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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十年,更宽容成熟,但不城府丨人物
新京报 记者 杨莲洁 郭延冰 编辑 吴冬妮
2020-12-03 19:35
管虎形容十年前的自己,没有现在这么宽容和成熟,会比较激烈,容易跟不喜欢的人起冲突,遇到不喜欢的事会转身就走。“现在呢,我会多坐一会儿,多了解一些,渐渐发现这帮人也有可爱的地方,这件事也有我能接受的地方。说白了,就是长大了,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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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米的大高个儿,光头,短胡茬,走起路来一马当先,说话风格坦荡直接,“休想”“绝不会”这样态度鲜明的词儿脱口而出,他并没有因为舆论的影响而变得畏首畏尾。


管虎就像他导演的作品,有种极致特别的气质直戳人心——电影《斗牛》《杀生》是黑色寓言的荒诞悲怆;电视剧《生存之民工》《外乡人》是底层小人物的残酷真实;电影《老炮儿》是逐渐老去的浪漫江湖;《八佰》《金刚川》则是一腔热血的家国情怀。


事实上,管虎是少有的能在电影和剧集双线产出好作品的导演。他因执导警匪剧声名大噪,拍作者电影连续拿到金马奖,投身主流商业片获得票房成功。他也积极拥抱网剧,监制《鬼吹灯》系列网剧口碑一路走高。在外界看来,他拥有在影剧之间切换自如的能力,管虎却说思维转换其实不容易,他也是被时代一步一步推着走。但无论是警匪剧、作者电影,还是主流商业片,创作首先是不违背本心。


管虎本人更像是游走于各种极致状态的矛盾体。作为导演,他在片场是说一不二的“老虎”,但生活中,太太梁静和朋友们都认定他是个情感细腻柔软的人,“内心住了个小姑娘”;他酷爱抽雪茄,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但他也能说戒就戒了四百多天。管虎说:“我愿意让自己难受。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人不能由着自己舒服了,总得难受点儿,一定有好的东西在慢慢过来。”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创作——我愿意让自己难受

A 影剧双线作战,曾想做最好的警匪片导演


管虎的导演生涯,一直在电影和剧集之间来回跳跃。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管虎大约有十年时间都在拍小成本电影,《头发乱了》《浪漫街头》《上车,走吧》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2000年前后转战电视剧领域,因执导《黑洞》一战成名,由此带起了警匪剧的热潮,此后相继拍摄了《七日》《冬至》等警匪题材剧集,以及《生存之民工》《外乡人》等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收视率和口碑表现都很好。


管虎说,不是他“决定”要转拍电视剧,而是被时代和形势推着做出的选择。2000年前后,电影行业没落到谷底,很多影院改成了台球厅或酒吧。电影人没有电影可拍,拍了也没人看,电视剧却繁荣昌盛。他只好去拍电视剧练手,也为了挣钱养活自己。“当时金英马公司有这么个故事(《黑洞》),关于反腐和打击走私的。现在听上去这都挺敏感的,但当年还行。拍出来老百姓喜欢看,也是我运气好。”


当年《黑洞》播出后,曾掀起了一阵警匪剧风潮。


《黑洞》之后,管虎又拍了《冬至》《七日》等同类型的作品。他当时特别喜欢警匪题材,甚至还在《重案六组2》里客串过劫匪。小时候他有个外号叫“管大棒子”,瘦得像棍子,容易受欺负,就想当警察,做了导演后,也想探究警察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职业,甚至一度以为自己会是个特别好的警匪片导演,因此存了心思想多拍这类型的电视剧,为未来拍警匪片做准备。没想到后来电视台黄金档不让播警匪剧了,行业一下子踩了刹车。


2012年,拍了差不多十年电视剧后,管虎凭借《斗牛》重回电影领域,他形容是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往前走。“多亏了冯小刚导演他们那些贺岁片带起的热度,电影市场在2006年、2007年逐步好转,大家也慢慢养成了买票看电影的习惯。我们都是学电影的,心里一直盼着有机会拍电影,就想借着这个大时代的潮流努着弄个小电影,测试一下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站得住。”


电影《斗牛》


十年没拍电影了自己还行吗?管虎内心也在打鼓。“电视剧洋洋洒洒太长篇幅,潜移默化地让你习惯‘大概其’就行了。电影不是这样的,它一定要精雕细琢。所以我需要测验一下,看自己还能不能沉浸在电影创作的环境里。”测验的结果让他有了信心,也让他意识到拍剧也有好的一面:积累了好的设备资源、好的演员和摄影师,以往没机会在电影里尝试的风格手段,都在电视剧里得到了尽情的练习。


