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天零病例后，“西城大爷”的确诊在北京掀起一片波澜。

数月相持后，“新冠”似乎早已败退。相比数月前“外防输入”的阻击战，如何扑灭城内突如其来的“火势”，似乎更考验技巧。

对“1号病人”的流调连夜展开。22小时内，北京通过溯源、采样，锁定了新发地批发市场，随即，这个占地面积1680亩、日客流量近6万人次的“北京菜篮”连夜关闭。

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成为常规手段。27天里，北京日检测量扩容到50万人次，而在上一轮疫情时，最大的日筛查量是1700人次。

数月累积的经验与资源，让这场疫情得到了最快的控制。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所有新增病例都与新发地有或强或弱的关联，验证了最初22小时的推论；“围剿战”的第26天，新增病例归零。

这一次，“新冠”没能潜伏太久。

56天后 “新冠”再临

这本是现场组解散的前一天。

北京市疾控中心北院，二楼，今年1月开始，一间间屋子被陆续贴上联络条、搬进一台又一台电话和电脑，成为北京对抗“新冠”的后方大本营。

窦相峰和翟曙光，一个来自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一个来自放射卫生防护所，在这里成了同一个组的战友。小组是临时成立的，来不及取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就叫现场组。组员们负责流调采样、输入性病例密接管理、信息报告处理等工作，有关“新冠”的一切情报，首先在这里合流。

“新冠”似乎已偃旗息鼓了。

6月6日，北京连续42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二降三”；之后的4天，零增长仍然保持。窦相峰6月10日晚上10点收到通知：现场组准备解散，明天开始复工复产；3个小时后，一条消息让安静的夜晚炸开了锅。

“西城大爷”来了。

对于这个时隔56天后出现的“1号病人”，在官方通报前，消息就已不胫而走。最大的讨论，聚焦于“西城大爷”究竟如何感染，很快，网上流传开来多个版本：他曾去过吉林、他的家人曾去过吉林、他用备用手机扫健康码骗过大数据。

民间在对新增病例“双无身份”进行本能求解——“西城大爷”无出京史、无外来人员密接史，这怎么可能？诸多猜测，最终总与京外感染关联起来，人们相信，北京不可能再有新冠。

窦相峰同样处于疑惑之中。突如其来的新发病例，一片空白的流行病学史，这是最让流调人员头疼的情况。如果找不到传播链，意味着无从“堵漏”，人群中还隐藏着多少感染者，也不得而知。

根据规定，医疗机构发现阳性样本后，要送往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核。复核结果出来前，对“西城大爷”唐先生的流调已经连夜展开。凌晨4点，窦相峰睁开眼，细细研读了西城区疾控发来的首份流调报告，诸多问题仍困扰着他。一早，他穿上防护服，和西城区疾控的同事一起，进入唐先生所在的北京宣武医院隔离病房。

6月中旬，疾控人员在新发地市场进行现场采样。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1号病人”与一日溯源

与唐先生的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找不出感染源头，让窦相峰“感觉特别不好”。

一开始，窦相峰的推测，与民间有吻合之处：大概是在京外感染。如果不是，可能新冠病毒具备了超出人类现有认知的特性。前者是基于北京对境外来京、中高风险地区来京人员的严格管控，后者是基于唐先生在今年1月22日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如果是这样，新冠病毒的潜伏期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第一个推测，在见面后被很快打消。窦相峰留意唐先生的状态，对方紧张、懊恼、无助，想不通自己怎么就病了，“很真实，也很坦诚，不像有所隐瞒。”对于流调人员反复提出的一些问题，唐先生也给出了前后一致的回答。再结合其他方法对其行程进行回溯，确实没有出京经历，可能性进一步明确了，他是在北京被感染，这个答案，让窦相峰的心情比来时更为沉重。

“我们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他曾去过的各类密闭场所，引导他回忆当时种种细节。比如，他说31日去过乐图空间，我们追问他做什么了、之后去了几层，他便想起来还去地下打了台球，我们进一步问，当时场景如何、有多少人。”

对于“1号病人”，流调员万分谨慎，在找到源头前，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风险点。对其密接者的界定，也在原有的发病前4天基础上，往前再推了3天。

