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生选北大考古专业：“没钱途”是俗见，“罗曼蒂克”是偏见

新京报记者李阳编辑张进

2020-08-07 14:55

近期，“留守女生选择北大考古专业”成为热点，出现各种讨论。考古是令人敬仰的工作。然而，一方面它可能遭遇众人“钱途”“权途”的世俗之见，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影视剧过于罗曼蒂克化。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再理解考古，理解考古学者。

“留守女生选择北大考古专业”，这是一个热点，而在这个热点里几乎每个词都自带流量，以至于，这一话题即便作为热点已经过了一些时日，任何与此相关的新闻都还可能成为热搜。

在今天，刚刚成为热搜的是“676分留守女生北大班主任发声”。班主任祝福她、欣赏她，同时“希望社会能正视考古专业”。当事人钟芳蓉同学以高分考上北大，没有选择被人们认为“有钱途”或“有权途”的热门专业，似乎就是“不明智”的选择。为了反驳这些看法，在过去一段时间，从北大到多个省份的考古、文博机构都给她送上厚礼，并发声支持她。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考古学同行的博主反思普通、从未引起关注的考古学毕业生面临的真实困境，因为无缘考古、文博机构而只能做着并不相干的工作。

考古是令人敬仰的工作。然而，一方面它可能遭遇众人“钱途”“权途”的世俗之见，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影视剧过于罗曼蒂克化。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再理解考古，理解考古学者。

撰文 | 李夏恩

“团宠”

热点终究会冷却，哪怕它曾经霸占微博热搜的时间再长，在微信平台获得再多的十万加，吸引来的点赞数和阅读量再高得吓人，也终有一日会过气冷却，被更多更新的热点掩埋起来。新的热点压在旧的热点身上，又被更新的热点所覆盖，层层累积，直到被覆盖在信息世界的地底。

但是，或许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一天，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这个昔日的热点突然被发掘出来，重现于世，再次接受众人的目光聚焦——绝大多数人脑海里或许会蹦出如下三种想法：哦，竟然是这么久之前的事情了；这件事竟然在那个时候能引起那么高的热度关注；以及，放在今天好像也很吸引人。

但几乎没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是谁把它发掘出来的？

考古学者在今天的诸多尴尬处境之一，就是尽管如今重要的考古发掘活动总能引起网络上的围观热议，博物馆中那些被捧为“网红”的文物也大都经由考古学者之手才能现身世人，但很少有人去关注热点背后在土坑里胼手胝足挖东掘西的考古学者们。

资料视频截图。

就连当下网络热议考古学专业这个话题，都是拜高考专业报考引发的热点所赐——湖南耒阳考生钟芳蓉以文科676分的高分成绩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这本来是一个单纯的出于个人志向的专业选择，却陡然成为热点，在网络上遭遇了一场劝退风暴。素不相识的网友纷纷以敲击键盘的方式，劝说被贴上了“留守女孩”标签的钟芳蓉不该选择考古这一冷门专业。

在他们看来“这种家庭应该选毕业后可以赚更多钱的热门专业，比如北大经营”，一条最惹人注目的评论甚至替女孩儿选择考古毕业后的去向操心：“到就业的时候就哭了，分分钟教你做人”。言下之意，出身贫寒之家就应该一切向钱看，既然命运给了她所谓“逆袭”的机会，通过挣钱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境况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考古作为一个缺乏“钱途”的冷门专业，完全不适合像她这样的贫家子女攻读。

北大微博转发钟芳蓉微博并送去祝福。

“我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钟芳蓉的回答可以说是对“自信”这个词语最好的解读，也是对上述这些打着“我都是为了你好”的诛心网评最有力的回击。而对考古圈的人来说，能吸纳到这样一位自信而又勤奋的高分生源，不啻视若拱璧。一位幽默的网友将这种欣喜若狂的心情比作“老来得子”。

为了支持她对考古专业的坚定选择，多个省份的考古和文博机构给这位将来的“小师妹”送上厚礼，包括价格与重量同样惊人的考古图录画册，以及博物馆文创商店里标价不菲的热门文创产品。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一角。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旅游网。

以打捞张献忠江口沉银而闻名的水下考古领队刘志岩在他坐拥296万的微博大号“考古君”上表达祝贺——同时也是祝贺自己所在的考古专业：“冷门的考古圈又一次喜提热搜！”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栏目对她发出邀请，在本科四年的假期里，她可以作为节目组的特邀成员，前往全国最重要的考古现场实地体验。《考古公开课》栏目也同时发出邀请：“本科四年中她可以参与每一场节目录制，与考古界的大咖面对面交流”。

