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孙冶方奖获得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核心观点

  ●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为了使得低收入人群成为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破除户籍制度制约、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要注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

  ●近年来我们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对于经营性的高收入还是缺少有效的调节手段。在十四五期间，应该把构建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政策体系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

  ●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但受制于户籍制度，受制于城市中不合理的歧视外来人口的就业政策，他们又是不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者。为了使得这个人群成为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我们需要破除户籍制度对他们的制约，需要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政策，给他们更多的公平的发展机会，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如何实现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这些目标？十四五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有哪些突破？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三次孙冶方奖获得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在李实看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为了使得低收入人群成为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破除户籍制度制约、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要注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

“疫情有很大可能会扩大收入差距”

新京报：疫情冲击之下，消费的恢复缓慢。除了受疫情影响，消费不振的原因还有哪些？如何让大家有钱花、敢花钱？

李实：今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消费增长有所下降, 这是预料之中的。消费增速的下降除了受疫情的影响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首先，消费增速的下降和近几年收入增速下降有关。从2013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开始下降，如从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又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5.8%。居民收入增长毕竟还是决定消费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增速的下降势必带来消费增速的降低。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居民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下降，它会导致今年消费增速的进一步下降。

第二，由于疫情和国际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就业和收入增长缺少一定的信心，担心自己的就业和收入会受到影响，这也会影响到消费增长。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过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消费增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平均消费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就会越低，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消费增速的下降。今年的疫情是否起到缩小收入差距还是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对此还没有可靠的研究结论。从一些不完全的信息来看，疫情有很大可能会扩大收入差距。这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受到疫情的影响更大一些。当然，这也是疫情对消费的一种间接影响，是疫情通过影响收入差距而影响到消费增速。

“当前对经营性的高收入还是缺少有效的调节手段”

新京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在你看来，十四五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有哪些突破来缩小收入差距？

李实：我们一直在遵从着“提低、扩中、调高、除非”的调节收入差距的方针，近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在“提低”方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几年的反腐运动也取得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非法收入。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也有不小的进展。合理调节高收入方面主要是利用个人所得税，对工薪人群的高收入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对于经营性的高收入还是缺少有效的调节手段。

在十四五期间，应该把构建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政策体系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我们现在有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但不是很系统。构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将现有政策进行系统化和优化，对现有政策的作用和效果进行研究和评估，对不同政策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并进行调整以发挥政策的总体功能，还将补充一些新的政策以强化政策的综合效果。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财产分配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它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调节财产差距的政策措施，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共同发生作用，才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使得我们在2035年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明显进展。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破除户籍制约、取消歧视性就业政策”

新京报：消费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中等收入群体。十四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你如何看待十四五期间的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李实：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到2035年，我们经济水平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疫情结束后，我国经济能够保持5%-6%的增长率，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2.5万美元。如果我们能够再提高一下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人均GDP会更高一些。此外，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健增长，人民币会有所升值，也会进一步提升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水平。需要强调的是，未来15年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更加大胆地解放思想，破除体制障碍，创造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

应该看到，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会不断增加，会由一个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演变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在过去20年中，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在不断增加的。根据官方采用的定义，在本世纪初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足10%，现在超过了30%，增长速度是很快的。这主要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现在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占到全国人口的60%以上。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任务仍然很重。如何才能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呢？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主要靠现在的低收入人群的加入，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成为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当然，低收入人群的差异性很大，让他们在未来10-15年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不现实的，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群有机会成为中等收入人群。因此，对低收入人群需要进行分类，根据他们的收入和财产多少，根据他们收入增长的潜力分成不同类型，然后分门别类地制定相关的促进其收入增长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都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等收入者。但是应该看到，受制于户籍制度，受制于城市中不合理的歧视外来人口的就业政策，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是不稳定的，因而他们又是不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者。为了使得这个人群成为稳定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我们需要破除户籍制度对他们的制约，需要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政策，给他们更多的公平的发展机会，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在这里，我呼吁大城市要做出表率，成为一个包容性的城市，包容外来人口，包容不同类型的人群，在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做出榜样。

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要注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受到就业不稳定的影响，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衰退的冲击，甚至受到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影响，很有可能由原来的中等收入人群转变为低收入人群。因而，我们需要一些更加具体可行的防范他们收入下降的政策措施。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他们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失业或就业不稳定。从社会政策方面看，我们需要更加完备的保障和保险制度，以此来抵御外来冲击和疾病带来的对收入的影响。

“‘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口号要落实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上”

新京报：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十四五规划建议同时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对于实现这一目标，你的建议是什么？

李实：根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在过去十多年中我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缩小，农村居民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主要得益于城镇化过程和惠农政策的实施。然而，正如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所言，我们当前的城乡、地区收入差距仍然较高，需要进一步缩小。对此，我认为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来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

当前城乡和地区差距，除了受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差异的影响外，主要还受到人力资本差异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影响。城乡之间劳动力素质和能力差别是明显的，全国高等学历劳动力的90%以上就业于城镇，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是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高学历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有关之外，还与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低有很大关系。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城市义务教育质量大大高于农村，高水平的师资集中在城镇，更加集中在大城市，加上教育资源，教育经费也是向城市倾斜，导致了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质量的较大差异。义务教育只是公共服务的一种，其他的公共服务如医疗资源，养老服务资源更是严重地向城市倾斜，带来了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进一步缩小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我们一方面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让劳动力进城，而且为非劳动力人口进城创造条件。从经济上看，对于非劳动力人口生活在农村比生活在城市要产生更高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喊了很多年的口号落实到每一项具体政策上，落实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上。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新京报：当前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李实：今年大家又开始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主要是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疫情是一个，国际关系恶化也是一个，而且这两大因素未来如何变化并不是很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确定性总是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五年以前大部分人都认为在我国经济保持7%增长速度不成问题。因此，到了202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也不成问题。现在人们的看法有了变化，主要还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判断不是那么乐观了。

在一般情况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条件很多，是各种有利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各种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第一是创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进一步增长不能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而是靠要素质量的提高。其中，创新是关键。创新需要动力，从事创新工作的人群要有动力和激情，这离不开正向的激励机制。创新还需要环境，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竞争，需要平等的机会。第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化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产业升级需要高学历劳动力，技术进步需要高学历劳动力，创新部门和工作更是需要高水平的高学历劳动力。因此，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第三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表明，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不利于经济增长，更容易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仍处在较高水平，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会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新京报首席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