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帕累托等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石。“经济人”概念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完全理性的，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这种假设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有将人性和社会过分简单化的危险，由这种理论主导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可能导向一种丧失道德和人情的冷漠社会，并造成个人、企业和社会的决策失误。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研究员乔纳森·奥尔德雷德，在《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学如何掌控我们的生活》一书中，反思了经济学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种种桎梏，比如“搭便车”、“助推”等关键经济学理念，如何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决策，乃至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出其不意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他也指出很多社会问题根本无法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比如，为什么向经常太晚来接孩子的家长收费，反而让更多家长迟到？为什么主流社会致力于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为什么苹果、微软、辉瑞等公司是智慧财产权法律的当代大受益者？为什么富有的国家，有钱人越来越富有，却有更多的人需要靠救济金和食物银行过活？为什么我们相信让富人富裕有利于经济，让穷人变富裕却是坏事？等等。因而，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和使用范围，不能将经济学理论的效用无限夸大。

本文摘自此书的中文版序言部分，经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发。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本书是对经济学在其他社科领域的“渗透”的反思，是对经济学在解读人类社会复杂行为时可能带来的扭曲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学试图打造成为和物理学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的告诫。

《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学如何掌控我们的生活》（英）乔纳森·奥尔德雷德著，苏京春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

撰文|吴晨

摘编|徐学勤

经济学是当下的显学，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经济学的思维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拥趸们认为，经济学正在变成一门逻辑严密的科学，能影响社会科学，影响人的行为和市场的运作，并指导政府制定政策。批评者则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度强调市场，过度强调金钱激励的价值，可能把复杂现象简化，当经济学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变得日益流行的时候，它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中主体的行为，而这种影响本身就挑战了其客观性。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员奥尔德雷德的《通往衰败之路》一书是对过去40年，尤其是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之后，经济学对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渗透”的反思，是对经济学思维渗透到解读人类社会复杂行为时可能带来的扭曲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学试图打造成为和物理学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的一种告诫。相对于人类复杂而又不确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只是探寻了冰山的一角，但因为经济学叙事的流行，对复杂现象过度简化的解读和标榜抽离了伦理与道德判断的客观视角，反过来却可能深刻影响人类的行为，甚至让挑战伦理、无视道德、崇拜金钱、寻租自肥等诸多“恶行”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畅通无阻，这是经济学“渗透”的危险所在。

重新审视理性人假设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于用市场的逻辑统率一切，其背后的支撑是“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但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假设无法涵盖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更无法适应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团队努力的要求。

奥尔德雷德清晰地指出，对“自私”的解读在亚当·斯密时代和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斯密的语境中，个人的自私是一种开明的自私，代表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期许，许多道德因素已经预设其中。当这种自私被等同于无时无刻不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为此可以进行无穷算计的时候，抽离了道德判断的它对人性与人的复杂行为的简化是骇人的。

理性人的算计，就好像假设每个人都是国际象棋大师，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清晰地预判到每一步棋之后的第四步甚至第五步。依赖这种假设推导出来的博弈论很精美，但却可能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别。在检验博弈论的不少实验中，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出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模式，而且每个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不一定都类似。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忽略了人性其他同样重要的方面。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互信奠定了人类凝聚为团体的基础。许多人也拥有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如果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这种不利己的行为其实是学会了“推迟享乐”的进步。利他是一种分享，而分享则是长期交易的开始，而长期交易又能激励人际合作。理性人的假设，恰恰因为忽略了人在人群中互动的各种可能性和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利益考虑，所以在现实面前才常常碰壁。

站在人性和成功学叙事的视角，理性人的假设也夸大了“个人英雄主义”。各种成功学的叙事和名人传记都愿意挖掘成功中个人努力的一面，有些甚至成为传奇，却往往忽略了运气的一面和团队的贡献。成功时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失败了却要找政府纾困，这并不是诚实的态度。知识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前人的积累之上，未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成功更多源自团队的努力，这都需要跳出英雄主义的叙事。

推而广之，则是对人与社会及政府，或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在颂扬小政府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在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一定会受到政府的政策和监管的影响，而政府对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结果，则可能加剧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而1980年之后的现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过去几十年，资本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美国经济和金融的不平等体现在太多财富积于股市之中，而普通人的收入却常年不涨，股市的繁荣依赖全球化和量化宽松，企业盈利大多数用于股票回购，推高股价，让管理层受益。

美国财富阶梯顶尖1%的富人正在成为阶层固化且积极寻租的人群，而自由化的市场理论恰恰给了他们这一行为最好的背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富500强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20倍。20年之后，他们的薪酬已经上涨到普通员工的278倍了。

或许，理性人的算计在自肥的财富尖塔人群身上最为适用，遵循市场逻辑的政商“旋转门”能确保富者恒富，政治献金赞助属意的候选人能推动富人的政策，而花钱游说影响特定的法律法规更是司空见惯的。

《开启经济学的黑匣子》（美）乔纳森·奥尔德雷德著，卢欣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1月