出版了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译林出版社，在听闻钟芳蓉的偶像是樊锦诗后，为她寄上了有樊锦诗亲笔签名的自传和寄语。在收到书后，钟芳蓉也给自己的这位偶像写了回信：“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去选择北大考古，选择为考古献身，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就这样，来自考古界和文博圈的集体“团宠”，微博大咖和普通网友鼓噪声势的推波助澜，在过去的几天里席卷了舆论场的热搜，造就了一个属于考古专业的劲爆热点。然而，就像在开头提到的那样，当键盘上敲下这几行字时，这个热点就已经在逐渐冷却，注定在不久会被新的热点覆盖。

冷却的好处在于，尽管它不够追赶热潮，但却能从热潮退去的沙滩上发现究竟留下了些什么。当最初的兴奋和热情归于平静后，冷静思考后就会发现，这场考古圈“喜提”的“热搜”，并没有考古业内人士想象得那样乐观：大众感兴趣的并非考古专业本身，而仍然是一个留守女孩依靠勤奋努力，命运逆袭后却能遵循本心的励志故事，只是这个故事碰巧与考古有关而已。

如果把“考古”替换成诸如“法医”之类同样“冷门”的专业，引爆的热度恐怕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考古界来说，他们也仅仅是乘上了这波热潮，期望借此向公众展现一个并不“高冷”的考古专业新形象。尽管从效果上看，多少达到了这一目的。但这种来自考古圈与文博界的集体“团宠”和中央电视台专题栏目的大力加持，只是万中无一的个例，甚至可以说，钟芳蓉是唯一受到如此万千宠爱的“幸运儿”。绝大多数以考古作为毕生志业的学生都不曾享受过这样的特别优待。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当钟芳蓉在给樊锦诗的回信中写下自己“选择为考古献身”这句话时，其中也暗含着一种殉道者的意味——毋庸讳言，至少在大众心目中，“考古”仍然是一门艰苦、冷门，并且缺少当代人最热衷的“钱途”的专业。选择它，就像是古代的修道者为了寻求真理到大漠中跋涉修行一样，当他踏出第一步开始，就注定走上了一条孤僻冷峻的道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

“吃苦”

几乎没人没有听说过“楼兰姑娘”。如果暴露年龄的话，一些人或许还会唱“楼兰姑娘你去何方？”但事实上，这位不知去何方的“楼兰姑娘”就安卧在新疆博物馆中，作为三大镇馆之宝，成为每位参观者必看展品。

以楼兰为背景的电影《梦断楼兰》（1991）剧照。

但有多少人听过穆舜英这个名字？而这位女考古学家，正是人们众口传唱的“楼兰姑娘”的发现者。更鲜有人知道，她和考古队员们是如何历尽艰辛，在罗布荒漠腹地跋涉，寻找失落千年的楼兰古城的遗址。

穆舜英（1932-200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楼兰美女"古墓发现者之一。

楼兰，消逝的千年西域古国。关于它的方位，不过《史记》“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汉书》“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这些寥寥数句的模糊记载。最详细的路线记载，出自《魏略》“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古楼兰”。但千年风沙早已改变了历史地貌，没有改变的，唯有古代旅行家行经此地后留下的骇人记录：“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当天晚上，我们的帐篷就搭在一个高大土台的西南脚下。中夜风起，飕、飕、飕的风声由远到近，在我们头上呼啸着，砰嘣、砰嘣，好像有几十双手在扯着帐篷，虽不闻鬼哭神号，但那凄厉的风声，也叫人毛骨悚然。这是考察队进入罗布荒漠的第一夜。”

在穆舜英已经绝版多年的考察记录《神秘的古城楼兰》中，她如此记录了1980年4月的这次楼兰考古探险行动。如果戴上诗意的眼镜，自然可以说这是考古学者与古人在时空风尘中相向而来，又擦肩而过。甚至可以说在这一刻，凄厉的风声传来的是历史的嚎叫。

穆舜英绝版作品《神秘的古城楼兰》（新疆人民出版社）书封。

但对考古学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也许在事后回忆中可以讲述得更富传奇色彩，但在当时，考古学者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身体的感觉却不会骗人——艰苦就是艰苦，恐惧就是恐惧，疼痛就是疼痛，足以淹没车辆的漫天沙暴、白日炎炎烈日的炙烤、夜晚的天寒地冻，被紫外线直射晒伤而久久无法恢复原状的棕色皮肤和枯黄头发，这就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

