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这次疫情对电影业的影响，我认为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我常说一句话，有电影人在，就有好电影；有好电影，观众就会回来。

2、我们不应该以追赶美国为目标。我们应该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

3、行业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需要银行低息的，甚至贴息的行业扶持政策，需要优惠的退税政策。符合上市条件的允许上市，以及发债再融资和直接融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不是仅仅靠补贴，因为补贴不能形成产业循环，而且补贴的力度也是杯水车薪。

电影业正在复苏中。

在电影院线复工的百余天内，涌现了《八佰》《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等叫好叫座的影片，去年因疫情撤档的《唐人街探案3》《紧急救援》也宣布定档今年春节档，资本市场也迎来博纳影业成功过会的消息。

近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对博纳影业董事长、总裁于冬进行了专访。面对整个电影行业面临的资金压力，于冬认为，不应该单纯靠补贴，应该形成良性的内生循环。资金方面，应该打通电影制作企业直接融资、银行贷款、发债和上市的通道；内容方面，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到重点影片上，未来几个公司一起投一部电影，或者几个导演一起创作一部电影将成为常态。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疫情期间，国内电影票房超过了美国的票房，于冬表示，“我们不应该以追赶美国为目标，我们已经是电影生产大国，第一大电影放映市场，所以我们应该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目前电影行业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在产业政策、硬件基础和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极大进展。

不以追赶美国为目标，应从电影大国向强国迈进

新京报：你下海创立博纳影业的时候正值影视寒冬，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电影行业的各个环节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你觉得这两次行业的不景气，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于冬：我入行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电影最低迷的时候，低迷到什么程度，就是所有的电影制片厂都亏损。当时大家都在说电影的末日将来了，因为电视、卡拉OK等新的娱乐形式逐渐取代了电影，很多电影院关停，阵地都没有了。

1998年全年的电影票房创了历史新低，只有8.3亿票房。那一年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叫《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放映了近半年，达到3.6亿票房，但它占用了太多的档期，国产影片票房可能都不到两个亿。那时候，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宣发处，负责发行影片，影片都没怎么生产了，发行科更是门可罗雀。但恰恰是那一代的电影人，尤其是国营厂的一些厂长们的坚守，像韩三平、朱永德等，才维持了每年100部左右的故事片生产。

那一次的寒冬，让我们痛下决心，进行市场化改革。从2001年之后，一系列的电影产业政策推出，包括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到制片、发行、影院建设等行业，市场化的活水激活了整个市场。2001年以后，电影市场开始逐渐爬坡过坎，取得了连续17年至18年的高速增长。相当于从只有1100家影院、1800张银幕、年票房不到9亿的市场，跃升到2019年的644亿票房、年产影片1080部、银幕7万余张，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2020年的疫情，导致了电影院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停摆。但这次的影响，我认为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中国电影产业经过前20年、三代电影人的努力，已经夯实了产业基础，已经有了足够的创作积累，银幕数量已经达到7万张，尤其是年轻导演的崛起，形成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力量集聚。我常说一句话，有电影人在，就有好电影；有好电影，观众就会回来。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一个观点，大意是在我们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可能电影票房10年内就可以追平美国。现在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国内票房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的票房，你的观点是否有发生变化？

于冬：我们不应该以追赶美国为目标。目前国外的疫情更严重，他们推迟复工的时间会更长。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是电影生产大国，第一大电影放映市场，所以我们应该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这个增长势头是不是依然能保持，疫情后使观众回流到影院的信心很重要，回流的信心来自于哪？来源于一大批源源不断的好作品。

新京报：电影行业最大的压力是在资金上？

于冬：我们资金还好，2019年总票房640亿，博纳影业贡献了83亿票房。这83亿票房的分账大部分在去年年底疫情前，已经基本收回来了。虽然在疫情当中也受到影响，但也是一个健康的状态。2020年也会实现整个集团的盈利，可能业绩不如去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会触底反弹的。

作为内容制作公司，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市场是不是还需要1000部电影？我们可能需要把没有票房的那500部的资金投入收回来，集中到头部的重点影片上。未来可能几个公司一起投一部戏，或者几个导演一起创作一部戏，是常态。这样院线也会得到恢复，制片行业也得到缓冲，这样整个电影产业才能进入到良性发展的轨道。

行业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需要银行低息的，甚至贴息的行业扶持政策，需要优惠的退税政策。包括金融市场的支持，比如符合上市条件的允许上市，以及发债再融资和直接融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不是仅仅靠补贴，因为补贴不能形成产业循环，而且补贴的力度也是杯水车薪。 

流媒体平台应建立成熟的点击分账模式，而不是直接买断

新京报：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有受疫情影响无法上映的影片登录流媒体平台的现象，比如《囧妈》《花木兰》等，未来是否会出现流媒体（视频网站）和电影院争夺影片的情况，很多人说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电影院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于冬：春节档的很多影片都在线上放映了，我认为这是电影公司的无奈之举，包括在Netflix（美国流媒体网站）上播放的《花木兰》，这说明可能连迪士尼这样的巨无霸公司都面临资金回收的压力，或者前期宣发成本投入过大。所以我们更多是理解，其实院线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封杀或者制裁，这也是在疫情下没有办法（的举动）。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形成院线和流媒体平台自己出资定制电影的情况。院线电影还会有很多人去拍；（流媒体）平台也会有意愿投资拍一些在平台上播放的电影，通过更成熟的点击分账模式，鼓励创作者通过影片质量提高分成收入，而不是一次性买断或者包拍。

