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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曹德旺对话余永定(五):如何构建国内为主的大循环?
新京报 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2020-08-12 15:16
解决好“内循环”八个要点的问题, 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和封锁。

 

今年以来,高层多次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看待这一提法?8月12日,在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线上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话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

 

两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的生存问题、安全问题,要补齐关系我们生存的战略物资上的短板,战略物资要能够自足,要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如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曹德旺表示,在内循环的形势下,企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寻找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而在余永定看来,“内循环”主要包括了8个要点: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引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都要进行相应调整;要对中国海外资产的结构进行调整;大大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必要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问题解决好,中国经济就能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调整。如能如此,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封锁和捣乱。”余永定说。

 

“要考虑生存问题 注意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

 

新京报: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高层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如何看待这一提法?

 

曹德旺:我对“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理解是,经济本身是波浪形的,又碰到疫情、洪灾,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解决我们的问题。

 

从外部形势看,欧美未来的日子并不好过,全球消费引擎熄火了,我们当然也不好过。而且欧美经济的衰退后,原来它们不需要自己做的东西,现在都要收回去自己做,因为它们要安排就业问题。从内部形势看,我们的战略物资一直不能自给,比如,我们需要的天然气、石油、铜矿、铝矿、铁矿石都依赖进口。粮食上,大豆、菜籽油、猪肉等也都依赖进口。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补齐关系我们生存的战略物资上的短板,战略物资要能够自足,要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要遇到的很多困难。

 

余永定:我非常赞成曹总的观点。我过去也在一些场合提到过,当前形势下,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的生存问题、安全问题,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前一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提倡多查查粮库的实际情况,一定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同时对于能源问题,中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我们应该花大力气以煤炭作为基础的能源,来解决我们其他能源短缺的问题,这是当前要紧的事情。

 

除了要解决关系到我们生存的问题,另一个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在高科技领域进行自主创新。美国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虽然它和中国脱钩非常难,成本很高。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它不把中国踢出去,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实际上,现在无论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在提产业政策,这也说明我们确确实实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发展规划,一定要把我们的高科技领域建立在一个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

 

“解决好‘内循环’八个要点的问题 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和封锁”

 

新京报:如何构建“国内大循环”?

 

曹德旺:我从企业的角度看,在内循环的形势下,企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寻找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比如,企业可以生产战略物资的替代品——天然气是我们的一个短板,是不是可以通过风能、电能、太阳能等开发新产品,以替代天然气和石油?还比如,我们的农业很落后,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二产”不行,也就是我们服务农业的制造业落后,企业能否在这方面寻找机会同时改善制造业落后的局面?

 

余永定:关于“内循环”的提法,我觉得可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对80年代初的“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调整。我自己理解,内循环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进一步降低GDP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从全世界来看,在大国中,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对GDP比来衡量,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2018),日本是14.7%(2019)。事实上,十几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朝着更加依赖国内市场的方向努力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35.2%的峰值,以后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确实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提高对国内市场的依赖度。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而且多年来也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511亿美元,高居世界榜首。德国的贸易顺差位居第二,为2752亿美元,明显落后于中国。日本自2014年之后已经基本是贸易逆差国。净出口(贸易顺差)对GDP比不仅是衡量对外依存度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贸易失衡的重要指标。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不仅导致顺差国资源跨界配置的错配而且极易引起贸易冲突。中国净出口对GDP比也有了很大下降。2007年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是8.7%,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0.77%和1.49%。2006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14.3%,2008年以后,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来说是负的。2018年是-7.4%;但2019年是11%。2019年的情况显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大大下降,但当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是可观的。

 

第三,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过去我们实际上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

政策,同时也有进口替代成分,但是以出口导向为主。也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出口,利用我们的成本优势,出口换汇。今后我们应该继续重视贸易,继续重视出口,但由于贸易战和美国的封锁,未来在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和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产品的生产上,我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实行进口替代。


第四,为了适应发展战略的变化,对引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都要进行相应调整。在引资政策上,坚持国民待遇的政策、坚持竞争中性。我们过去实行了不少出口鼓励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在过去,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情况下,实行出口鼓励政策是正确的。但凡事都有个度,例如,出口退税率如果超过了应有的度,成了出口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另外,中国应该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尽可能少的干预外汇市场。我们的许多对外经济政策,说到底,是通过恶化中国自己的贸易条件来扩大出口。这些做法不利于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扭曲了资源配置。只有调整发展战略,并相应调整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才能真正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调整。

 

第五,要对中国海外资产的结构进行调整。中国是海外资产的净持有国,拥有大约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是我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资收入,十几年来都是负的。这就相当于我年年把钱存到银行,不但不能从银行收到利息,而且要向银行付利息。美国则正好相反,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负债是9万亿美元,但是每年都收取利息。这样等于说,负债累累的美国反倒成了债权国。而中国之所以作为净债权国,却要向美国这样的债务国付息。之所有出现这种荒诞的情况是因为尽管中国拥有近两万亿的海外净资产,但中国负债(主要是FDI)的成本很高,资产(主要是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却很低。除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畸形之外,令人扼腕的是,尽管中国持续输出资本,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不见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接近两万亿美元,但到2016年底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却大约只为1.75万亿美元。此外,中国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其安全性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中国的对外经济部门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而不是重要推动力。

 

第六,大大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引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通过引资或其方式引入国外先进技术。为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必须对整个教育和科研体系进行必要调整,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人才。不仅如此,我们必须改变观念,不再迷信于外国企业的技术能力,而让中国企业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各种高新技术重大项目的研发过程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建立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第七,调整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参与度。一方面,我们还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们需要对自己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业链本身进行调整,更多强调本地化、让更多的产业链环节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除了更多强调产业链的本地化外,我们还要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美国想把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但我们有反制措施,使得美国知难而退,以保证我们不会被踢出去。

 

我们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了,很多企业转到东南亚去了,既然企业可以挪到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不鼓励企业挪到成本较低的中国西北呢?交通不便?人才缺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支持企业向内陆转移,向胡焕庸线的西北方转移,使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地区按照梯度往西北地区延伸,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全国有更均衡的分布,让更多的产业环节留在中国。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构建内循环格局上,一定要深化市场改革,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同时注意发挥体制优势,发挥政府必要的指导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述问题解决好,中国经济就能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调整。如能如此,我们就不怕美国的脱钩、封锁和捣乱。中国经济就可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十年、二十年,直至我们逼近或者赶上美国,实现中国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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