当然，大漠考古可以说是考古活动中最极端的情况之一。

不过，除非是像西安那样，挖地铁都能挖出满坑满谷的汉唐古墓的古都城市，考古学者可以享受现代化的便利条件，大多数考古现场都非常神奇地与现代化舒适生活绝缘。

著名女考古学家玛丽莲·约翰逊在细述（吐槽）考古学者生活工作的著作《与废墟为伴》中，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提到“田野发掘，通常会选在类似沙漠或者丛林这种不仅炎热而且蚊虫滋生的地方，而且专挑每年天气最热、蚊虫最多的时候进行。”——仿佛就像在故意刁难考古人一样。

《与废墟为伴：真实的考古学家与来自遗迹的诱惑》，[美]玛丽莲·约翰逊著，倪采译，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6月。

纵使有些考古地点在古代很可能是人烟辐辏的名城都会。但时间具有腐蚀一些的魔力，毫不吝惜用尘土将繁华掩埋在地下，再像做卫生偷懒的顽劣学生一样，在上面铺上一层鸟不拉屎的荒凉景致。

西周初期的赫赫名邦燕国的都城遗址考古现场，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考古人都会遇到的常态。尽管毗邻今天现代化的首都北京，但它却奇迹般地掩埋在一座荒僻的小村庄里。

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田敬东回忆道：

“我们住在董家林村内的一座大庙里（大队所在地），北大学生在村内号房另住。发掘地点就在大庙前的台地上。当时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都很差，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个通铺上，白天发掘，晚上一般没有什么活动。”

田敬东对环境的艰苦大大地轻描淡写。另一位参与发掘的考古学者赵福生的回忆更加活灵活现：

“数九隆冬，天寒地冻，住在庙里也没有暖气，也没有暖炉，就只有个火盆，还得自己砍柴烧火。晚上也没有电灯，只有个破煤油灯，点起来房顶墙壁都熏黑了。那些人就在那儿骂邹衡（燕都遗址的考古领队人）：老家伙，把我们坑到这个鬼地方来！”

工作环境艰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恶劣，可以说是考古专业的标配。只要去田野考古，各种困难便像上面所提及的那样连臂接踵而至，让考古工作变成与周边环境缠斗的各种遭罪。就像一位常年在约旦地区考古的学者对玛丽莲发的牢骚那样：

“虽然我无法证明，但我认为能够在这种惨绝人寰的环境下工作的人只有奴隶……或者大学生。”

因此，加入考古这一行，也意味着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毕竟，这是份整天与泥土打交道的工作。但考古人也自然有他们的自豪。恰如那句俗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艰苦的环境对个人能力的磨砺可以说绝无仅有，更何况这是“自讨苦吃”。一位考古同行曾经形象地对玛丽莲·约翰逊说：“等世界末日来临时，你就会想要认识几位考古学家了，因为我们会生火，又会捕食，还会建造高山堡垒。”

“上班就等于上坟”，因这句名言而红遍网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学者郑嘉励，就对这种考古之“苦”带来的好处感同身受，尤其是作为一位考古队领队：

“考古领队，面对的事情，考虑的问题，不是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的。从考古项目的申请、青苗政策的补偿、民工工资的谈判、与当地人相处、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与工程建设方的矛盾冲突、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后期的文物保护，每个环节都妥善处理。这个过程很磨人，也锻炼人。”

他笑着说：“如果你能干好一个考古领队，那么你起码当个乡镇领导干部没有问题。”

“灰头土脸”

考古工作的艰辛劳苦，在很大程度上也让人们对考古的罗曼蒂克想象崩坏。

这种想象来自于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渲染，将考古学者想象成英勇无畏的探险家，就像《鬼吹灯》里的胡八一、《木乃伊》里的欧康纳或是已经成为经典形象的印第安纳·琼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场冒险，冒险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宝藏。艰苦的环境是他们展现勇气的舞台，反派人物的适时出场是对智慧与人性的必要考验，最后必定是大欢喜结局，宝藏装在身，捧得美人归。这些人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永远都穿着夹克和皮靴。

电影《寻龙诀》(2015)里的胡八一（陈坤饰）。

真正进入考古这一行就会发现，电影也好，小说也罢，都是谎言，诱人的谎言。除了20世纪初探险家、宝藏猎人与考古学家三位一体的那些考古探险者多少在穿着上还符合这一想象之外，今天的考古学者很少能符合这一夸张的标准。

考古现场不是制服的T台走秀，再光鲜时髦的衣服下到坑里出来也会灰头土脸。尤其是在中国。翻看中国考古发掘现场的相册就会发现，几乎很难找到一张符合上述想象的照片。

如果说中国考古人有什么时尚潮流的话，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深色布料中山装、去了军衔的旧军装、白背心和海魂衫，脚上是平口布鞋或是草绿胶鞋，还常常有个草帽，用来遮晒挡土。