《斗牛》《杀生》《老炮儿》相继获得了金马奖,2017年管虎开启了电影和剧集双线作战的模式——他导演的电影《八佰》让疫情之后的电影市场重回单片票房30亿的时代;监制的网剧《龙岭迷窟》被视作IP改编剧的标杆。外界看来,他能在电影和剧集两种影像形式之间切换自如,每次转换都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但管虎直言,影剧的思维转换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候我拍完电视剧准备做电影,需要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休息,转换思维。”


B 电影要有仪式感,剧集变通不等于妥协


管虎有一个习惯,他愿意让自己难受。比如抽雪茄是他最大的嗜好,但他也能说戒就戒了四百多天。“任何事情它一定是双面的,都是双刃剑。人不能由着自己舒服了,总得难受点儿,一定有好的东西在慢慢过来。创作、生活都一样。”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在别处看来难以调和的矛盾状况,在管虎这里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比如他极其在意电影的观影仪式感,平时看样片如果有人手机响,或者起身上厕所,他会有点儿生气。但是,他又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电影线上放映、观众拖进度条看网剧的做法。“我是跟着父辈、跟着前辈导演当副手、副导演,从剪辑胶片的阶段过来的,当然特别重视观影仪式感。但既然互联网出现了,结果还不错,你抗拒不接受?就跟胶片被数字取代一样,时代在往前走啊,所以形式归形式,只归于我内心的那一块,其他的我不反对。”


实际上,管虎是较早拥抱互联网的电影导演之一。他希望借此接触更多的年轻人,包括网剧的年轻观众和影视工业里的年轻从业者。管虎团队操刀的第一部《鬼吹灯》改编网剧《黄皮子坟》,完全按照电影的创作方式,结果反馈并不乐观。接下来的两部就改变方向,在保证质感的基础上按照原著粉能接受的IP改编剧的路子来拍,播出后备受好评。


这种根据观众反馈做出的剧集创作上的变通,管虎不认为是妥协。可如果是拍电影,他也直言这样的变通会更少受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是,管虎的电影风格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梳理他《斗牛》以来的电影作品,可以看到清晰的流变脉络——从注重个人表达的作者电影到受众更广泛的主流商业片、从关注小人物到宏大视角叙事。


被问起这种变化的原因,管虎说这就是正常的发展流程,不能算改变。“随着年龄增长、电影观的变化,我自然会走到这一步。也许未来再转回来,继续回到小人物身上,其实我挺想讲今天现实中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在他看来,《斗牛》寓言式的黑色幽默,《八佰》宏大视角叙事的家国情怀,以及愿意弄个精彩的故事让观众觉得好看和高兴的商业潜能,这些都是他内心本身就有的一部分。


C 黄渤聪明又勤奋,梁静扮丑是珍贵体验


管虎的电影颇能成就演员。《斗牛》《杀生》《老炮儿》三部电影,让黄渤、冯小刚拿到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称号,让梁静成为金马奖最佳女配角,让许晴、李易峰分别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其中最特别的是黄渤,他的演员生涯从2000年管虎导演的电视电影《上车,走吧》开始,片中其饰演了一个到北京干小巴运输的胶东农村小伙高明。此后他跟管虎合作了十多次,《斗牛》里的“破落户”牛二,让他第一次赢得了电影表演大奖。


《上车,走吧》


黄渤说起过出演《上车,走吧》的经历,管虎看了他的照片觉得有点潮有点帅,不适合。管虎回忆起来哈哈大笑:“确实有这么一档子事儿,给了我一张磁带封面照片,挺帅的。后来一见本人不是这样啊,还挺适合我们这戏。”在黄渤还默默无闻的时候,管虎就跟他合作了《上车,走吧》《生存之民工》,他认为“这哥们儿”身上的朴实感是从骨子里、血液里流淌出来的,不是装出来、演出来的,而这种特质正是经过系统表演训练的常规演员身上很少能有的。


黄渤主演管虎导演作品《杀生》。


“演员要保持住这种特质是很难的,但这哥们儿有一点好,他极勤奋!我见过勤奋的人多了,见过聪明的人也特别多,但两种加一块的可不太多,黄渤就是。他在戏里就跟疯子似的,一戏痴。所以他不可能不成功。”管虎特别欣赏能单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人,他最近很欣赏年轻演员欧豪,也是因为他身上的这种单纯。“他没有经过所谓的表演方面系统性培养,但身体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潜能,变化无穷,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且他也很单纯,愿意把这一行做一生。”


