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的气味充斥着整间厂房。 

遴选好部件原材料，工人们把吉他的侧板、面板、背板等部位合到一块儿，制出琴的雏形。 

打磨、喷漆，原木色的琴身泛出光泽。几百把琴被挂在一个大开间内，由暖灯照射、烘干三小时，再送至下一个车间装配零件。 

最后，一车车吉他经由调音师的手，在独立的小隔间内校过音准。质检无误，便入库保存，等待被运往世界各地。 

工人们在对吉他进行打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这是贵州省正安县一家吉他厂的生产日常。 

在第一家吉他生产厂家于2013年落地投产之前，正安县几乎是“零工业”的状态。而今，县里已入驻89家吉他企业，吉他生产、销售产业链完备；还有10余家企业正在排队等待入驻。2020年，县内年产600余万把吉他，产值近60亿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2015年，国家机械委质量司授予正安县“中国吉他制造之乡”的称号。 

正安县曾是贵州省16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4年，县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1298户，贫困发生率达21.33%。 

吉他产业的发展是当地的扶贫利器。据正安县经济开发区数据，迄今为止，吉他产业园已带动14731人在家门口就业，保障了6690人稳定脱贫。 

2020年3月3日，由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安县脱贫“摘帽”。  

“干脆我们自己来开一个厂子”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是流传在正安当地的一句顺口溜，说明了这里的气候地理条件。 

正安县坐落在贵州北部，由无数座山头层层包裹。县招商局副局长刘平介绍，当地属于喀斯特地貌，占地面积大，但可用的耕地面积小；且梯田多，难以引入规模化的农业机械，农民们仍用最传统的方式耕作，收入相当微薄。 

正安县前进村村民韦会勤家有两亩半地，常年种玉米、大豆、稻谷。每年，一亩地有六百至八百斤的产量，基本只够自家吃。即使有多余的出售，顶多能卖几千块钱。父亲去县里打零工，拼拼凑凑，家庭年总收入维持在一万至两万元之间。 

村民唐玉江家种小麦。市场景气时，小麦一块钱一斤，一亩地的收入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间，“还没算上肥料的成本，算上了，收入根本都没得。” 唐玉江说，最困难的时候，得借钱买化肥与农药。 

正安县前进村村支书祝坤明回忆，2015年，前进村村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元。

喷漆之后，吉他在暖灯下被烘干。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务农之外，当地的就业机会寥寥。县招商局副局长刘平说，2013年之前，县里只有零星几家茶叶初加工厂，工业凋敝。 

2012年，正安县政府决心重找角度、发展经济。全面调研后，

正安县丰富的人力资源引起了县里的注意：当时，全县有五万人在广东一带从事吉他产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安便与广州市协作，输送三百余名本地劳动力至广州番禺打工。头几批有不少人进了吉他厂，后来一个拉一个，又拉了好些后生、同乡进去。 

正安县政府随即着手招商引资计划。“在广东吉他厂做老板的、干管理的、当工人的，都有。所以我们想，把吉他产业作为工业发展的着力点，我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刘平说。 

2012年，正安县政府考察团赴广东拜访了二十余家吉他企业， “大部分老板愿意和我们聊聊家乡的情况，但是请他们回来投资的话，基本都是不愿意的。他们担心在正安招不到工人，运输成本也会变高。” 

只有郑传玖透露回乡的意愿。 

郑传玖是正安县解放村人。1995年，16岁的他随同村人去往广东打工。2003年，他被同在广州打工的哥哥拉进一家吉他生产厂家。在厂三年，他通晓了吉他的打磨、喷漆、包装等工序。 

2006年春节，郑传玖与几个同厂的老乡一合计，“给别人打工，始终不长久，干脆我们自己来开一个厂子。”便召集了十来个老乡，凑了一百万，在广州办起了工厂，做各品牌吉他的代工生产。 

2012年夏天，正安县领导赴广东拜访郑传玖时，他的厂子已颇具规模，月产吉他两万余把，远销海外。 

郑传玖坦言，虽有回乡的情怀，他最初也有些犹豫，“还是考虑到交通不方便，又没有配套设施，成本会特别高。”当时，从正安出发的物流，抵达贵阳、遵义、重庆三市皆需两至三天时间。郑传玖算了笔账，若把工厂搬回正安，每年光运输成本就得两百多万元。 

正安县政府的回应一锤定音：提供免租十年的标准厂房，且后续跟进企业服务，便利企业主办证、贷款等等。 

郑传玖说，在广州，每月的厂房房租成本也有二十来万——一多一少，这账不算亏，他决心冒这个险。 

2013年8月，郑传玖回到正安。2013年11月，他的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在正安县新工业园区开工生产，成为落地正安的第一家吉他工厂。 

