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圳原市长于幼军,谈进入新世纪后深圳的主要问题和突破思路
新京报 记者 何强
2020-10-14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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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曾经的深圳市长,于幼军时刻关注着深圳发展。2000年至2003年担任深圳市长期间,他提出增创深圳发展新优势、推动深圳经济转型升级等重要决策。

退休后,于幼军一直忙着读书、写书。

 

2016年,他接下一项写作任务,系统介绍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思想与实践。刚准备动笔写作时,于幼军突发疾病被送进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两次大手术后,在医护人员监护下仍每天读书写作。

 

他在病房中花了近四个月写完初稿,五个月改毕定稿。去年9月,20多万字的《邓小平的遗产》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今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曾经的深圳市长,于幼军时刻关注着深圳发展。2000年至2003年担任深圳市长期间,他提出增创深圳发展新优势、推动深圳经济转型升级等重要决策。


近日,于幼军在深圳家中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讲述曾经的“深圳经历”,及退休生活等。



于幼军出生于1953年1月,教师出身,后从政,曾长期任职广州,后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任深圳市长,并继续任职广东省委常委;2003年5月,他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2005年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次年1月当选为山西省长;2007年8月至2008年9月,于幼军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2011年,于幼军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2015年1月退休。


谈提出增创深圳发展新优势的思路

“到任后,我就在全市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熟悉市情,酝酿深圳改革发展进入新世纪的思路”


新京报:2000年4月,你任深圳市长后,提出增创深圳发展新优势的思路,深深地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当时这个工作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于幼军:我接任深圳市长时,深圳经过20多年建设发展,已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当时在投资发展环境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比如,城市交通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交通承载能力和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大气、河流污染治理亟待加强;政府各种收费庞杂,企业运营成本较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与企业、市民期待差距较大,基层和企业抱有怨言等等。

 

到任后,我就在全市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熟悉市情,酝酿深圳改革发展进入新世纪的思路。2002年3月我在市政府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把新形势下深圳要增创四个方面新优势的思路和盘托出:

 

一是正确把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努力增创发展理念和思路的新优势。这是深圳的当务之急和增创其他新优势的前提和基础。倡导全市干部群众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拓宽发展思路。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的认识把握上,立足于跟上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文明进步潮流,立足于对地区发展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立足于长远发展目标和增强持续发展后劲,而不必看重一时一事的进退,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不能为追求一时的“政绩”而劳民伤财、搞短期行为。

 

二是要增创体制与机制的新优势。加快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及机制的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尽快建立起符合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要求、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争取确立“入世”的先行优势,以体制机制新优势为深圳加快发展提供支撑保障。

 

三是要增创投资发展环境的新优势。进一步优化全市投资发展环境,尤其是法制建设先行、政府依法高效行政、市场秩序良好等软环境,增强我市对国内、国际资金和人才的持续吸引力,使深圳成为投资创业的热土、知识致富的乐园,成为我国乃至亚洲地区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

 

四是要增创经济结构的新优势。从三个层次扎实推进全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努力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相互推动和共同发展;全力发展战略优势产业,着力扶持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一批骨干企业,形成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较强的现代企业群体,以形成具有地区特色和优势、在国内外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后劲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其中最为重要的加快推动深圳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省全国率先实现产业转型。

 

我还在这次干部大会上强调: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和部署,有市委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团结奋斗,有多年打下的产业基础和体制机制的优势,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形势下,只要深圳自己不放弃努力,谁也不能抛弃深圳!

 

现在回过头来看,深圳那几年全面启动推进增创四个新优势,尤其是加大力度推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深圳进入21世纪前二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自觉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广东全省和全国早了十多年,成功转型为深圳近十年加速发展把握了先机,赢得了主动。

 

任深圳市长时的于幼军/ 受访者供图


谈《深圳,你被谁抛弃?》

“当时,市里一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作者‘唱衰’深圳,不要理睬他,我反复思考,觉得作者并非刻意抹黑‘唱衰’深圳,不必苛责”


新京报:说到“谁也不能抛弃深圳”,不得不提网友“我为伊狂”的1.8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当时你力排众议与作者呙中校对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于幼军:该文在网上刊出当晚,我就看到了,第二天让办公厅同志下载打印送我,又阅读了两三遍。当时,市里一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作者“唱衰”深圳,不要理睬他;有人甚至提出要反击。我反复思考,觉得作者写此文是出于对深圳何去何从的关心和担忧,爱之深、责之切啊。虽然作者受了解情况所限,言辞有偏激不实之处,但并非刻意抹黑“唱衰”深圳,不必苛责。

