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则网传“某厂23岁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消息刷屏社交媒体，再次引发公众关于“996”“过劳死”的讨论。根据网友爆料，该名员工生前从事买菜工作，1998年出生，年仅23岁。1月4日，出事方发布公开声明称，北京时间12月29日凌晨1 : 30，某张姓员工与同事一起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厥倒地，后送往医院急救无效，不幸离世。

过去两年，类似的新闻与讨论并不少见。在996遍地走的今天，工作日加班，节假日加班已经成为了常态。“过劳”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底色。

2018年，我们曾就“过劳”问题采访过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教授。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过劳问题的学者之一，长期研究中国过劳问题的根源以及对策。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旧文重发，希望借此与更多读者一起思考“过劳”现象背后的工作困境与可行的解决方案。

采写 | 徐悦东

杨河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

“如果让欧洲人加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让美国人加班，必须认真的给他讲清楚加班补贴和调休等相关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如果让中国人加班，有加班补助就早已感激涕零。”

这是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加班段子。在中国，不仅企业的管理层、白领、底层蓝领经常加班，连在很多人眼里悠闲的公务员也不能幸免。而且，很多企业连加班费都不能保证。据《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九成行业周劳动工时超过40小时，住宿、餐饮业周平均劳动工时长达51.4小时，位居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位居二到四位，以上行业均超过《劳动法》规定的“特殊行业”49小时工时上限。

而根据2015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全国抽样所做的调查，2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27.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48小时，26.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9-59小时，18.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而加班原因的前三位分别是“人手不够，工作量大”（30.7%）、“工作内容和目标有变更”（17.6%）、“递交任务期限短”（16.3%）。在问及加班工资时，56.5%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没有支付补贴，24.5%的人认为企业只支付了部分补贴，完全支付的仅占15.5%。

杨河清课题组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对北京的白领进行预警分析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

中国的过劳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学术界却关注得很少

新京报：《过劳时代》受到了日本读者广泛而持续的瞩目，在日本一版再版。中国的过劳现象也非常严重，但是这个议题在中国被很少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国没能像日本一样，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呢？

杨河清：日本舆论对过劳问题的关注的确比中国多。这是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过劳问题就非常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工作时长是最长的。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那么快，跟劳动者不遗余力地付出是有关系的。但是过劳也危及生命，有损家庭幸福。所以在那时，有一批学者、律师和过劳死者的家属，创立了一些组织，向社会呼吁预防过劳死，这引起了很大反响。

相比之下，中国很晚才开始关注过劳问题。当然，近几年来，我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越来越多了。

《过劳时代》，森冈孝二 著，米彦军 译，新星出版社 | 新经典·岩波新书精选，2019年1月。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过劳问题的？中国过劳研究的发展情况如何？

杨河清：在2007年，因为一个契机，我开始关注过劳问题。我在飞机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韩国的媒体在2006年，报道说中国每年有六十万人过劳死，这个新闻当时被《环球时报》转载了。我作为学者，我的思维方式是批判性的。每年六十万人过劳死，韩国人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劳动经济学和劳动关系是我研究的领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任何一个学者或者机构，和韩国合作研究中国的过劳死问题，或者有中国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告诉过韩国人。客观上中国也许每年都有很多人过劳死，但是在那时，中国的过劳死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韩国人单独对中国进行研究不太好吧。

因为中国没有关于过劳死的法律依据和标准，那韩国人是依据什么标准对中国的过劳死进行判定？中韩两国国情不同，用韩国的标准显然不行。从这两点出发，我认为这个报道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2007年，我组建了研究团队来研究过劳问题。我们发现，在2007年以前，只有媒体上有一些零散的过劳死报道。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会抱怨工作很疲劳。但只有个别中国学者零星地翻译过一些相关研究报告。探讨过中国过劳问题的不到十个人，很多人也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所以我要研究和发声。我后来也接受媒体采访。因为媒体可以影响更多人，让更多地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在2012年，为了让研究过劳问题学者更好地交流，我建立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每年以研讨会的方式，去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也经常被日本和韩国邀请去开研讨会。我们的研究跟他们的差距很大。因为我们的研究还是非常初级的，而他们已经深入到了各个学科。过劳问题是很多日本学者一辈子在研究的课题，而不是随便翻译几篇文章说几句话就可以的。

《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赖德胜、孟大虎 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会那么晚才关注到过劳问题呢？

杨河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关注的主流都是怎么去发展，比如经济增长、就业、工资、效率的问题。在经济落后的状态下，强调这些是没问题的。而过劳是属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问题，这个得往后放一放。

而现在，大家普遍更关注民生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了健康问题。所以大家普遍关心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职场环境和文化也关乎我们的健康。现在大家逐渐开始谈到这些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会有一些学者把视角转向研究过劳这种“非主流”的问题。