流调是事后展开现场追查与防控的基础。最初，没有人预料问题出在新发地，但在流调报告中，这一关键地点被记录下来，并明确了唐先生详细的行动路径——他是购买食材的老手，目标明确，进入新发地直奔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在三个摊位前停留，前后不超过20分钟。

11日上午，西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各区根据流调报告迅速展开调查，对唐先生去过的台球厅、冰箱里保存的食品、去过的商超摊位等进行大撒网式的调查。12日凌晨，众人汇总各区反馈的情况，在纷繁的数据和表格中，一条线索格外打眼。

众多位点，唯有新发地批发市场检出了阳性，包括案板、刀把、厕所等多处。

这个结果，就像一支军旗，指向了敌人的巢穴。

6月19日，大兴区万源吉庆副食品市场，消杀人员对售卖肉类、冰冻产品、熟食等的重点区域使用消毒剂充分喷洒消毒。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锁定新发地

新发地批发市场，供应全北京近7成的蔬菜及大量的猪肉、牛羊肉、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菜篮子”。

2019年，新发地批发市场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连续17年双居第一。

可观的营业体量背后，人员往来密集。每天，近6万人次的客流聚集于此，交谈、交易、将货品带入带出。如果新冠在这里流窜，后果不堪设想。

唐先生确诊的第二天，市疾控中心集结了本中心及10个区疾控共130余人，进驻新发地。

翟曙光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采样组组长。当他和同事进入地下一层的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几乎本能感到了大规模传播的风险。

大厅同时出售牛羊肉、水产、豆制品，摊位众多、空间密闭、通风条件差。6月29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何先生治愈出院时，回忆26天前自己前去买肉的场景，心有余悸的还是，“那儿的空气可能太浓了”。

疾控人员的任务分成两大块，一是对环境进行采样，看看究竟哪些点位被污染；二是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控制现场，对所有人进行核酸检测。

“我们重点关注案板、刀、台面、秤，这些摊主自己能接触到的东西，采了一百多个摊位；很怕出现经空调传播，对进风口、出风口也进行了采样。那儿环境不好，怀疑已有人感染，就叫他们都集中管理了。”翟曙光回忆。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6月12日，市区疾控在新发地采集出了40份环境阳性样本，517人中，45人咽拭子阳性。

13日凌晨3点，新发地市场仍有商户与工作人员在忙碌，正埋头于采样的窦相峰得知市场封闭的消息，随后，所有人禁止离开。当日，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宣布，北京将对5月30日以来与新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此时，距离“西城大爷”确诊仅花了2天。

13日开始，北京此轮疫情迎来高峰，连续7天，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在20人以上。13日与14日确诊数最多，均为36人，有超过一半的确诊者，为流调溯源采样发现。

“6月11日到7月4日，北京累计报告334例确诊病例，47%是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隔离期间发病，这证明最初的感染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窦相峰说，“新发地的人流量太大，从业者多为外来人员，遇到危机，人的本能是回家。如果没有第一时间确定和封锁新发地，很难想象疫情会以怎样的速度和范围扩散，会不会重演武汉的事态。还好，北京前期的溯源与处置，基本是无懈可击的。”

对于北京的迅速响应，外界不吝好评。

6月18日，新发地相关疫情刚刚到来一周，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6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整体防控策略是精准防控，可以把有关病例追踪得非常到位，这一防控路线，堪称国内防疫的模板。

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全意看来，北京得以如此高效地处理这一轮突发疫情，离不开此前数月积累的大量经验和资源。

6月20日，新街口足球场，市民接受核酸采样。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布局新冠“照妖镜”

张代涛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新发地疫情暴发后，孩子被送回父母家“寄养”，办公室成了他工作与生活的全部区域。靠着墙堆着折叠的行军床，书桌旁的塑料脸盆里放着牙刷、漱口杯、毛巾、洗发水，隔着一个文件柜，住着同样在单位日夜加班的同事。

他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负责管理实验室——整个疾控中心最高危的地方。北京所有确诊病例的咽拭子都在这里接受复核；现场采集到的环境样本，同样要送来此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红区”。