市场逻辑的盲点

对晚近资本主义过度强调市场还有另一种批评的视角——新技术的应用与快速迭代加剧了人的两种异化，即原子化和大宗商品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快速壮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所匹配的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如火如荼，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机会，也盘活了原本的沉没资产——无论是没有充分利用的空房间（爱彼迎），还是一个人的闲暇时间（优步或滴滴）。但在赞美互联网平台创造出全新市场的同时，不能不担心，这样的市场也把很多人类固有的关系简化为交易行为。问题是，并非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我们除了是消费者之外，还是家人、朋友、社区的活跃分子、企业的员工和国家的公民。当平台市场把更多行为转变成交易的时候，当更多人用消费者的视角去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把道德丢在脑后，这是非常危险的。

之所以担心人会变得原子化，是因为它消解了家庭作为社会核心单元的意义。如果让市场关系取代家庭和朋友的纽带关系，让各种付费服务取代家庭内并不以金钱来衡量的各种服务——从做饭到洗衣服、打扫卫生，再到看孩子和照顾老人，那么家庭的纽带，家庭作为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其影响力就会骤减。原子化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再依赖家庭而生活，但原子化也让市场逻辑可以消解人类社会所有其他逻辑。

大宗商品化则是担心劳动者成为可以完全替换的经济单元。理想状态下的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可以把闲暇时间充分利用，给闲置物品贴上一个机会成本的标签。在长期雇佣关系下，每个人都要参与多次博弈；但是在零工经济所带来的实时匹配之下，很多博弈是单次的、真正“交易性”的。多次博弈的考虑和单次博弈完全不同。虽然零工经济发明了双向打分的评分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这种机制也有助于建立某种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非人际关系的，而这种非人际关系的信任与人际网络中真诚的信任纽带不会成为同一件事：一种是发自内心的爱心，一种是满脸堆着笑的流程式的服务。算法和评分更像是把人变成充满算计的“理性人”。

无论是原子化还是大宗商品化，都是通过高科技的手段让市场经济的逻辑统合一切。前者侵蚀了家庭，后者危害了社区和社群，两者的底层逻辑是打击社会中人际纽带的多样性——亲情和友情，以及社区里的社会责任，这些纽带所主导的处事原则与市场交易法则是截然不同的。人们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亲情和友情，这种投入是基于合作和互惠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原则的。当金钱交易取代了合作和互惠时，人类社会将出现巨大的

问题。

行为经济学是最近兴起的经济学显学的一支，其核心观点是，我们不应去挑战人类行为表现出来的种种弱点，相反，我们应该借助它，转而推动人们去做出他们本应做出的选择。助推的假设仍然是理性人的选择是最佳选择，而很多助推的手段又都与使用金钱作为物质刺激有关。

但我们往往忽略的是，一旦一些行为被改变成金钱交易，就可能会腐蚀人类社会行为中的道德约束。如何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助推”只是研究的开始，因为我们对人性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经济学家对激励的理解也刚刚开始。在复杂的人类社会，激励多种多样，到底人们对激励和助推会做何反应，以及驱使人们改变行为会有怎样潜在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90后”和“00后”一代接受的激励可能更加多元化，他们也可能更乐于拥抱以赛亚·柏林提出的自由——自主、自发、自律并自己负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驱动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金钱的激励。全球年青一代拥抱极简主义，关注全球变暖，抱持素食主义，等等，都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分析来解释，也不是一般的赶潮流就可以概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并不是一项缺陷，而可能恰恰是人类不同于机器的特点，是人类升级之所在。当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更快、更好地去做量化分析，从对过去的数据分析中找出规律性来预测未来的时候，人类的非理性可能反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那些难以量化的因素。

电影《华尔街之狼》剧照。

全新的路径选择

如何让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首先要明确经济学的发展向度：经济学到底是要发展成类似于物理学的一门依赖数学工具的有恒定的定律支撑的科学，还是更贴近哲学的一种人类对复杂社会现象不断思考的社会学科？

资本主义在过去两百年被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塑造，它同时也影响了一代代经济学家的思考。观察经济学和它研究的经济系统，不能规避这种互动的关系。经济学也不是一套中立的观念和工具，可以让客观的观察者从外部审视和分析经济现象。相反，它存在于经济体之中，同时也影响着经济的发展。

电影《华尔街之狼》海报。

经济学入侵其他领域，凸显了将经济学发展成研究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集大成者的野心。但是，经济学的讨论永远脱离不开政治和伦理的判断与思考，数学的推理虽然给了经济学一层科学的外衣，但是更隐藏了许多经济学思考中包含的政治、道德和价值判断。

奥尔德雷德这本书振聋发聩的地方恰恰在于：如果放任自由市场行为占领原本属于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领域，让经济学的算计替代了人类复杂而多元的思考，就可能开启“作恶”之门。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强调人与经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站在复杂适应性系统视角去研究经济，推动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共生，才是正道。

本文摘自乔纳森·奥尔德雷德著《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学如何掌控我们的生活》的“序二”，经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刊发。

撰文 吴晨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编者按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