偏远小县成世界最大吉他生产基地 

郑传玖记得，2013年他刚回乡时，新工业园区外还是荒山野岭，光秃秃的，唯有杂草遍地，“连棵树也没有。”周边零散有些岌岌可危的旧民房，见不到任何商铺。从园区回县中心要绕山路，曲曲折折半小时的车程。 

在零工业基础的正安县开办工厂，也好比是拓荒，起初并非一帆风顺。 

郑传玖从广州带回了七八十个熟练工，又在当地另招了一百多人。熟练工少，成品瑕疵率就高。

 头一年，厂里烧毁了上千把做坏的吉他。 

出成品难，运输又慢，订单的时效性因此吃紧。郑传玖曾很发愁，“我怕客户不继续下订单，结果他们说，本来订单就是跑了半个地球才到他们手上。只要价格还是合理，品质还是稳定，即使多几天运输时间，他们也愿意继续下订单给我们。”这才算吃了定心丸。 

县里的落户优惠政策仍在继续，陆续有其他吉他生产企业入驻正安。 

产业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县招商局副局长刘平介绍，2014年，衔接新工业园区和正安县中心的快速路开通，两地通勤时间由半小时缩短为十分钟。2015年底，银百高速正安段开通。贵阳、遵义、重庆三市都设立了正安专线，物流时间由三天缩短至二十四小时内。 

园内的路网、污水处理网建设全部跟进。生产纸箱、包装盒的配套工厂也在增多，进一步降低了吉他生产的成本。 

目前，郑传玖的厂里有580人， 2020年，厂内年产吉他60万把，年销售额在3亿元左右，销往世界各地。 

现年36岁的正安县龙岗村人赵山是主动申请回乡创业。 

2007年，赵山退伍，去贵阳打拼，先后做过保安、销售等职业。于2008年进入IT行业工作。 

2015年，他与几个朋友想找个产品开网店。在网上搜索资料，发现家乡正安县的吉他产业发展蓬勃。又一打听，觉得县里的扶持政策很好，行业的门槛也不高，没有太核心的技术，“我就想干脆我们自己干算了。” 

当年10月份他回正安考察，11月份和政府签署招商引资协议。次年6月，他的乐器厂开工投产。 

扶贫移民新区安置点内，商铺林立。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初投产时，赵山与郑传玖遇到过相似的困难。“我们第一批材料运到厂里要一个月，如果是沿海城市的厂，两三天就能到。”运输时间长，产能一时没有跟上，他的资金链断了。 

愁得夜夜失眠之际，正安县政府给他批了一百万贷款，危机得以消除。 

不同于郑传玖式的传统线下订单销售，赵山的吉他厂专攻网售。 

赵山回忆，厂里的吉他上线网店后，一开始，每天最多卖出一两把琴，他便铆足了劲地推广。“当时，西南这边做网店卖吉他的比较少。我们前期就在平台上买推荐位，每天得花一两万。”厂里分管网店运营的祝兰说。 

一个月后，网店的日销售量提升到几十把。当年10月起，每天能卖200多把。网售渐渐步入正轨。 

赵山说，2020年，全厂年销售50万把吉他，年销售额有6000多万元，“网上销量连续四年都是全国第一。” 

据正安县经济开发区数据，2020年，正安县新工业园区年产600余万把吉他，产值近60亿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园内已入驻89家吉他企业，吉他生产、销售产业链完备；还有10余家企业正在排队等待入驻。迄今为止，正安县的吉他产业已带动14731人就业，保障了6690人稳定脱贫。 

家门口的工作 

韦会勤觉得生活的好坏都来得出乎意料。 

2013年底，韦会勤的父亲帮村里人修整房子时出了意外，右手小臂严重骨折。父亲被紧急送往遵义市医院，先后填入小十万医药费。家里的积蓄因此被耗尽。 

当时韦会勤正在念初中，他住校，每周需要包括伙食费在内的生活费一百元左右，但家里拿不出来，几乎周周要向亲戚借。 

2014年，韦会勤家被建档立卡为贫困户。同年，韦会勤初中毕业，为养活父母与妹妹，去广州打工。 

韦会勤在组装吉他。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干得好，一百二一天，干不好就一百块一天。”韦会勤说，在工地干活儿也是靠天吃饭，常常因为天气原因而不能开工。每个月通常开工二十天左右，日子依然艰辛。 

