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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拉
人类生存得太艰辛。
“《二十不惑》”,“《三十而已》”......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的烦恼。李清照说的“载不动许多愁”,成为当下人们的真实写照。载不动愁绪时,人类就会在内心去创造一个完美世界,让心灵得到安顿和寄托,这便是最广义的“乐园”。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唐人亦如此。唐诗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在艺术发展高峰上的创作成果,结晶了人们对心灵栖居之地的崇高想象。欧丽娟透过唐诗来研究“乐园”意识,想要找到唐人如何定义、追寻心中那块最无邪、最珍贵的乐土。
近期,欧丽娟带着《唐诗中的乐园意识》一书做客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直播间,梳理了盛唐、中唐、晚唐的乐园区别,最后以唐诗中“寻道不遇”给现代人带来的启示作结:最终人生的难题,都要靠自己解决,那才是真正智慧的来源。
欧丽娟,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红楼梦》、中国文学史。代表作《大观红楼》《杜诗意象论》《唐诗的乐园意识》《惊艳唐诗》等。
盛唐的乐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乐园”。直播伊始,欧丽娟提到:“在做研究之前,‘乐园’的概念需要被界定。”
她说“乐园”应该是一个封闭的所在,拥有完善的物质条件,人与人互爱互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乌托邦”、“桃花源”两个词和“乐园”意思相近,假如非要做出区分,“乌托邦”是动态的,偏重于一个群体的和谐,社会成员能够安居乐业,而“乐园”、“桃花源”是静态的,是靠个人内心的自我修炼达到的一种超越忧虑的境界。因为它已是人类生存最完美的状态,所以便停在那里,“止于至善”。
直播中,欧丽娟讲到,盛唐人的“乐园”,从政治上来说是“乌托邦”式的,仿佛儒家思想里所构设的大同世界:以尧舜般的君王为核心,旁边围绕着贤臣,根据道德共商国是,百姓各得其所。这几乎是所有盛唐诗人为国家设定运作状态时的最高理想,一切可被杜甫的名句概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画面。
在人的生存环境上,盛唐人的“乐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乐园”不能只有人,还要有其他生命,万物和谐共融。唐人常用《列子》里“鸥鹭忘机”的典故,表达文人们渴望回到大自然,超越机心、浑然无我地与宇宙生命互相交流。欧丽娟喜欢动物:“人类爱人跟爱动物不一样,爱动物完全不奢望得到任何回报,那种爱真的是非常平静而丰富。”她提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奥地利学者,也是第一个以动物行为学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康拉德·劳伦兹,他一直和动物们生活在一起,以平等、友善的姿态观察动物行为。“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其实非常可悲,因为我们为了创造人类的文明,却失掉了与大自然的联系,这其实就是一种‘失乐园’。”
唐代没有生态保育的问题,但生态保育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如果人类不现在多做一点事,我们将来很可能会身受其害。”人们需要多感受唐代诗人在没有生态保育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发自内心地去和周围的生命友好相处,“看着它们欣欣然活着,那本身就是一种喜悦。”她相信这种喜悦是唐诗超越个体和时代精神的一个普遍的主题,现代人也需要体验这种感情,因为“那是人类心里共通的渴望。”
中唐的乐园: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忆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国力由盛转衰。安史之乱持续七年多,历经三任皇帝。代宗即位后,做了一个人口普查,显示唐朝人口仅剩下1700万人左右。而唐朝国力的巅峰期天宝十三年,人口数是5000万到8000万左右。经过安史之乱,全国损失了2/3的百姓。《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提到,安史之乱的死亡人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并非最多,但若以人口数来做比例,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场战役,死亡人数的比例占全国总人口的2/3之多,所以唐代受到重创,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影响。
“可是我们隔了一千多年没有人在意,大多数人根本连这个数据都不知情。那我们怎么样去读懂唐诗呢?”欧丽娟常常觉得很多人讲唐诗是在望文生义,“那距离真相是太远的了。”
安史之乱造就的诗人,杜甫是其中之一。杜甫留给今天1450多首诗,九成五以上都是安史之乱后的作品。杜甫的人生被安史之乱反转了,以前他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国家破碎后,杜甫转而独善其身,到成都去避难,余暇时才作诗,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追忆,成为了杜甫晚年“乐园”的代指,而在安史之乱前,杜甫是不这样认为的。
安史之乱前杜甫写政治大多涉及批判讽刺,《丽人行》《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这些都是在指责当时施政的不当。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态度产生了180度大反转,他对于失落掉的开元天宝充满了歌颂和眷恋,认为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太平盛世,是《礼记·礼运·大同篇》的真实样子。不仅是杜甫,在其他中唐诗人的眼里,开元、天宝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他们甚至完全没有经历过。
