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特定的形势下，自贸试验区的扩容，彰显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决心和行动。在我国走向高水平开放的进程中，自贸试验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起步开始，自贸试验区就受到多方面的关注。经过数轮的扩容，到今年年初，我国已有18个自贸试验区共55个片区。一方面，这些自贸试验区抓住制度创新的机遇，在营商环境、市场开放、国际贸易、市场监管等方面大胆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另一方面，这些自贸试验区抓住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

未来几年，面对经济全球化形势和格局的变化，我国着力打造高水平开放新体制。自贸试验区在这其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一方面，要在广度上做文章，要进一步拓宽自贸试验区的范围，加快形成“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自贸试验区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深度上做文章，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和改革试点上的进一步大胆探索、大胆试验。比如，自贸试验区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逐年压缩，已经成为反映我国开放水平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比如，海南已经进入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阶段进入到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阶段，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探索更大的制度创新突破。

在这个背景下，国务院印发了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的方案，具有特殊意义。从覆盖面上看，不考虑已经进入到自由贸易港建设阶段的海南，我国自贸试验区的数量增长到20个，东南西北中均有布局，这意味着自贸试验区在面上在不断拓宽。另一方面，更重要并且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新增的3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扩区的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的内容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北京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侧重在金融创新。它明确提出，支持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设立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和数字金融体系。湖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在自然人流动提出了相关的举措，即在CEPA框架下，允许港澳人员在自贸试验区从事相关服务业并享受国民待遇，作为一个内陆省份，这项改革的含金量不容小视。安徽自贸试验区更加注重高新技术与高端制造，力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引领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导区、世界级硅基和生物基制造业中心等。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则更加注重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大力发展进境牛肉等高端动物蛋白加工贸易产业。

可以看出，这四个自贸试验区在重点开放领域的布局上有着不同分工，这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布子。它们所涉及的金融、人员、研发、农产品，都是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重点领域。一旦在这几个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将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和改革红利。比如，北京自贸试验区如果在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和数字金融体系建设上积累了经验，在金融区块链上探索制度化的安排，就可以为我国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提供一个有技术支撑的重要渠道。如果浙江自贸试验区在农产品贸易上能够积累经验，包括防范某些输入型病毒风险等，就可以为扩大与外部农产品贸易规模提供重要经验借鉴。

在我国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中，需要进一步发挥20个自贸试验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的重要作用。为此，建议赋予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中更大的自主权，推动自贸试验区从以负面清单为主的实践尽快转向以制度性、结构性开放为主的开放突破。在完成总体方案要求的指定动作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各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创新动作。比如，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重点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新兴贸易领域的规则探索，为形成全球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新规则作出贡献。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的自选动作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编辑 陈莉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