管虎的太太梁静是他作品里的另一位“常客”,只是她出演的多是丑角,比如《杀生》里的龅牙接生婆、《厨子戏子痞子》里的癫狂老板娘。管虎觉得,扮丑是演员珍贵的体验,“演员一生演了很多不同形态的角色,像那种比较丑的形态,这辈子能有一两次吧,你想这事儿其实多珍贵啊!”他认为梁静是可塑性极强的演员,但首先得有人找她去演不同的形态,美不美反而不重要。“美在电影创作中是最最次要的东西。对演员而言,美也并不是最重要的。”


梁静在管虎作品《厨子戏子痞子》中扮丑。


近年来,梁静在演员之外多了个身份,她是管虎电影的总制片人,也是影视制作公司7印象文化的董事长。管虎说:“我是个特随性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就拼了,可以极端勤奋,要不然我就没兴趣,懒惰起来谁也赶不上我。”他觉得自己到了现在的年纪,最重要的是保持单纯的环境,专注于做喜欢的事情,其他的不想知道也不想参与。如何将“手工作坊式”的团队公司化,这样的管理事务,全权交由梁静打理。“我们家唯一有管理天分的就是她了!她能到长江商学院听金融学,还考研究生,换我脑子都快疯了,一秒钟都听不下去,这人,多人才啊!”


人生——尽量做到成熟而不城府


1 胡同里的野孩子,文艺家庭只是个误解


父母都是演员,在外界眼中,管虎是在文艺家庭成长起来的。他笑称那都是误解,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被下放,他是在胡同里的邻居家长大的,从小是个调皮捣蛋的野孩子,直到13岁上了初中都不知道父亲是个演员。“等他们回到北影厂,我也开始懂事了,但演员这个职业当时对我真没什么影响和震撼。”唯一产生影响的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从胡同大院到了电影制片厂。小孩们经常相约去片场看热闹,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到里面能看到现场的鼓风机、造浪机、摄影机,导演、演员在那儿工作。“感觉很神秘,越来越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那时北影厂每星期都会放映一些外边看不到的电影,每家发两张票,干部能多一张,但通常都轮不着家里的孩子。于是一帮没票又想看电影的小孩凑一块儿想辙,有的翻窗户、走厕所溜进去,有的自己手绘一张仿真票混进去。“他们每次发的票都长差不多,只是颜色有变化。放映的次数多了,旧的票能攒下来,偶尔能拿旧的混进去。或者自己画一张,当时大伙画得可好了,跟真的一样。人呐,在那个环境下什么技能都能逼出来。”来之不易的观影机会,加上比其他同龄人更早接触到新的电影作品,这确实勾起了管虎对电影的兴趣。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可让管虎觉得“特背”的是,自己明明对文科感兴趣,中学读的却是理科,很痛苦。物理、化学、几何如同天书,他根本听不进去,每次都不及格,不过他作文很好,尤其喜欢历史和地理。“第一次翻开中学历史书,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文科。不仅历史课本,像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也老能形成画面,深深吸引我。转了文科之后,一切变得顺理成章,很舒服就过来了。”后来考北京电影学院,有喜欢的原因,但管虎说从根儿上讲没那么高尚。“艺术院校分数低,我这考别的学校也考不上,我们一大帮都是这种的,想着凑合试一下,然后就试上了呗。”


2 继承父辈的性情,中国式父子不谈工作


管虎的父亲管宗祥是位老演员,偶尔在儿子导演的影视作品里客串。电影《老炮儿》里,他是胡同口白发苍苍的二爷,讲规矩的六爷路过会给他点根烟。管虎把他背来现场坐着,大致讲了要干什么,别的不用多说。“我跟我爸其实交流不多,他就是很性情、特简单的一个人,我性格里也继承了这一面。”别人或许想着做导演的儿子和做演员的父亲会聊聊拍戏,管虎说那都是外人臆想的,他们父子从不聊工作。“父子之间要那么交流(聊工作)太可笑了。最多我妈会问问最近拍什么,怎么样啊,到头来也就这么两句浮皮潦草的话,没认认真真聊过。”


管宗祥在电影《老炮儿》中。


管宗祥在管虎还小的时候在北大荒待了十几年,刚回到北京的那段日子,他很宠儿子。“我抽烟、喝酒、早恋,比别的孩子可自由快乐多了!”那时的管虎是个淘孩子,他把学校的玻璃砸烂,被处分要赔钱,都是老爷子去顶着,成为他坚强的后盾。不过男孩子的长大总是从反抗父亲开始,两人后来也进入了中国父子的必经之路。“到拍《老炮儿》的时候,岁数大了,天天在一块儿能够互相感受,也缓和了。那次我背他,觉得他特轻,心也软了,算了,就这么着吧。”