2017年春节后，家里人问他，老家正安县建了好些厂，要不要回来看看？韦会勤立刻答应了。 

刚进厂时，韦会勤做的是组装岗位。但他闲不住，不到一年时间，自己琢磨会了后续的所有工序——在这里，生产一把吉他需要127道工序。领导看他机敏，将他提为车间主管。 

现在，每天早上8点，韦会勤和妻子准时到达就职的乐器厂。妻子去三楼给吉他贴美纹纸，他去二楼的组装车间，向工人们分配当日生产数量。 

他的月工资有近6000元，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月入过万，“特别特别满意。” 

厂里员工的平均月工资在四千元左右，共计有82个贫困户员工，“只要来上班的，上不了多久就脱贫了。” 

58岁的同村人唐玉江也在这间厂里做工。他一辈子没走出过贵州省，别人去外省打工，他丢不开家庭，不愿意去，只在家种田。 

唐玉江家有五口人，早年孩子小时，他是唯一的劳动力。

孩子们上学，唐玉江从来不给伙食费：只装一罐子油渣，与生米一起捎到学校。届时生米煮成熟饭，拌上油渣，一周的伙食尽可解决。 

2016年底，唐玉江一家被建档立卡为贫困户。 

2017年春节后，他进入乐器厂里做包装工人，钉纸箱、为吉他装箱。 

2019年春节前，唐玉江成功脱贫。 

去年，唐玉江被评为优秀员工，厂里发了一千块奖金。他高兴得不得了：“厂能开下去，我就做下去——反正我身体没病，做到七十岁都是要做的。” 

受访对象们都说，正安县的吉他产业对本地人有特别的就业吸引力。 

原先县里工作少，大家只有两种选择：出县打工，远离家庭；留守家庭，维生艰难。现今，家门口就有体面的工作，且生活成本低，待遇也还不错。因此，陆续有在外打工的老乡回来入厂。 

不少吉他企业有对应贫困户的福利政策。郑传玖的厂里最多时有141个贫困户员工，实际牵涉贫困人口五百多人。工厂每月给贫困户员工两百元补贴；员工子女若到县里读书，工厂提供免费的食宿；来日考上大学，工厂承担四年学费。 

衣食住行的全面向好 

1月24日下午五点半，韦会勤与妻子一道下班回家，在小区超市买了些熟食。 

他们住在距离厂区仅一公里的扶贫移民新区安置点。安置点占地442.9亩，有移民3793户、17534人。 

这里俨然是个小镇。房屋主体是白墙黑瓦，与常见的商品楼无异。楼房下沿街开设店铺，服装店、理发店、生鲜水果店等商店品类齐全；医院、学校、老年活动中心等生活机构也可轻易找到。 

正安县招商局副局长刘平解释，将安置点设置于新工业园区附近，是一个双向的考虑，“一方面，脱贫攻坚本身就有移民搬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吉他园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用工需求在上升，那么在园区外建立一个安置点，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正安县人民政府政务大厅的牌匾下，有一座咖色的吉他浮雕。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2017年搬来安置点之前，韦会勤住在村里老宅。那屋子不通燃气，烧饭用老灶烧柴生火；没有下水系统，如厕在牲口圈。房体是木质结构的，顶上盖的瓦片，常被大风卷走。 

韦会勤说，当时村里还有更破旧的房子，四面墙体由竹子编成，糊上牛粪、黄泥、稻草等，干燥后用作挡风。 

而今他在安置点的新房有110平方米，三室两卫。政府给做了简单装修，他自己少许添置了家具和电器，便能入住。 

1月24日晚，韦会勤烧了榨菜肉丝、豆腐白菜汤，就着刚买的卤味吃。菜是小区内的菜市场买的，步行下去几分钟的事儿。 

“如果现在叫我再去外面打工，即使工资高一点，我也肯定是不去的。”韦会勤说。 

他新近提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这几年，吉他厂里的员工陆续买车。原先是管理层买的多，现在车间工人也纷纷购车。“每个月都有新车停进来，停车越来越困难。上下班点进出园区，甚至会遇上堵车。”赵山说。 

像赵山这样离乡又返乡的人，最深感于家乡的变化。从前当地有一说法：抽支烟的工夫，就能把县城走完。2015年，离家近十年的赵山回来一看，“怎么路都找不到了？” 

扑面而来的，有扩建的城区、新修的公路与楼房，以及各式各样的吉他元素。 

正安县吉他广场中央，有一座十米多高的吉他雕像。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最常见的是吉他路灯，灯柱上挂一两把吉他造型的灯箱，红的、白的、古典样式的、电吉他样式的，无所不有。 

街道上随处可见吉他形状的摆饰，县人民政府政务大厅的牌匾下，亦有一座咖色的吉他浮雕；与之遥遥相对的，是一片巨大的“吉他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十米多高的吉他雕像。 

天气好的时候，常见吉他爱好者在此弹唱。 

细听，似有琴音。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