 

呙中校在文章中指出了几个方面问题,称深圳正在被抛弃,风光不再。这引发我深入思考新世纪深圳如何在原有较好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世纪之交的深圳,真的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停留在原有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需要思考怎么办、往哪里走的问题。

 

他写这封信时,我也刚好在全市调查研究,三五个月时间都在下边跑,到各区、国企、民企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看到这封信后,我认为应该听听他的意见。虽是一家之言,但他做了很多调查和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不好好谈一谈、听听他的意见呢?这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决定约呙中校见面对话。

 

2003年1月19日,我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在广东大厦约见了呙中校,谈了两个半小时,当面听取他对政府工作和深圳投资发展环境的批判意见和建议。我们沟通得很好,他提的那些问题,我都记在本子上,写进了调研提纲,在后来政府工作中继续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怎么看这次对话对深圳发展的影响?

 

于幼军:这是一个问政于民的事情。我们经常说走群众路线、听群众意见,要科学民主决策,就算有些话偏激、措辞严厉,重了一些,但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深圳好。上边我谈到,2001年至2003年我提出深圳新形势下要增创四个方面新优势,其实也是对呙中校公开信的决策回应。

 

与他谈完话以后,我多次在市政府会议上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来读一读这封信,动脑筋思考深圳到底何去何从,我们需要调整什么思路,采取什么新的改革举措,努力实现深圳在新世纪的新起步。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封信对新世纪转折中的深圳来说,从原来享受特殊政策、依赖‘吃政策偏饭’,到依靠自己真功夫、真本事去开创建设发展新局面,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谈推动深圳经济转型升级

“有三件事,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京报:你在深圳较早提出产业转型。这些重要决策是如何考量的?

 

于幼军:回顾深圳创立经济特区以来走过的道路,历届市委市政府一直坚持“‘三来一补’——一般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这一发展思路,始终坚持以产业发展为龙头和主线的发展道路,不动摇、不折腾,不断提高产业的档次水平,避免了国内一些地区曾出现过的发展思路摇摆不定问题,有了深圳今天高新科技产业在广东和全国大城市领先的地位。

 

在我调到深圳工作以前,199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确定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定位。1998年,市政府又下发了文件,加大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那时深圳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集中、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进入新世纪,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加大工作力度,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三件事,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是举办每年一届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第一届全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于1999年10月在深圳举办。以后每年举办一届,有力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在深圳和全国各地的发展。我到深圳工作接着办了第二届至第四届高交会。

 

二是鼓励发展创业投资机构,有力扶持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早在1997年9月,深圳就决定成立深圳科技风险投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标志着深圳着手创建科技风险投资体系。后经委办局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有关创业投资“暂行规定”送审稿。在该文件送审稿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定之际,李子彬市长调国家发改委工作,我接任市长。审阅该文件时,我批示将从英语“capital venture”直译过来的“风险投资”改称为“创业投资”。因为前者从谐音上容易使人产生“疯狂投资”、“冒险投资”之意,不如“创业投资”把概念更能准确反映其涵义。后来,随着深圳最先使用“创业投资”概念,全国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和媒体,都陆续用“创业投资”这一概念取代了原来的“风险投资”,成为标准称谓。2000年10月,深圳推出了这一“暂行规定”。文件颁布后国内外大批投资机构纷纷在深圳设立投资公司和工作机构。

 

这些创业投资机构,为大批中小科技产业起步发展,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项目和现实生产力,起了非常及时和重要的扶持助推作用。此外,还吸引了大批国内和海外掌握了新技术发明专利的人才,聚集在深圳创业。这就在深圳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和条件,成为中国的“硅谷”。这一因素,成为持续二十多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繁荣发展有力的助推器和深圳成功的奥秘之一。

 

三是规划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这一建议最早由时任市委书记张高丽提出。2001年7月5日,深圳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作出了以深圳高新区为基点和辐射点,高标准规划建设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决定,得到科技部批准。市委确定发展计划和思路后,政府则全力抓产业带规划的编制和落实工作。我带队两次赴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市“工业研究院”及高科技产业园区、高科技企业参观学习,还率队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访问,上门招商引资,引来了日本住友、德国西门子、台湾富士康等一批企业入驻或加大在深圳的投资,上了一批高科技的大项目、好项目。

 

2002年至2003年,为实现全市经济转型,深圳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等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深圳经济加快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明确深圳发展“四个支柱产业”,即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产业。

 

那几年,深圳还着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上了一批好项目,为后来深圳这些产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实践中,深圳加快了构建行业公共技术平台、推动行业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支持、促进传统制造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加大技改投资,上了一批信息化和技术领先的大项目。

 

从2000年制定相关政策至2003年上半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基本形成了依托培育发展一批国有、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格局。改革开放4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却使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原来的一个仅30多万人口的县,建设发展成为人口规模千万级的国际化大都市。


谈行政效能

“作为政府公务员、领导干部,理应履行自己的职责,你没有做到,追究失职渎职责任为什么不行?”

