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在北京急救中心，1989年出生的郑廉波是最年轻的那一拨急救医生。今年4月，郑廉波参与对入境人员核酸筛查的转运，与“新冠”患者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拉过被确诊患者，也曾被隔离手套勒破皮肤，但郑廉波未曾害怕，能在疫情中挺身而出，他觉得是一件体现医生价值的事。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郑廉波。受访者供图

离危险最近的人

这一年，郑廉波的工作和往常有些不一样。

他是北京急救中心一名院前急救医生，平日里，要跟着救护车去各个求救点进行抢救与转运。今年年初，“新冠”来袭，郑廉波的工作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防护“升级”了，得穿上隔离衣、戴上护目镜出车；接到人，要询问流行病学史、测量体温，碰到发热病人，首先要送去发热门诊进行筛查。

一开始，郑廉波有些不适应，慢慢也就习惯了。如果接到“新冠”病毒感染者，他们就是离危险最近的人。

他曾接过一个从湖北来京人员，对方在酒店隔离期间出现发热症状，郑廉波将其送去普仁医院；也有一些发热的患者不愿意去发热门诊，觉得自己没问题，遇到这种情况，郑廉波要给他们解释，大部分听劝，特殊时期，所有人都要学会适应变化。

郑廉波（右）和同事在执行转运任务。受访者供图

10天转运55名入境人员

今年3月，外省输入疫情逐渐平稳，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发酵，境外输入给北京带来更大压力。

为了降低传播风险，入境人员要接受隔离筛查。北京急救中心安排了救护车，承担境外输入疑似患者、密接者转运，但入境者太多，很快人手告急。3月21日下午，郑廉波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问他能否参与支援，他没有和父母商量，立即就答应了。

任务刻不容缓。7点赶到机场，领取防护物资、熟悉场地和流程，匆匆吃了份盒饭，9点就开始转运。那一晚，救护车在机场——小汤山医院——机场——北京地坛医院之间不停歇地奔驰着，平日里，一个班拉上八九个人，已经算非常忙碌，这一夜，他一共转运了15人，回到宾馆时已经凌晨5点。

之后的10天，这成为郑廉波的固定工作状态：在房间随时待命，接到电话就赶去机场，在出口等待海关将人带出来，询问病史、测量体温、简单问诊、与医院协调沟通、将人安全送去筛查点。

他接到的大多是年轻的留学生，经过长途飞行回到国内，有的出来时已在机场等待了十多个小时，疲惫而紧张。几个人一车时，他们聊些学业、八卦，缓解彼此的紧张；有时只有一个人，会频繁询问，这是去哪里、做什么、到了之后怎么办、家人能不能来？表露出不安。这时候，郑廉波就会好言安慰。

3月16日，小汤山定点医院投用，对境外来京人员进行筛查和治疗。一般情况下，每当有人入院，护士们都会很快出来接应，有一次因工作太忙，车开进了医院，很久没人来接。车上的学生越发不安，问他，是不是没有人管我们了？郑廉波开始安慰他们，和他们聊天，打了几次电话，最后把他们顺利送进了医院。

“平时接到患者，主要告诉他们病情和流程，这次更多的是心理安抚。有些人会焦虑，还有的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特别害怕，全身发抖。”郑廉波回忆，他能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宽慰他们，“没事儿”。

支援转运的10天，郑廉波将55人送进医院，其中一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选择院前急救是因为喜欢”

由于出车全程都要严格防护，时间一长，手腕皮肤被手套边缘的胶带磨破了，脸上也压出压疮，脱下装备，在水下冲洗时都很刺痛，但郑廉波没有怕过。

“我觉得和去了武汉的人相比，这不算什么。”

郑廉波1989年出生，是中心最小的一批大夫。选择院前急救是因为喜欢，实习时，他就爱上了这份职业：考验应变能力，能第一个接触到患者，救死扶伤。

日常工作，有时比疫情期间的转运更加辛苦。有一次，一位老人深夜突然昏倒，郑廉波赶到现场时，对方心跳呼吸已经全部停止，但他还是实施了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看似简单，对体力有巨大消耗，做上十来分钟已经很累，他摁压了四十多分钟，汗水流进眼睛，累到快虚脱，站起来的时候，两侧膝盖都青了。

不过和从死神手里抢回生命相比，这些辛苦显得不算什么。几年前，一位中年男子在办公室突然倒地，抽搐不已，郑廉波判断他是室颤，紧急除颤、吸氧、输液，抬上救护车时，男子已恢复意识，事后回访得知对方已经康复。这是郑廉波救回的第一个人，是他从业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日常出车也好，疫情转运也好，当了医生，这都是我们的本职工作。这一次，能在前线为国家做点贡献，我觉得很荣幸。”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