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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函关 一场唤醒乡土中国的文化乡建
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2020-06-02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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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在罗家村建立了豫西第一家乡村书院“弘农书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广“孝亲文化”

河南省灵宝市,绵延的山脉延续着八百里秦岭的险峻幽深,也塑造了山脚下黄河南岸连绵丘陵和纵深沟壑。黄河从北滚滚而来,在中条山的西头处陡然向东,函谷关千百年来雄伟矗立,流传着老子过关留下《道德经》的故事……

 

2012年,出生于小秦岭山脚下罗家村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回到村里,打算进行一场“文化先行”的乡村综合实验,一个低成本的、只要“爱故乡”就可以复制的实验,尝试着从文化动员入手,寻找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建乡村生活空间、重塑农民主体性的方式。她说,“乡村当然要发展经济,农民也要生产、赚钱,但乡村不只是生产单位,农民也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主体,村落是一个生活、生命和生态共存的真实空间,它是现代社会多样性的一环,不是以发展的名义却肆意攫取资源的地方,也不是一切都以‘赚钱’为本而生活质量为末的地方。”

 


何慧丽教授谈文化乡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拍摄


和理想不一样的乡村

 

嫁到罗家村之前,樊少欢有一个田园生活的梦想。

 

樊少欢出生于灵宝市黄河边的村庄,但从小跟着做生意的父母在城里生活。她对城市的观感并不好,父母常年忙碌,留她自己在家,屋子里只有方便面陪伴着她。樊少欢曾经觉得,乡村应该才是更适合她生活的地方。

 

2002年,樊少欢嫁到小秦岭山脚下的罗家村,但很快她就发现,乡村生活和想象中的并不一样,“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村里人生活普遍紧张,我以为只要家里人对我好就成。但实际上,生活的窘迫,本身就会带来许多家庭问题”,她说。

 

2012年,42岁的何慧丽回到生养她的罗家村,花了半年时间,协助罗家村组建了约有200人参加的秧歌队、腰鼓队和盘鼓队,其中就有樊少欢。何慧丽与樊少欢谈了很多次,谈村里的留守老人、妇女、小孩的生活,谈村里出现的一些家庭问题。

 

罗家村盘鼓队。受访者供图


樊少欢说,那时候像她一样的年轻人,觉得老人就应该照顾孩子,平常谈的都是谁家老人给钱,为年轻人买房买车,很少有人谈年轻人应该为家庭做些什么。那时候村里流传着一句话:“娶个媳妇是买的,生下娃是给他奶的,年轻人就是要拽的。”

 

在社会学研究中,当前的北方农村和南方农村,在社会结构上有着本质不同,南方农村尚保留着宗族式的社会基础,而北方农村则以不出“五服”的小亲族关系为行动单位。灵宝的村庄里,虽然还保留着村民五服以内较亲密的关系,但其中的内涵却在消失。何慧丽说,“很多东西破碎了,传统农耕方式改变之后,生活方式、文化取向也随之改变。”

 

对樊少欢来说,乡村是陌生的,且和想象中的不同。对何慧丽来说,同样如此。从小走出山村一路读书、工作,42岁的时候再回来,故乡却成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体。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为乡村带来了现代化愿景和生活目标;另一方面,却又由于产业过剩、农业增收乏力而缺乏人口城市化的充足条件;同时,当时小秦岭的金矿开采导致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农村原有的老树、民居、公共空间、古迹景观程度不同地被损坏,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也本末倒置,乡村确实不是原来的乡村了,但有没有变得更好呢?很难回答。”

 

被忽视的传统和历史

 

何慧丽出生于罗家村,十多岁走出山沟,此后一直在外求学、工作,她说自己其实一直不懂故乡,“小时候就觉得村里穷,就想进城”。

 


罗家村的乡村文化建设。受访者供图


重新回到乡村,她才发现,自己的故乡原来真不简单!罗家村有1700口人,600多户人家,包含三个自然村——罗家、孟村和寨子沟。这三个自然村环境都极好,有古树、古庙、古城,属于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大型遗址群的范围之内,村内有好几处先人生活在此的见证——灰坑和陶片,也有中古时期的“飞龙在天”景观。

 