欧丽娟提到,这也凸显了杜甫的不幸和伟大。对中、晚唐人来说,这样的“乌托邦”只是一个向往,可是就杜甫来说,这是他的前半生。杜甫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见证者,也是一个切身的体验者。《礼记·礼运·大同篇》里的生活,已经被唐玄宗真实实现了,所以杜甫从一个乐园的居民,最后被放逐到一个残破不堪的世界,现代人无法想象那种冲击。他继续用他的残生创作,没有怨天尤人。“相反的,他尽力把他培养了一辈子的才能回馈给这个残破的时代,当然也就嘉惠了我们后世的这些子民。”欧丽娟觉得,战争给了杜甫人生的大不幸,可是对诗歌的发展却是大幸。如果没有遭遇千锤百炼,杜甫的诗歌艺术或许不可能这么登峰造极。
晚唐的乐园:解构乐园
从晋朝开始,“乐园”出现了一个新的表达——“桃花源”。陶渊明创造“桃花源”这个理想世界时,主要表达对农村田园牧歌式的向往,可是陶渊明死后整个南朝还有初唐,诗人写到“桃花源”时并非指田园,要么指修仙的仙境,亦或隐居的山林。最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桃花源”跟着陶渊明一直没有受到文学史的重视,所以用到“桃花源”的诗也不多。但到了盛唐“桃花源”这个词汇突然爆发式增长,变成了形容“乐园”的代名词。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的诗都大量运用了“桃花源”这个意象,每个人的“桃花源”也带着各自的性格色彩。
王维的“桃花源”是“桃源四面绝风尘”,意思是我在长安这个最繁华的天下中心,四周扰扰攘攘,但我依然无比自得,只要隔绝周围的风尘,我的心就在“桃花源”里。所以王维的“桃花源”几乎是无所不在,有一点“心远地自偏”的意味。
杜甫的“桃花源”比较像陶渊明,但更强调衣食无忧的物质性,“桃花源”一个膏壤,一片沃土。“杜甫这样想也很合理,因为杜甫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一直过得非常艰辛,有一次全家甚至饿死在山谷里。所以对他来说,‘乐园’需要有物质保障,《浣花溪》中草堂的岁月,就是杜甫‘乐园’的具体化。”欧丽娟说。
李白的“桃花源”一定要脱离人群。欧丽娟突然提高了声调,模仿起李白:“你们太平庸了,我太烦了,你们在我身边简直就让我焦躁不安,甚至厌烦。这当然不可能是‘乐园’,所以李白的‘乐园’基本上是要远离人间,这也是非常有趣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经过一个本质性的改变,中、晚唐的“桃花源”面目又截然不同。“我做了研究之后赫然发现,真的太奇怪了。盛唐的诗人已经告诉你‘桃花源’这么重要,他们在艺术的尝试上给了‘桃花源’这么多新的面貌。但是中、晚唐那么多的诗人却采取两种做法,我把它称之为‘乐园的解构’,也就是完全把它消解掉。”
他们面对“桃花源”的第一种方式,就是视而不见,没有“乐园”也没有“桃花源”。最致力于保存自己作品的白居易,写了3800多首诗,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到“桃花源”,李商隐600多首诗也没有提到。“他提到‘武陵’这个词,可是那个‘武陵’好像也是泛泛,与陶渊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杜牧也没有,或者提得非常单薄,没有什么很具体或者强烈的寄托。”
另外一种解构“桃花源”的方式,就是将“桃花源”人情化和世俗化。有人把“桃花源”写成一个有无数擦金戴翠的“女仙”(“女仙”在唐代指妓女)的妓女院;在韩愈的诗里,“桃花源”不仅有野兽、怪兽,还变成了一个有岁月流转的地方,这并不是真的“桃花源”。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一个永恒宁静的存在,里面虽有昼夜循环,但没有时间流逝,所以才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是到了中、晚唐的诗里面,“桃花源”又启动了时间的流逝,欧丽娟反问道:“所以我们又要受到生老病死,朝代兴亡的折磨,那怎么能够叫‘乐园’呢?中晚唐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时代,因此‘桃花源’也同步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
《唐诗的乐园意识》,欧丽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
“寻道不遇”:“乐园”依靠自我来建构
《唐诗的乐园意识》里,还有一章是去追寻理想,也就是“寻道”,由此引发另一个贯穿唐诗两百九十多年的主题——“寻道不遇”。欧丽娟最后说:“我把这一章的主体和心得放在最后,真的是希望跟大家共勉,无论人的生存有多艰辛,最终‘乐园’要靠自己建构,人生的难题也要靠自己解决,那才是真正智慧的来源。”
隐士、道士或和尚是儒士道三家真正放下尘事,去“寻道”的一种真理的化身。当诗人在人间浮浮沉沉感到茫然时,他们便去找这些人,希望得到一些点拨,可是他们却常常扑空。“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通常人们会以为扑了空代表这趟寻道之旅失败了,可是唐代诗人告诉你,正因为不遇,才激发了从内心得到救赎的力量。李商隐这种悲剧性格,也有一首寻道不遇诗,可以看出李商隐也并不是一心想陷溺在悲哀里不可自拔,他其实还是想要自救的。
“寻道”是一种寻求外在超越,借由外在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方式。可是“不遇”会让你被迫认识到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也就是内在超越。“你在毫无人迹的山间林道,历经山林溪流的净化,你在尘世间本来的烦扰,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净化了。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超越,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等你发现道士不在,这便是一个让你自己领悟的契机。”
撰文|罗拉
编辑|吕婉婷 罗东
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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