界定病毒存在与否的方式有很多，核酸检测是金标准。这项技术就像一面照妖镜，通过读出新冠病毒稳定而独特的两个基因片段，验证人与物是否被这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物所侵染。

首轮疫情时，“照妖镜”远没有这么多。最大一次规模的核酸筛查，数量是1700人次，放在现在看，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在当时调动了半个北京城的疾控力量。吃力之处，主要在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当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只有6台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仪，日常主要承担流感、诺如、鼠疫病毒等的检测工作，行有余力；新冠一来，中心实验室病毒检测单日最高量达600多份，在聚集性疫情面前，这个通量也捉襟见肘。

当时，核酸检测还不是一个全民皆知的词汇，就连疫区中心的武汉，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短短几个月后，“核酸了么您呐？”“阴着呐！”成为北京的民间段子，一个集中监测点的日采样量，可以直逼一万。

截然不同的检测能力，是迅速、大范围开展筛查的基础。

“对比这两波疫情，第一波是散发、单个的病例，来源清晰，我们卡好入口的点位，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测；新发地是突如其来的本地疫情，由一个病例引出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体量之大，所波及到的人群之广，如果没有即时介入，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不能立即得到核酸检测结果，战线必定会拉长。”王全意说，“我们在上一轮疫情时积累的经验、两个月‘空窗期’中积攒的资源，是这次快速应对的基础。”

首轮疫情平息后，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秋冬季疫情反弹，北京对核酸检测进行布局。

今年4月，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空地一隅搭建起了白色的方舱实验室，以往要送往疾控的鼻咽拭子标本，可以在医院接受初检；北京同仁医院急诊楼的一片病房被改造为实验室，原本，医院检验科只有数人持有PCR检测资质，“新冠”以后，二十多人接受了培训。

随着疫情防控推进，核酸检测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初，只有新发地相关人员接受检测，之后，新发地周边地区、封闭小区、中高风险地区乃至一些低风险地区的居民也开始接受检测。在医院，核酸检测门诊成为最火爆的科室，人们出于筛查、就医、出京等动机，将号源一扫而光。

“西城大爷”确诊时，北京有98家机构可进行核酸检测，日检测量超过9万人份。

支撑这些庞大的检测需求的，除了硬件，还有软件。

6月20日，西城区新街口集中采样点首次面向普通居民开放。市民张开嘴，护士会手持两根采样棉签采集咽拭子，之后，一根放入单管，一根放入混采管——混采管内共收集5人的样本，首先接受检测，如果阴性，5人同时“放行”；如果阳性，对应的5个单份样本接受二轮检测。

这一极大提高核酸检测效率的方法能在北京推广，有赖于三个月前的标准储备。

北京市疾控中心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穆效群回忆，今年3月底，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德国有了混合采样检测的方法，着手进行评估。他们设计了实验，通过对弱阳性样本的检测，评估混采对灵敏度的影响。随后调整了指标，将德国5-10份混合量控制在3-5份，且为了保证阳性率，最终确定在采样环节而非检测环节对标本进行混合。4月，混采指南出台，之后，所有具有资质的机构，都可以据此来采样检测。

在诸多加持下，6月11日到7月7日，北京得以完成超过1100万人次的检测量。

6月29日，地坛医院，新发地聚集性疫情首例出院患者与医生告别。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百米冲刺”的长跑

从前方到后方，几拨人马都在埋头苦干。

对新发地市场和京深海鲜市场的环境采样，持续到7月，每多一份阳性，就多了一条溯源的线索。翟曙光和同事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新发地占地1680亩，每一个角落都被他们用脚步丈量过。户外烈日当空，穿着猴服来回走动和采样，像裹着保鲜膜蒸桑拿；冷库是另一种滋味，最低温度为-20℃，人在里面待两三分钟，就会冻到全身僵硬。从业以来，他们从未与这么多“动物”打过交道，光某一种水产品就采了近两万条。高温天气下，无人问津的肉品、水产、蔬果不断腐烂，空气中逐渐弥漫起浓厚的臭味。