从罗家村向西到马村、南上村、巴娄村,继续往西就到了闻名黄河金三角的传统“骂社火”文化习俗所在地——东常村和西常村,以及曾经作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探源工程之首的灵宝大型西坡遗址。传说中的轩辕黄帝铸鼎原,距离罗家村只有20公里,其周围的考古发现、村名地名、以及风俗习惯的高度吻合,可以佐证这儿昔日的辉煌。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这里骑牛出函关,留下了道德五千言……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留下了无数痕迹,只要稍用点心,到处都能发现。

 

何慧丽有些遗憾,觉得自己发现晚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到上高中的兄长把《道德经》、《山海经》等老书天天拿在身边看看,我却从来没想过背后的意义,等到回望的时候,村里年轻人早不再读《道德经》了,更何况体现了中国人远古地理神话观的《山海经》。”


传统时代的罗家村,有一整套系统有序的农耕文化,十里八乡的人,依靠着传统、风俗、历史乃至传说故事形成了一种坚固纽带。从娘娘山顶到砥石硲这一带的山体向北延伸,同吃一方水同住一片地域的自然村落,有十二个。于是,当地人就组织成民间“十二社”,共同信奉位于罗家村村南的忠孝庙,敬的是山神介子推和土地神二神。

 

这十二村社,每年都轮流着在春节期间来响山,来把山神请回村,请来地方流行的蒲剧戏班子,举办三四天的社戏,其间其他村的村民们都四方汇聚来看戏、交往,并祭祀山神介子推。他们认为,2000多年前的重耳,在逃亡时就曾从山西南渡黄河,来到娘娘山砥石硲,并在山间藏身,“刮骨奉君”的传说就在这里。

 

村民做的传统花馍。受访者供图


“我们的农耕文化中,村庄、农民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形成完整的文化系统,乡村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乃至村落关系都非常紧密。十二社就是农耕文明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形态,它展现的是先人在顺天敏时的农耕文明中,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是在同一种文化形态下守望相助、互相结亲来往、共同存续的”,何慧丽说,“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关系逐渐被消解了。有些消解是不可逆的,所谓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其历史根基又在哪里?”

 

在罗家村,何慧丽请来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师生力量,及诸多当代乡建界知名人士,协助罗家村建起了一个党支部主导的综合性合作社——弘农沃土农牧专业合作社,周边村子都来跟着学。逐渐地,多个合作社连为一体,成立了“弘元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其他地方的合作社不同,这些合作社及其联社,不仅是生产上的合作,它更重视文化和道统意义上的合作,合作者帮助村民进行创业互助。但更主要的,是组织社员和村民尊老养老,并且在村里以各种文艺演出形式宣传“孝亲、合作、生态”的理念。

 

从重建家庭伦理开始

 

2013年,何慧丽在罗家村建立了豫西第一家乡村书院“弘农书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广“孝亲文化”,希望从重建家庭伦理开始,从“幸福人生与和谐家庭”出发,重新发掘和构建乡村文化。

 

樊少欢是最早参加的成员之一。

 

村民母女一起在书院里学习。受访者供图


她说,“以前没想过,家庭中老人和孩子的关系是颠倒的,孩子对老人诸多要求,但没人会想老人需要什么,也很少有人会设想该怎样回报老人”。弘农书院协助村里成立了文艺队,成立了弘农剧社,把罗家村和周边村子的家庭故事编成戏剧、小品和唱段在小秦岭山脚下的村庄里演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颠倒的家庭关系习以为常,但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现实中的不正常”,何慧丽说。

 

“演出效果很好,因为我们是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告诉大家,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首先要做的,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家庭建设自然就会变好”。樊少欢告诉记者,弘农书院前几年发起的“弘农故事会”已经扩展到附近很多村,最开始演出就在罗家村,后来其他村的文化能人也不断加入进来。

 

两年前,樊少欢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娃,终于儿女双全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娃,17岁,在以前,并没有想过要生第二个孩子,她认为自己想法的转变,和弘农书院在村里传统文化有关,“以前觉得一个就够了,生第二个压力会很大,自己也会很累,但推己及人,就会考虑的更多,只有一个孩子,他会不会觉得孤单,有了兄弟姐妹之后,孩子会不会感觉更好?”

