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抚顺6岁女童被母亲和其男友虐待到生命垂危的新闻，引发舆论强烈关注。虐待的手段可谓残忍，有开水烫头、打火机烧嘴、钢针扎腿、钳子拔牙、吞咽烟头、拧断胳膊、喂猫粮等。经鉴定，女童伤情为1处重伤、3处轻伤和1处轻微伤。目前，女童监护人已变更为其父。两名嫌疑人已被当地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官方回应称，当地法检机关将加快审理速度，依法从重从快严惩犯罪分子。

亲生母亲参与对自己孩子如此严重的残害，确实应当“严惩”！可我国刑事立法关于虐待罪的配刑并不给力，一般情节的虐待犯罪仅为2年以下刑罚，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也只能在2年至7年之间处刑。本案碰巧还合并故意伤害罪，否则，单纯虐待犯罪哪怕虐待致死最高只能处7年徒刑，“严惩”就是一句空话。

本案中的孩子已被摧残得生命垂危，若发现得还晚点，可能就死在这一对蛇蝎男女手上了；若不被舆论强烈关注，严惩之声汹涌澎湃，夹杂在其中的伤害也难浮现出来，因为虐待本身就有施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案件中若出现了孩子死亡结果，该结果一般都在残虐者的意志之内，他们或为“甩掉包袱”，或为其他目的，本案可能只是“未遂”即被发现而已。

要知道，本案之前就是单纯以虐待罪立案和批捕的，现检察院向法院起诉时增加了故意伤害罪，应该是“仔细考查”又发现了孩子母亲和他的男友在长期虐待过程中，某次或几次明显故意致女童重伤或轻伤的行为。因为单独的虐待罪包含致人重伤或死亡，例如长期虐待累积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杀、自残等，都不另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反之，如果行为人在长期虐待过程中，又有某次“虐待”行为是直接打断被害人四肢或者杀害被害人之类，则不是刑法所称“虐待致人重伤或死亡”，而应另定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与虐待罪一起进行并罚。但应看到，大量的虐待犯罪，由于家庭内部犯罪的隐蔽性，即使夹杂重伤害或杀害行为也难被发现。如果对那种虐待中放任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形，立法配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例如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即使伤害或杀害行为未被发现，也不至于过分放纵这类犯罪。

我一直认为，我国刑法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尤其是虐待罪过于心慈手软，刑法相关犯罪的配刑没有体现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的罪刑均衡原则。这可能同几千年的封建立法将孩子看成父母的“私产”，可“家法论处”的影响有关。又例如，十分残忍的“溺婴”行为，司法实践中常归于“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范畴，在3至10年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甚至大量案例还低于3年判处，可能还同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处理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对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损失并不大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太悖法理，同现代法治理念也格格不入。

按一般法理，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同一般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相比，本应多些温情和关爱，而家庭中的强者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老人、妇女等，长期肆虐致其重伤或者死亡的行径，无异于慢性杀人，应是严重犯罪，处以更严厉的刑罚才对，有何宽宥之理，最高只处7年徒刑？！现代法治理念也强调，自然人的人格独立，绝不允许一个自然人以任何名义残害折磨另一个自然人，亲人之间也不例外，不应成为减责之由。

而且，我国还特别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家庭成员中缺乏自我防护能力的儿童、老人、妇女给予特殊保护，以形式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平等，而刑法对虐待罪配置如此低规格的法定刑和司法实践中的进一步宽宥，就不是在特殊保护，而是进一步伤害，是次生的立法伤害和司法伤害，应当迟早得到纠正。

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稍稍完善一下立法规定就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完善相关立法的方法有二。

一是刑法修订时可作出拟制规定：长期以十分残忍的手段虐待家庭成员，放任其造成重伤或死亡结果发生的，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这样规定也不悖法理，如前所述，因为重伤、死亡结果本就在他们的意志之内，同伤害或杀人的本质无异。

二是直接配置更重的法定刑。对此，意大利的立法例可资借鉴。意大利刑法第572条规定：“凡对家属之一成员或未满14岁，因教育、养育、监督、守护或因职务上隶属之关系，应服从其权力之人加以虐待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犯前款之罪，因而致伤者，处4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因而致其非常严重伤害者，处7年以上15年以下徒刑；因而致人于死者，处12年以上20年以下徒刑。”

瞧瞧人家对虐待罪规定了多少层次！最严重的虐待致死，即配置了最重20年徒刑，意大利可是废除了死刑的国家。而我国长期以来，20年徒刑与无期徒刑是毗邻而居的，由于我国单个罪判处有期徒刑不得超过15年，故虐待致死的最高刑配置为无期徒刑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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