博纳影业也会分流一部分创作力量，跟平台合作去拍摄一些线上播放的定制化的电影项目，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唯独不能变的是严谨的创作态度。院线电影的优势在于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休闲娱乐和社交功能，这些都是院线电影未来赢得观众的机会。但是更主要的是，要通过提升创作理念，了解创作规律，提高科技力量，来提高院线电影的视听体验，这才是未来院线电影的生存方式。 

新京报：你的意思想在院线之外，在流媒体平台上多一块增量市场，并不是分流？

于冬：应该回到（流媒体）平台分账模式的改进和透明上来，不是说趁机压低价格收购这批院线电影。这些院线电影被收购之后，电影公司是没有再生产能力的。只有通过院线观影人次的提升，来维持它的再生产能力。所以如果平台抱着割韭菜的方式趁机抄底收割，那是伤害院线电影背后的投资商的。

因为现在投资电影的资金，只有行业的内生循环资金，热钱没有了，房地产老板不投了，煤老板大哥也没钱了。如果互联网大哥们再趁机杀价，那就是要了行业的血脉，所以我们更希望互联网的巨头们提高点收购价格，而不是趁机压价。

影片断档可能导致中小影院关店潮，应抓紧创作生产

新京报：从2015年开始是院线投资的大浪潮，很多影院公司有非常多的扩张情况，但这些电影院在去年或者前年才投入使用，结果突然遇到疫情，那么，院线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上线项目吗？ 

于冬：我们从1800张银幕增长到7万张银幕的时候，经过了20年的发展，确实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让购物中心嵌入电影院成为商业模式。未来，可能会形成社区型的影院，像超市一样，会成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疫情使得尾部的一批电影院出现关店潮，如果后续创作生产跟不上，影片的断档可能会加剧关店的速度。而且国外的疫情还在延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国外进口影片的生产，复工时间比我们还要晚，所以进口影片的片源，明年会出现断档。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抓紧创作生产。

新京报：这会不会导致影院或者影投公司的进一步整合，或者说一些小影院被出清掉，因为有数据说可能有4000多家影院在疫情中关店了。

于冬：具体数字现在还没有直接的统计，但肯定会有大部分尾部的店关店。经营的压力主要还不是因为分账，是房租交不起，不光是电影院，好多小的餐饮店都关掉了，零售行业都面临这个问题，不要把它放大到电影行业独有。

我觉得更多是要发扬企业家精神，多沟通。比如博纳影业旗下很多影院，疫情期间的租金都得到了相应减免，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企业家帮企业家，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劲。

主动请缨拍摄《中国医生》，希望拿部分票房帮助抗疫

新京报：我听说武汉刚刚解封没多久，博纳影业就派了很多创作者到武汉去做《中国医生》这个电影，想问一下这个片子现在进度是怎么样的？ 

于冬：《中国医生》十一期间在无锡举行开机仪式，现在已经转场到武汉拍摄了。疫情当中，湖北省有20多万医生、护士，全国增援武汉有4万多人，每一个医护工作者都是舍小家顾大家，来面对病毒所带来的灾难。我们被这些故事感染到，所以博纳影业向国家电影局主动请缨，拍摄一部聚焦医护群像的当代电影。刘伟强导演在跟我充分沟通后，率领《中国机长》原班人马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创作中。

武汉解封当天，我们的采访小组就进到了武汉，去采访各大医院的一线医护工作者，还有援鄂医疗队的人。每一个医护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都很感动。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样的故事用电影的形式搬上银幕。 

我希望，每个中国人在明年或者更久远的时候，都能想起2020年的那些瞬间。通过电影的手法再现那一时刻的景象，让它不仅成为时代的记忆，同时也是对那些牺牲的人，包括病人、医生的缅怀。

新京报：这次对于《中国医生》你有怎样的票房期待？ 

于冬：我希望每张电影票都有一份（来自）观众对疫情的支持，希望拿出票房里的一部分来支持疫苗的研发，而不仅仅是我们要赚多少票房。疫情并没有结束，还会有更长时间的常态化防控，所以我想这部分的电影票房可能还有一部分要支持抗疫工作。

新京报：听说你在疫情期间请很多制片、编剧、导演来家里吃饭，帮他们疏解不安，还亲自和物业的老板去谈价格，这期间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有什么感动的事情？

于冬：上半年，我们内部的高管主动减薪一半，我们还积极地跟影院业主方沟通，大部分业主都在租金上做了不同程度地减免，（他们）减一毛钱都是情谊。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跟艺术家的交流，让大家在创作上、心灵上互相帮衬。导演们也给我加油，都说于老板要挺住，所以我觉得作为电影的出品人、制片人，更多的是需要行业内抱团取暖，而不是单打独斗。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白金蕾 实习生 林梦雪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李世辉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