新京报：你刚才也提到，对中国过劳的测量和界定的标准需要本土化，那么该怎么本土化呢？现在在学术上有没有一个准备要出来的标准？

杨河清： 这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设定这个标准，最后进入立法。这是我们远期的愿景，离实现还太远。我们前期调研的工作还正在做，包括过劳的现状、群体、程度、原因和后果。假如想在现有的法律下，再增加预防过劳的条款，我觉得至少还需要十年。

而日本的标准建立得很好。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日本每年都要发布过劳方面的白皮书。另外，在医学上，他们关于过劳死的鉴定标准是很健全的。所以，假如有人过劳猝死了，是可以诉诸法律的。

他们还解决了过劳抑郁这种疾病的判定标准。因为导致抑郁的原因有很多，所以这就要有医学上的研究了。还有，他们还解决了过劳自杀的判定标准。但是在中国，很多领域的学者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资源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国情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直接把日本的标准照搬过来用。

新京报：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日本经济在九十年代停滞之后，现在日本年轻人似乎在流行“小确幸”、御宅族和啃老族，感觉他们不再把努力工作当成一种追求。但是在《过劳时代》书里，日本年轻人还是经常过劳的，很多人还会主动过劳，你觉得这两种现象冲突吗？

杨河清：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新生代吧。有些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市场。这一代人跟他们的父辈确实非常不一样。但目前这部分年轻人在职场的比重相对比较低。职场的中坚力量依然是七零后和六零后，甚至还包括很多五零后，因为日本的退休年龄比较晚。他们的五零后很多还是领导级别的，六零后更多是骨干级别的，压力很大。

所以，日本人所谓的过劳指的更多是这一批人。村上春树所说的“小确幸”，更多指九零后，当然也包括一些八零后。所以，未来的潮流可能是“小确幸”。年轻人有他们的标签，但是目前作为整个劳动群体来说，依然处于过劳状态。

日本社会过劳现象严重。

在目前的中国，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是我们的宿命

新京报：过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河清：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候，劳动力供不应求，在日本也是这样的。还有菲律宾人，韩国人，中国人去日本打工，跟日本人竞争。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发展速度迅速降下来了。这时，劳动力甚至会供大于求，可是为什么大家还过劳呢？这就跟职场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北欧的国家，就很少有这种问题。他们很早就转向福利国家了。他们已经平衡了生活和工作。他们不会说，我一生就是为了事业奋斗，他们更愿意享受生活。但在中国，大家对事业都很有追求，大部分人还是想往上爬，在一线城市立足也是很难的。

此外，像日本人，他们做事非常精益求精，这会投入很多时间精力。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是在高端市场，反而会受消费者青睐。所以，这跟市场也有关系，虽然背后是文化的原因。这太复杂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主动过劳和被动过劳的区别？

杨河清：主动过劳的背后也是压力。你得不断为企业牺牲，才可能会被领导青睐。像大学、媒体等文化产业，可能主动过劳比较多。因为人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包括社会声望、地位和收入等。他们有这种条件去自我实现。

另外一类人就是被动过劳的。尤其是底层的蓝领工人。订单来了工人是推不掉的。若是不服从，企业可以开除你，替代的人太多了。但守法的企业应该要付加班费。

新京报：有没有办法上升雇主选择加班的成本呢？

杨河清：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雇主损害的不仅仅是员工的健康，也是国民的健康。我们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要让大家至少有这种意识。

新京报：所以要用法律和舆论压力去增加加班的成本？

杨河清：对。这也是个道德上的事。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在这个阶段，企业家追求利润还是第一位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对员工的关爱都退居二线。所以我们要进行呼吁。

而且，很多企业还不给加班工资。对于加班，中国法律是有规定一周最多加班多少的。而且加班工资是平时的两倍。有些国家是三倍，咱们算比较低的。很多企业并不会支付两倍的加班工资，甚至连加班的原有工资都不支付，加班就是无偿劳动了。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美] 迈克尔·布若威 著，李荣荣 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2月。“为什么工人这么努力地工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运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揭示了工人自发的同意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新京报：所以，在中国预防过劳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

杨河清：想要改变，这得随着市场的慢慢成熟，社会的发展逐步展开，发达国家也是这么慢慢过来的。企业是市场决定的，但现在的市场又不是很道德的、很成熟的，法律规范不够，竞争的残酷性都落在员工身上了。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们的研究还不够。

我们的国家还是希望能富强，正属于上升期。这会传导到基层组织，不努力可能会被淘汰。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不丰富，不像挪威、加拿大、中东国家等，可以比较悠闲，就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很多企业管理方式还很落后，人力资源的素质也不是很高。所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关系的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资源，就是要靠更长时间的劳动。

但不是无限的加班，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突破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这个总效益是负的。在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下，从经济学上来讲，你加班的时间越长，它的工资率上升很快，人力成本迅速上升，加班所创造出价值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最后会得出一个盈亏点。