当然，有时也会有“专业服装”。田敬东回忆1974年在燕都遗址发掘时，上面曾经发下了一批所谓的“工作服”，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演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戏装，灰色是新四军伤病员在舞台上穿的，土黄色的则是胡传奎忠义救国军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如果穿上这些服装，我们怕社员说：‘胡传奎的队伍又回来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穿耐磨的蓝色牛仔裤和T恤大行其道，直到今天。从这一时期开始，时代特征的区别变得相当模糊。因为无论哪张照片上的人，只要是夏天，几乎都穿着T恤和牛仔裤，戴着帽子。条件好的会有套袖和廉价的专业手套——一位考古系的年轻学生曾经“解释”过套袖和手套的另类特殊用途：“吃饭前摘下来，就不会有太多土掉进饭里，如果有个围裙就更好了”。

纪录片《探索发现：海昏侯大墓考古发掘现场》（2016）画面。

除了照片拍摄色调和像素可以区分年代外，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就是脚上穿的运动鞋在随着时代进化，但这考古现场惟一的亮点，也常常盖着一层土——最后这一点才是考古学者从始至终的外貌特征：总是灰头土脸。

因为考古学者总是身处某个坑洞中，因此在罗曼蒂克的皮靴夹克想象之外，另一个极端就是像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自嘲的那样，被人描述成“身处洞穴中长胡子的人，执拗固执的老古板，身上披满蜘蛛网，对破旧骨头与破碎碗碟如痴如醉”。这一点似乎倒不能算全错，因为考古学者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一群不大会自我表达的人。

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翻看考古报告可以说味同嚼蜡，近乎榨干了所有水分的文字就像沙漠里烤干的仙人掌一样让人望而却步。不妨抄写一段我最近正在读的《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

“第五、四层外棺的西北角已被凿开，有一个长宽各57厘米的盗洞。在内棺与第四层外棺之间北部的底板上，留有人骨架，骨骼虽已不全，但部位未乱，头东脚西放置，附近有玉璧、玉璜、玉衣片、龙头枕及铜镜等遗物，在死者颈部发现一段残绳，说明死者被盗墓者从棺中拖出放到此处。”

这可能是整篇考古简报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了，因为它多少还有些让人产生联想的故事情节。而其他内容几乎都是干巴巴的叙述：“鼎，敛口，竖耳，鼓腹，圜底，兽面蹄形足，黑漆衣”。

因为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工作一生，留下的文字都是这般模样，因此，让人对考古学者产生一种老古板式的印象也不足为怪。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代宗师夏鼐曾经打算改变这种刻版印象，在他的《敦煌考古漫记》中，他写道：

“普通一般人的观念，一提到考古学家，便以为外貌一定带几分古气，戴着玳瑁边眼镜，额上布满皱纹，嘴上长着灰白胡子，用他们干瘪的手指抚摸绿锈斑驳的商鼎周彝。因之，一提到考古学家便联想到遗老。显然，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夏鼐（1910年—1985年），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尽管这种观念确实是错误的，因为年轻的血液会不断加入考古人的行列中。但这本书读过之后，你的眼前仍然会浮现出一个既不同于夏鼐所反驳的“遗老”，也不同于影视剧中潇洒英勇的探险家的考古人的真实形象：一个俯身趴在坑洞里的人，因为不时擦一把汗弄得更加灰头土脸的人，他可能头发花白，也可能满头黑发，还有可能是个光头——这一点很奇怪，我所见过的中年考古学者全都发际线令人忧伤，但这一点跟考古工作是否有所联系，不得而知。

他们会因为土中浮现出的砖块瓦砾心脏怦然一跳，但又会压抑兴奋之情用笔悉心描绘记录，谨慎严肃的表情时间长得就像是考古工作时的专用面具。当你发现这一切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无缝贴合，甚至土味已经成了呼吸的一部分时，那么恭喜你，如果不是一位老矿工，就是一位合格的考古学者了。

“真实”

“将棺盖移开，并不大费力。移开棺盖后露出尸体，仰卧于枕上，皮肉朽腐，偶或留下一薄层棕褐色的残遗。也保存有一部分头发和髭须。附身的衣衾，也腐朽成不连续的绢片，并且一触即碎成粉末。我们好容易提取了几片作为标本。我们蹲在棺侧测绘墓葬图和清理遗物。棺中的髑髅，张着空洞的眼眶，露着狞笑的牙齿，是憎嫌我们惊扰他的长眠呢？是叹息他的亲人将他深藏固封都是枉抛心力呢？”