 

新京报:  你任市长时,深圳曾在全国监察系统率先设立行政效能监察室,下决心把严重行政不作为的干部免职。当时阻力大吗?

 

于幼军:阻力肯定有。当时一批就罢免了几十个干部,有些同志认为他们是工作中的失误,不是犯罪,不是道德或纪律问题,为什么处分这么重,要免职甚至撤职?被处分的当然也不服气,认为这样的事情很多,为何拿我“开刀”呢?我也收到一些来信,一些老同志出来说话。我说,市委市政府已定下的事情不能改。

 

第一,作为政府公务员、领导干部,理应履行自己的职责,你没有做到,追究失职渎职责任为什么不行?第二,中央当时提出要实行问责制,责任没履行被问责有什么错?第三,当时公开办事措施、向社会承诺的办事时限,都是经过讨论同意的,按这些条文追究为什么不行呢?

 

这样一下子全市就紧张起来,再也不敢怠慢。大家拿着审批项目清单,什么时间插手、什么时间办妥送出、是谁办理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个环节都明确了责任人,哪个环节出问题就问责谁,就像商鞅变法当年“徙木取信”,说到做到。如果说了不做到,就又成为一纸废文,谁会执行呢?



谈工作理念

“把与人民利益关系密切的程度,作为政府工作轻重缓急安排的依据。为地区发展,殚精竭虑;为百姓谋利,鞠躬尽瘁”


新京报:很多人说你是一个敢于打破“潜规则”的人。你怎么评价?

 

于幼军:我并非存心这么做,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去行事,凭着执政为民这个理念在从政,没有过多考虑所谓的“潜规则”。良知告诉我、我的从政理念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新京报:你具体的从政理念是什么?

 

于幼军:我任深圳市长时说过一句话,“敬民如父母”。2003年5月,50岁的我到湖南任职,第一次与干部见面,很坦然地告诉大家,“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认为天命是客观规律,天命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知天命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遵从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去行政。”2006年1月,我当选山西省长,我在省人大会上表态说,“站起来当伞,要为百姓遮挡风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把与人民利益关系密切的程度,作为政府工作轻重缓急安排的依据。为地区发展,殚精竭虑;为百姓谋利,鞠躬尽瘁。这就是我的从政理念。

  

十多年前,朱镕基总理给我说了一句话, “幼军啊,我们要记住一点,人民至上!”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做官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真正体现中国人民的利益至上。


谈退休生活

“以调养身体为主,每天散散步、读读书、听听音乐,也写一点东西”


新京报:你曾说,“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在人生低谷时,读书如何帮你走出困境?

 

于幼军:2008年我被免职后,一头扎进了国家图书馆,读书、写书。早上按时间去图书馆,中午在图书馆午休,晚上六七点才回家,节假日我也天天在。图书馆长给我开玩笑,我比他的出勤率还高。

 

当时职务撤销了,什么也没有了。我当然有痛苦、感到难受,但扪心自问,我可以坦坦荡荡。那就读书、写作去吧,不想它了。

 

人们说读书有多种功能,我体悟到读书还可以疗伤治病。我进入读书的状态,确实把不愉快的事情全丢掉了,埋头专注于我要思考的问题,深耕下去。这对我疗伤治病很有帮助,否则没有精神寄托,容易胡思乱想。

 

在图书馆,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学说,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一、二卷的修改,各增补了10多万字,又新写了第三卷30多万字。

 

后来心理学教授对我说,你这是转移治疗法。这期间我能够正常吃饭、睡觉、读书,过简单的生活,就这样挺过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两年多后,中央安排我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工作。

 

新京报:退休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于幼军:现在以调养身体为主,每天散散步、读读书、听听音乐,也写一点东西。

 

亲友们劝我,退休了,已经解甲归田了,好好休息。但我的血液里渗透着家国情怀,无论何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想那些事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撰稿/ 摄影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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