暴露了国际社会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体现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供求失衡、供不应求,国际社会的治理投入严重滞后于全球性挑战的突发多发;信任赤字则体现为不少国家搞本国优先、各自为战,个别西方大国一味对外推诿“甩锅”,甚至利用疫情一再非难施压他国,致使大国之间开展抗疫合作困难重重,国际团结格外匮乏,疫情得以持续加剧,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因此备受打击,以至于病毒反倒成了“最大赢家”。

 

疫情泛滥凸显全球治理乏力乏术,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对此力不从心,表明75年前二战后以及30年前冷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要么“年久失修”,要么低效失灵,需要“与时俱进”、结合当今新形势新环境新挑战加以改革创新。对此需要的绝不是全盘否定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多边机制,而是应强化多边主义,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完善,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京报:疫情之下,疫情政治化、污名化,谣言,疫苗分配不平等等问题凸显。这揭示了什么问题?

 

陈向阳:关于疫情政治化与污名化的问题,其中既有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极化、分化严重,不同政党与群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而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彼此“窝里斗”不止;也有个别西方大国为对外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借机打压国际竞争对手,而蓄意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一再抹黑诬蔑他国,这也暴露出个别西方大国顽固的偏见、极度的焦虑、十足的伪善。

 

关于疫情谣言的问题,其中针对他国的国际谣言,同样反映了一些国家对外的自私自利与别有用心;而一些国家国内的疫情谎言与谣言泛滥成灾,则又反映出在当今世界信息化与自媒体发达的背景下,呈现的谣言当道和所谓“后真相时代”。

 

关于疫苗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就一些国家国内而言,揭示的是其固有甚至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与阶级矛盾;就国际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揭示的则是固有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贫富分化,而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分化,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坚持本国优先,大肆抢购与囤积疫苗,致使疫苗供不应求、穷国孤立无援,这同时也反映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上的重大缺陷。

 

“国际社会应共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京报:中国应该在全球抗疫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向阳:首先,坚持以身作则、“内功优先”,继续优先打好国内战疫,注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以此对外充分发挥抗疫的榜样与示范作用,同时妥善兼顾经济发展,并以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为契机,主动引领全球抗疫合作与疫后世界的经济复苏;

 

其次,坚持内外兼修、兼济天下,对外继续释放强大正能量,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开展抗疫合作,稳健促进中国疫苗“走出去”和造福世界;

 

再次,坚持合作共赢、和而不同,有重点地开展双边抗疫合作,对周边和“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加大援助,对俄罗斯与欧盟推进抗疫以及经济合作,与美国拜登政府适时沟通、争取促成中美联合抗疫。

 

新京报:疫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威胁全球,人类应该如何应对? 

 

陈向阳:在客观上,这体现了国际安全的格局之变,即相较于军事、地缘等传统安全挑战,跨国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性挑战其实更显紧迫、更需正视,世界各国在其面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也因此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

 

在主观上,世界各国需要及时更新安全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值得大力弘扬,包括统筹发展和安全、致力于“安全的发展”,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更加重视防范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统筹本国安全与共同安全、反对以邻为壑的单边安全。对此,个别西方大国尤其需要转变陈旧的安全观,包括一味强调“大国竞争”与军事安全、一味强化零和思维、一味炒作所谓的“安全困境”、一味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

 

在行动上,国际社会应共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理念,就抗疫、应对气候变化等开展双多边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增进人类福祉与共同利益。

 

新京报:后疫情时代,国际体制、全球秩序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需要调整或重建?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向阳:首先,“后疫情时代”的提法是正确的,“后疫情”不是说疫情没有了,而是指疫情暴发之后,新冠疫情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包括从多方面加速与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故可称之为“后疫情时代”;

 

其次,国际体制与全球秩序必将发生相应变化,因为世界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在变,“东升西降”“中进美退”大势所趋,全球治理在变,人类社会也因“科技抗疫”而变,国际体制、多边机制、全球秩序需要对此作出相应调整、进行相应变革,使之更加公平、更为包容、更有效率、更有活力;

 

三,面对“后疫情时代”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兼顾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引领作用,统筹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促进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良性互动。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张磊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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