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截至2018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599.4万例，其中绝大多数缺乏劳动能力，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和监护照料。

为此，2017年开始，北京朝阳区试点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模式，通过下沉医疗资源、发动社区力量等方式，完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

精神疾病管理的现状如何？治疗有哪些难点、应该如何改善？就此，新京报记者对话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朱庆生。

朝阳区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朱庆生。受访者供图

将精神疾病患者集中在机构治疗 不可持续

新京报：你曾经提到，精神分裂症一类的精神疾病，很符合慢病的特性，为什么这么说？

朱庆生：精神疾病有几个特点：慢性、反复、长期、牵延性。临床治疗能让患者临床治愈出院，但并不是痊愈，以后有复发的风险。精神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很像，需要长期甚至终生管理。

新京报：现在主要的治疗手段和模式是怎样的？

朱庆生：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患者病情稳定后，主要靠药物治疗。

精神疾病治疗管理方式是存在发展变化的。早期，全世界范围内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是机构化的，把患者集中在一个医疗机构，进行包括康复在内的治疗。后来随着精神疾病种类增加、患病人群增加，发现机构化治疗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服务模式，近些年开始去机构化的尝试。

2016年，我去了香港两家精神专科医院之一的葵涌医院，80年代建院时，他们的床位是1400张，2016年实际开放床位减少到800张，30年之间，香港的人口却是一直增长的，这就是去机构化的管理模式，在社区对患者进行管理。

我们现在的工作模式也是这样。患者处于急性期时，在北京安定医院、北医六院等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改善后，下沉到区级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康复，患者的住院周期就是180天，之后回归社区和家庭，继续疾病管理。

社区、家庭不可缺席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强调社区和家庭的作用？

朱庆生：精神疾病的治疗目标是患者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康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自我救赎”，患者有信心和动力去拯救自己，只有回归到最熟悉的环境，才能更好完成信心再建的过程。

新京报：前面提到，精神疾病有长期性和反复性，怎么确保患者离开医院后，能获得及时的医疗支持？

朱庆生：这就是朝阳区试点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模式的初衷。

朝阳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两个精防医生，对在册的6类重型患者进行日常管理，包括上报、监测治疗、帮助规律用药等。对精神疾病的管理，主要就是服药的管理。但精神疾病的药物在普通药店买不到，必须去精神专科医院开药。为了让患者能就近取药，我们从2017年开始试点在社区建立心身医学科，培养全科医生转岗。

专科医院的医生也会定期下沉到社区，提供一些简易的精神科门诊服务，包括开药，在此之前，社区是不能开这些药的。

新京报：现在管理的难点在哪里？

朱庆生：患者服药依从性、家庭参与度、专业人才数量这三个方面有些欠缺。

精神疾病的特点在于，患者不认为自己有病，也不按时吃药，有的会藏药。今年，我们依托北京安定医院，推广血药浓度检测，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更准确的判断，此外，长效针剂的使用，也能缓解一些类似的问题，一个月一针，在保证安全性和较好的疗效后，还可以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目前朝阳区已经有数十位患者在免费使用长效针剂进行规范化治疗。

家庭对患者的治疗管理目前是不够的，我们希望下一步通过利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让管理医生可以掌握到患者居家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开发游戏等方式，让患者在家里接受一些治疗。

另外，精神专科的医生、护士、辅助人员的数量都是不足的。专业人才资源的配置，有赖于政策导向的推动。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围绕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组织比较少。朝阳区一些社区也在不断完善这一部分，譬如组织患者们结成伙伴、组织社工等提供服务。

未来要更关注老年人及亚健康群体

新京报：未来还有哪些需要着力的地方？

朱庆生：有一些群体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比如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

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他们的生活照料、心理陪伴问题如何解决？除了子女的照顾，同时社会的支持也很重要，要让这部分人群有社区可以依赖、有团体可以加入、有活动可以参与，不能独自闷在家里，越闷越不利于疾病的康复。

还有亚健康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争取能让健康人少向亚健康去转化，少让亚健康的人向疾病状态去转化。

新京报：针对亚健康群体的心理服务，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朱庆生：朝阳区常住人口有300多万，我们希望能提供全程的心理健康管理。我们已经开始了核心心理服务能力的建设，这支队伍由三部分组成，核心团队是专科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士，第二部分是从事于精神科相关工作的外周团队，第三部分是社区团队，比如居委会人员、民警、志愿者等等。这三类人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下一步会通过不断的培训去提升能力。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