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回应此前多地频繁发生的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难题。

方案提出到2022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便捷性不断提高，线上线下服务更加高效协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老龄科学研究》主编党俊武认为，“数字鸿沟”是数字化与老龄化两大浪潮交相碰撞产生的必然结果，未来，老年人如何融入数字化进程值得充分关注。

填补数字鸿沟需强有力的数字反哺

新京报：疫情期间，多地曝光老年人健康码使用难的新闻，这也成为国办方案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你怎么看这一情况的出现？

党俊武：这个问题很现实，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老人接纳数字化程度慢。它暴露出一个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理念问题，高科技快速发展，如何落地，如何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服务，这是科技发展的第一尺度。

我国数字化的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社区网格化管理细致，只有树立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现有技术完全有能力处理好目前存在的大多数问题，包括无障碍使用健康码等问题。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危机？

党俊武：老年人数字鸿沟，其实就是社会数字化和人口老龄化这两大趋势相遭遇，出现的一个新情况。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将老龄化将其孤立看待，视作数字化进程的绊脚石。

我们需要换个眼光来看人口老龄化。数字化和老龄化交织下，可以产生出的巨大的红利。2019年末，我国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54亿，“十四五”期间，将突破3亿人。老年人是数字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未来商家眼中十分重要的“流量”提供者。

数字化技术真正要全面落地实现红利，我认为还需要更强有力的“数字反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包括家庭中的子女，不仅仅是提供基础的帮助，还要开展数字化技术的培训学习，将这一项行动的重要性提高到全社会层面上来。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和观察过程中，老年人对数字技术是更积极的态度，还是更回避的态度？

党俊武：老年人对于新技术有天然的保守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需要一个观察和接纳的过程。一旦老年人能够感受到技术带来的益处，他们也会欣然接受。

以我个人为例，因为工作原因两三年前才开始使用手机微信。我可能认为它不利于视力保护，加剧时间碎片化，占用我过多读书时间。数字化是一个中性技术，也有它的弊端。我们应当秉持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就是不能让数字化取代一切。

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一个真正瓶颈在于，老年群体对它的信任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数字化的法治化进程，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出台相应监管政策，针对数字化违法犯罪行为，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加大曝光力度。

新京报：对于很多老人来说，接触互联网、学习技术简单，如何让他们掌握数字思维呢？

党俊武：没错，这个很重要。即便是有意愿、条件和能力学习和了解数字化的老人，形成数字思维也并非易事。数字思维不是从外面灌输的，而是从新的生活方式和新习惯的使用过程当中形成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老人已经接触到的数字化的技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思维自然会慢慢养成。

对未“触网”老年人要分类看待

新京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去年短短三个月之内成了网民。你怎么看这个急速增长？

党俊武：受疫情的客观影响，更多老年人发现互联网技术提升了生活的便利。首先，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有能力上网的，可能日常生活的非必需性，还没有接触；第二，本身中老年人“触网”人数基数就较小，因而潜力巨大。

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还有1.57亿老年群体没有接触网络。其实可以将他们分类看待。分类标准基本有三个：收入情况、健康状况以及文化程度。无法“触网”的，通过保留传统服务方式实现兜底，同时加强线下服务；有发掘潜力的，通过适老化改造，简化使用流程降低门槛，让他们更快融入数字化生活；已经接触的老人，让他们加深了解，提升数字素养。

这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方案中也有明确：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环境和习惯的老年人，分类梳理问题，采取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解决方案。

新京报：国办方案发出后，相关部门也已经陆续出台文件，这些措施要如何落地？

党俊武：我国老年人口群体庞大，解决老年人适应智能化发展困难问题，我认为政府要发挥职能作用，负责兜底，更重要的是，应当确立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后，交由社会和市场，发挥各自能动性。

例如，现在许多商家已经认识到，不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就等于把客户挡在门外。有了这个意识，他们自然会想出很多办法。毕竟，意识是第一位的，办法是第二位的。

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要找到解决老年人问题的抓手。政府机构层面有老龄办主抓，但目前我们看到，许多县级老龄办已经取消了。因此，应健全组织建设，强化老龄工作系统的职能，要加强基层老年群众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的作用。

新京报：你所说的“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是什么？

党俊武：正确的利益导向机制主要是指能从中尝到甜头的各种做法。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好的转变。比如家门口的超市，开始没有健康码是绝对不让进门。现在出现了各种替代措施，因为商家发现，逛超市的主要是老人，没了客户货架上的东西就卖不出去。

一句话概括：数字化是做大自己潜在消费群体的最简单、最低成本的办法，也是保住自己客户的最简单办法。

新京报：对于市场来说，老年人的钱可能比较难赚。

党俊武：对，这就涉及老龄经济的问题。可能目前商家的眼光还是更多放在了年轻人这个活力群体，主要是商家没想通，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年龄结构来看，钱主要掌握在中老年人的手里。我们一直都在主张扭转一个概念，数字化鸿沟可怜的不是老年人，是商家。

只是要注意，任何消费都是需要激情。年轻人只要有品牌效应，消费是件很容易的事。老年人不是。他需要反复观察、试验、比对。老人接受速度慢，但粘性相当好，一旦打开便是非常稳定的市场。正规保健品的销售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商家现在都是用的更多是挣快钱的那套老路子，所以还很难接受慢慢培养消费群体的老龄经济这种真正的新经济。认知新经济是一个大话题，要认识到，中国未来消费主要靠中老年群体，内循环也要靠中老年群体的巨大消费动能。

老龄社会不仅仅是老年人问题

新京报：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否也说明我们在关注老年人数字鸿沟时，更应关注这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化问题？

党俊武：数字化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浪潮，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进入了老龄社会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要树立三个视角。第一，树立人生的老年期视角。老年人是人的老年期，我们不能把老年期与年轻期割裂开来。主要是要让全社会认识到人人都有老年期。否则，只谈老年人，让年轻人似乎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第二，树立全生命周期视角。生命有从青年到老年的演化过程，相应的数字化技术要充分考虑到人的整个生命发展过程，年轻时候如何，老了又如何。例如现在人人整天看手机，高龄阶段就会积累大规模的眼科疾病问题。如果不纠正，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要知道，一旦视觉出了问题，生活质量将会大打折扣，更无法谈美好生活。

第三，树立老龄社会视角。我们现在已经迈入老龄社会，而不仅仅是老年人多了的问题，还有一个年轻人在减少的问题，总体看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从全局来谋划、来应对，而不仅仅只是关注解决老年人的健康养老等问题。

对此，中央作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部署。简单来说，就是要举全党全国之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各种问题。老年数字鸿沟问题也要纳入这个框架来系统解决。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关于老龄社会还存在不少认识误区，能否详细解释下？

党俊武：现在很多人“谈老色变”，而且对老龄社会持悲观思维的认识误区是全球性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传统年轻社会的思维来看待老龄社会。年轻社会中年轻人多老人少，现在进入老龄社会，老人在增多，年轻人在减少，用年轻社会的思维看，当然只能是悲观结论。

但是，我们用老龄社会的思维看老龄社会，结论就是乐观的。一方面，社会整体在老龄化，但个体在年轻化。另一方面，大家活得长寿，这是有人类以来的梦想变现。这是个伟大壮举。老龄化不可怕，关键是不能过度老龄化。

另外，把人口老龄化就当做老年人增多，这是个绝对错误的概念。老龄化指的是老人增多和年轻人减少的过程。这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规律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结构性变动背后，是我们的观念、发展方式、制度体系等要适应这个规律。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简单解决老年人的医疗、吃饭、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问题就万事大吉了。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