父子二人在片场交流。


现在管虎也身为人父,因为疫情在家时间多了,跟孩子相处得更亲了。他也从来不跟孩子讲拍戏的事,更多地聊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辅导古诗词和作文。“主要是作文,从各个方面教。开始教怎么做引子,怎么布局,论据论点怎么推导出结果,到现在讲如何旁征博引。”代沟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从古至今都如此,但他和年轻一代沟通没有障碍,无论是跟自己的孩子,还是工作中遇到的90后、00后。“也有我不懂的,比如他们聊嘻哈歌手,我还停留在重金属摇滚的阶段呢。我也会努力去了解,但了解完记不住,因为我不喜欢。”


3 打球调鸡尾酒,人不是为电影而生的


管虎平均两三年有一部电影作品问世,而《八佰》从剧本初稿到上映历经了八年。虽然外人看起来两三年挺长了,管虎却觉得创作的间隔挺短的。“这中间还有生活啊,人不是为了拍电影而生的,他是为生活而生的。电影并不是最重要的。”管虎希望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隔一段时间就能静下来回头看看,然后停下来想一想。“没有这种节奏的变化不行,我们这些人,其实跟运动员一样,状态都有起起伏伏。需要有比较低谷、安静、休息、积累的过程。”


今年上映的电影《八佰》累计票房突破31亿,目前位居内地票房榜第九位,2020年票房冠军。


停下来想一下、休息和积累的状态里,管虎会尽情投入生活,和家人相处,发展自己的爱好。他年轻时喜欢打篮球,近些年爱上了抽雪茄。戒了一年多的雪茄随着《八佰》的上映重新回到了他的生活里,只不过他现在抽的比以前少了。今年疫情让所有人都强制进入了停顿的状态,他趁机捡起了以前没有看完的大部头书籍,又重新开始写日记了,甚至还从好久没打开过的抽屉里翻出了原来写的东西,打算着手做一些未来的准备。


他甚至开发了一项新的爱好——调鸡尾酒,觉得乐趣横生。他买了一大堆专业设备和基酒,跟着网上、书上学习怎么调酒,然后每天调出不同的鸡尾酒,招呼朋友们来品酒。又加了薄荷叶,有受女孩子喜欢的莫吉托,也有男性喜欢的以伏特加为主的鸡尾酒。“它其实就跟炒菜似的,搭配、分量,稍微有一点不同,懂的都能尝出来。它需要慢慢地调制,跟钓鱼有点儿像,要有耐心。”大家对他调制的鸡尾酒都赞不绝口,“但(说的)真的假的就不知道了”。


4 争议休想影响到创作,做到成熟但不城府


《八佰》如同一座分水岭。上映前,舆论对管虎的这部作品充满期待;上映后,已经脱离了电影作品本体的巨大争议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后《金刚川》的上映让争议来得更加猛烈。聊起这些争议,管虎甚至没觉得这是个事儿:“电影就是公众的,从哪个角度有争议、有质疑都可以说。”至于与电影无关的争议,他也能接受,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一直在发生。


被问到争议和负面评价是否会让他以后在创作时有所顾虑,管虎变得犀利了起来:“哈哈,休想!绝不会。”他说自己唯一可能因此有所改变的,是电影之外的生活状态。“我的性格特别随意,完全不在意细节。家里人会督促我,在公众场合要收着一些,不要太过于随意了。”


管虎始终给人一种“老炮儿”历尽千帆的平和感,唯有涉及电影创作时会露出锋芒。他形容十年前的自己,没有现在这么宽容和成熟,会比较激烈,容易跟不喜欢的人起冲突,遇到不喜欢的事会转身就走。“现在呢,我会多坐一会儿,多了解一些,渐渐发现这帮人也有可爱的地方,这件事也有我能接受的地方。说白了,就是长大了,成熟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尽量别让自己变得城府。”在管虎的定义里,成熟是接受,城府是世故,是从懂事开始往回主动迎合,这就不对了。


问他会不会觉得,最终还是成为了自己年轻时不喜欢的人?“是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想来每个人都差不多吧。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抽雪茄?太装了吧!但现在我就是喜欢抽雪茄。”


新京报记者 杨莲洁

人物摄影 郭延冰

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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