而且，社会的盈亏点在企业的盈亏点上方，在这两个盈亏点之间，企业在赚钱，但是社会已经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包括社保、医疗、员工健康等。

新京报：那还有什么变量会影响这两个盈亏点呢？

杨河清：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秘密。掌握这个盈亏点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理论上说，目前在中国，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是我们的宿命，通过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来弥补我国其他资源上的不足。我正准备把有关这个盈亏点的研究在完善之后发表在期刊上。这个盈亏点精确在什么地方，我还说不出来。但我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你严重过劳，企业和社会全会亏损。

贫富分化和过劳之间有没有关系？

新京报：《过劳时代》里面有个观点，欧美从八十年代开始慢慢工作时间开始延长，这可能跟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有关。而且作者还观察到，收入越不平等的地方，工作时间越长，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杨河清：其实在八十年代，跟中国比的话，欧洲的工作时长就不算长。在欧洲，雇主也不可能严重违法，不然雇主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这也许跟在新兴国家的经济竞争有关。世界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发展很快。很多发达国家还是要进行创新和科技产业升级，才能保持高产业链的位置，这也会传导到社会下层，也许加班也会相对增加。

新京报：你认为贫富分化与过劳之间有联系吗？在《过劳时代》里，贫富悬殊的地方加班越长，这两个变量有没有什么关系？

杨河清：也许有一定关系，但是要看情况。虽然日本是“格差社会”，“格”是阶层，“差”是差距。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还是在发达国家中很低的，才零点二几，咱们都快接近零点五了。日本的阶层差距其实并不大，但是依然过劳。所以这就是贫富分化造成过劳的反面例子。这也许跟东亚文化有更大的关系。

《格差社会》，橘木俊诏 著，丁曼 译，新星出版社 | 新经典·岩波新书精选，2019年1月。

新京报：但是，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贫富分化加剧，底层的人民收入变少，他们只能不断增加工作时长来增加收入？

杨河清：这你说得非常准。他们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时间来赚钱。上层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原来老加班的上层也接着加班，原来不加班上层也很悠闲，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很难去讲阶层差距直接造成了过劳，但是阶层差距造成了底层过劳。

新京报：假如福利增加的话，会不会减少过劳现象？

杨河清：不会。因为人还是有更高的追求，可能被迫过劳会少一点，这个得进行研究。我得一百块，就不干了，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要看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还有能力去追求更多收入，他们得多次失败才会降低目标的。现在社会心理都很紧张，大家看待金钱的态度都不太平和。北欧就很清闲，因为他们不太考虑赚钱的事。

新京报：那可能是因为北欧的福利好吧？

杨河清：他们不在意赚钱，而我们却都在攀比。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要比学习比才艺。至于福利制度和过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得做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离线权”的背后，公私分明的文化

新京报：信息革命也改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比如，电邮和微信令大家随时都能工作。法国有一项“离线权”的法案，下班后可以不回复工作电邮，你怎么看待这项预防过劳的法案？

杨河清：2004年我去英国一所大学访问，我跟他们的管理学院院长晚上一起喝啤酒。我就问他，你作为院长，假如你突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通知大家的急事，你会怎么处理？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震惊，因为就直接按他们的法律来加班就好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就首先告诉下属，我有一个“公事”要跟你商量，并说明这是加班时间，愿不愿意加班是自愿的，愿意的话有加班工资。我们就从来没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最早是一种公私分明的文化，然后形成法律，法律执行的时间长了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所以双方都非常默契。很多社交媒体在2004年还不存在，他们这些就有了这样的文化，现在有“离线权”也不奇怪。

新京报：文化产业是需要闲暇时间去消费的，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不是需要减少劳动时间才能发展起来？

杨河清：你这思路很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理论上来说，文化产业需要时间去消费，而过劳也限制了这种消费。虽然发展文化产业不是为了减少过劳，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和追求精神需求本身，可能有这样的派生性影响。

《闲暇：文化的基础》，约瑟夫・皮珀 著，刘森尧 译，三辉图书 | 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有关闲暇的哲学思考。闲暇不等同于懒惰，也不是工作的休止。它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作，具有人性的意义。

新京报：你对中国预防过劳的前景乐观吗？

杨河清：目前来看并不乐观。第一，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更多引导社会，包括政府、雇主和员工，平衡地看待工作和生活。第二，希望媒体多报道一些过劳死的案例，给大众一些警示，毕竟每个人毕竟都想长寿健康。第三，还要看我们国家发展得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尽快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国家的期望很高，这也会把压力传导到各个下层单位组织。想要国家调整这个期望，是不太可能的。

本文原载于2018年12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封面题图为意大利剧《工作》（1961）剧照。

作者 | 徐悦东

编辑 | 安安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