采样是与时间赛跑，一人一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接连的通宵作业，让人呼吸不畅、视线模糊。他们在市场消毒了一片空地，队员“下场”脱了防护躺在地上，就一动不动了。

每当一个病例出现，流调队伍就要启动新一轮的破案。从发病开始往前推4天，所有密接者要控制起来；往前推14天，每天的行动轨迹要捋清楚。很多时候，患者的记忆不会巨细无遗，他们要耐下性子，引导对方一点点回忆起来；付款记录、小区地图、场所录像，都是他们要搜集钻研的信息，既往感染病例，也要了然于心，以便随时与后发的病例进行对比。

“完整的流调拴着两头，一头是溯源，找出谁传染的他、这个传染源有没有控制，一头是追踪，他接触了谁、可能传染给谁。哪一头没有找到，都意味着疾病有继续传播的风险。”流调组组长叶研说，“这些人是主动就医感染的？还是流调溯源被查出来的，是突然出现的，还是在隔离点内发病的。流调一出，我们对疫情发展的趋势也能有所分析。”

现场采回的人与环境的样本，最终送回实验室接受检测；北京一百多家检测机构的质量控制，也由这里把关。

短短几个月，北京市疾控中心的PCR仪数量翻倍，也增添了新的抗体检测、核酸提取仪器，实验室被占得满满当当。工作量也明显增多，之前，这里最高日检测量是600份，现在达到2200份。机器连轴运转，一天24小时，PCR仪始终闪烁着光；人也在24小时不间断接力，制备反应试剂、提取病毒核酸、跟踪检测结果……实验没做完，三级防护区不能随意出来，穿着猴服又憋又闷，累极了，张代涛和同事就歪在地板上眯一会儿，“打地铺”成了常态，后来，他们索性往负压实验室里扛了两床被子。

北京的疫情得到了迅速控制。

6月13日与14日，北京新增确诊36人，这个数字成为峰值。之后，新增数一路下跌，6月21日，首次降至个位数。

但疾控内部工作没有变得更轻松。王全意仍然回不了家，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新发地疫情的挑战在哪里？一是来得突然，短时间要应对一个复杂的局面；二是涉及区域大、风险人员分布广、物品传播也广、病毒传播路径复杂，疫情控制难度大。”王全意说。根据疫情传播的规律，早期的病例，都与牛羊肉大厅等有直接关系，到后期，这种“强关联”越来越弱，寻找传播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随着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正轨，活动轨迹变得复杂，也给流调带来挑战。“1-2月份，大家的轨迹基本是家——医院——家，比较简单，现在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工作之外要出去逛街、聚会，活动场所与接触人群与之前完全不同。有时候单凭疾控的力量，也显得局促。”

后期，一些零散案例的出现，也如平地惊雷。

7月2日，石景山区万达广场一名女子哭喊“他们说我是阳性”的视频在网上疯转。之后，她被确认为无症状感染者。

疾控公布的她的行动轨迹，比“西城大爷”更加复杂：6月14日在新发地市场关卡处短时停留后，由于先兆性流产等原因，相继前往6家医院就诊、检测，阳性结果得出前，还去过民政局、商场、海淀某居民小区，涉及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多区，密接者超过200名，流调报告写了六十多页，远超“西城大爷”。但在所有感染者中，这个数不是最多的。

“除了人，还要关注物品，北京有大量的餐饮企业、单位食堂、农贸市场从新发地进货，可能带回被污染的食品，这些食品有没有清理干净、会不会再次引发传播？这比找人更难识别。”王全意说，次生传播成为后期防控重点，新增病例数虽然下降了，但工作难度反而增加，带来莫大的压力。

压力之上是成绩。

7月6日，新发地相关疫情暴发的第26天，北京新增病例归零；7月7日、8日，零新增继续维持。而在王全意看来，收官阶段，更要稳住。

“从1月开始，整个中心就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一直在百米冲刺，跑了几千米了，大家都很疲劳，但是没有退路，不能放松，一放松就前功尽弃。”王全意说，“现在到了最吃力和最要坚持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保持工作节奏，不要手忙脚乱，集中精力，把最重要的传染源控制好、密接管理好，将‘新冠’围剿干净。”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