在敦煌佛爷庙的古墓中发现的晋代骷髅，让夏鼐感慨叹息。这是他在敦煌考古发掘的诸多尸骸之一。考古当然不仅仅是刨坑挖土而已。与死人打交道，也是考古人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外界对考古的一大误解就是他们是职业挖坟人，一个坊间流传的极端却打趣的笑话甚至说，考古学家和盗墓贼的唯一区别是前者有合法执照。

这个笑话即使没有激怒考古学者，也足以让他们愤愤不平。考古学者的死对头就是盗墓贼，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如此。“盗墓是犯罪行为，也是触及人伦底线的行为，正常人都应该痛恨之”，在一次访谈中，郑嘉励如此表示。

但考古学者却完全不同，他们发掘墓葬是为了保护它不受侵害，里面的每一件文物都会仔细测绘、标记，放在合适的地方进行保存，陈列在公共博物馆中向公众展示，通过让这些深埋在地下的文物重见天日，向公众开启一段被封存的历史。打扰亡者安宁的是盗墓贼，绝不是考古学者所为。

一位考古学者告诉我，那些发现的遗骸都会被小心保管，或者整理好重新安葬，或者放在合适的地方。一些具有体质特征的骨骼会被拿去进行体质人类学检测：“对发掘的每一座古墓的墓主人，都要充满敬意。”

陶寺遗址的女性骸骨。

尊敬亡者，这也是考古学者的职业道德之一。这种职业道德也以一种不同常人的科学理性来体现。著名的“楼兰姑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一些文章形容她“美艳动人”，但参观者如果没有受到这些优雅形容词的诱导的话，他们眼中的楼兰美女就只是一具棕红色的骇人干尸，远看就像是一块朽坏的枯木，近看则与恐怖片中的殭尸特写镜头别无二致，所谓的“美”更多并非视觉，而是历史穿越时空的肃穆所赋予的想象力。

大可以想象一位没有受过历史训练的普通人，平白在沙漠中见到这样一具干尸，恐怕下身会急速“失水”，双腿同时朝八个方向奔跑。这才是最正常反应。

但对一位训练有素的考古学者来说，当他遇到这样一具在寻常人眼中骇人的干尸时，他会像夏鼐做的那样，仔细进行观察、拍照、测绘、清理、取样、记录。在考古的科学理性之眼面前，古人的遗骸本身也是文物的一部分，当然要以记录文物的态度来记述它。穆舜英是如此描述她眼中的“楼兰姑娘”：

“这是一具女性干尸，保存完好，身长约有一米五十；古尸脸面清秀，在她瘦削的脸庞上，有一个尖尖的下颌，深目微闭，直而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古尸皮肤指甲毛发都保存完好，皮肤呈褐色，头发是黄褐色，蓬松地散披在肩上。”

要做到这样冷静和理性，当然还是那句话“训练有素”。直到二十多年后，郑嘉励仍然记得自己大三时参与抢救四川万县的一批即将被三峡水库淹没的汉魏六朝墓葬时的心情：“大多数墓里其实已经没有骨骸了，有的只留一点儿痕迹，证明这里原先是尸体的位置。有的也有一些零星的骨头片”，一个考古队有许多人，白天发掘时，许多人一起发掘，“恐惧感分散给许多人，也就没那么害怕了”，但是到了晚上，“自己躺在床上，越想越害怕”。但对考古学家来说，这种内心的恐惧并不是靠克服，而是靠思考，思考恐惧的本源究竟是什么：

“这并不是对墓葬的恐惧，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事实上，一个人只有面对墓葬，面对墓葬象征的死亡，才能从这种焦虑和恐惧解脱出来。逃避是没有用的。墓葬是个认识人性，认识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当你去真实面对之后，你的思想境界会达到更高的层次。”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实面对，这正是考古学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说历史文献尚不乏伪造歪曲史实之处，那么作为历史学姊妹学科的考古，却容不下一丝一毫的虚假。无论发掘出什么，无论它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产生多大的震撼，但它就在那里，是不容否认的真实。就像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遗址的宫殿区发现的那具“三十多岁，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双腿叉开，中间竟被插入一根牛角”的女性骸骨，或是殷墟出土的一件蒸食物的青铜甗里盛放着的头颅。它们的存在，固然让那些千百年来流传的尧舜揖让，商王圣君的道德说辞遭受震荡，但这就是考古，这就是历史中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