 

生态发展其实也是传统

 

“弘农书院”的名字,取自灵宝市的古名“弘农”。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弘农郡,就是现在的罗家村所在的灵宝市。

 

罗家村以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村庄,何慧丽发现,村里原本就有一套自我循环、生态种植的系统,每年秋冬,村里人会到山上割草,回来后混合人畜粪便,自然发酵后就是天然的肥料。近几十年来,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土地的出产更高了,代价却是地力的快速消耗和环境的恶化。

 

何慧丽邀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在弘农书院讲课,其中就包括如何发展生态种植和养殖,“传统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财富,比如以前的种植方式,本身就是生态友好型的,它在村庄这个小环境里,形成了一个小的自循环。在今天提倡生态种植的时候,是不是可借鉴呢?”

 

书院的课程,很快就开始改变村民的观念。赵泽民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赵泽民种十多亩地,主要是苹果。在书院成立的前一年,赵泽民想尝试生态种植,他发现在市场上,冠以“有机”的农产品,价格比普通的更高,所以他停了化肥。不过,效果并不好,苹果树结果很少,而且品相差,反而卖不上价。在书院听课后,他才发现生态种植远不是那么简单。

 

赵泽民在弘农书院分享生态种植经验。受访者供图


后来,赵泽民砍掉了大部分苹果树,开始种杂粮、蔬菜,每年只种一季,并且摸索了一套自循环的模式,“种五谷的地,主要是秸秆还田,果树地里则种草,或者让野草自己长,长到一定高度就割了还田,到秋天树叶落尽之后,再翻耕一次,让草、树叶在土壤里发酵成肥。”

 

赵泽民的五谷、蔬菜、水果,产量比别人低很多,有时候品相也不如别人,但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回到故乡的年轻人

 

和其他村不同,罗家村的年轻人更多,村书记王登波告诉记者,书院成立后,返乡的年轻人多了,村里通过土地整治和流转,承担了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整理出几百亩新品种苹果果园,作为村集体经济,然后分包给年轻人,此外还提供其他方面的便利,帮助年轻人创业。

 

书院虽然并不直接创造经济利益,但王登波仍然感激书院,“这是教化之功,没有教化,没有文化的熏陶,年轻人天天只知道赚钱,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对村里来说,没有年轻人,又何谈发展?”

 

陈振丰是2003年回乡的,回乡后养过羊,种过苹果,也养过猪,但都不算成功。2018年,他重新有了养猪的打算,在弘农书院的引介和资助下,与村里另一返乡青年何盼阳一起,于2007年春季专门赴东北向李云凤老师学习了一个月的“发酵床养猪”技术,这是一种生态养猪的技术,通过发酵床分解猪的排泄物,达到环保和循环利用的效果,“说起来并不复杂,在猪舍里铺上土、秸秆等,培养特定的微生物群,这些微生物能够帮助分解和发酵粪便,变成有机肥。好处是零排放、猪也不容易生病、肉的品质也好。”

 

发酵床养猪。受访者供图


当然,发酵床也有缺点,猪的出栏时间更长,效益自然会有所下降,“如果只追求效益,肯定不会选这种方式。但除了效益之外,还有很多更值得追求的东西。书院教我们尊道贵德,教我们合和生态,我留在村里,做生态养殖,所得的其实远远不止养殖的利润,在家可以陪伴父母妻儿,种地能种出好的蔬菜水果,养猪养出好的猪肉,把人做好,把地种好,把猪养好,本来就是一种值得自豪的成就。”

 

对何慧丽来说,用文化建设村庄,并不回避赚钱的问题,但她认为,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赚钱,生活是不是只有赚钱这一个目标?如果一个乡村产业并没有承载着一种文化或精神,所谓赚钱又如何持续?

   

疫情止于乡关

 

几十年来,和所有乡村一样,罗家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果树产业链条中广大果农的边缘化和分散化、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务工,村落变空,原有的生活方式迅速消解。

 

“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乡村,难道只有这些东西吗?母系社会开始人们就在这里栖居;近万年以来直到公元前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黄帝的部落在这里生活;距今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这里的函谷关撰写了千古道源《道德经》;两千年前,汉武帝在这里设弘农郡……但现在,有几个人还了解这些呢?数千年文明还留下多少?”她说,“这不仅是罗家村的问题,也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所有中国乡村共同面临的问题。曾有辉煌农耕文明的这片热土,不能丢掉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底气和经验。”

 

弘农书院里的青年晨读团队。受访者供图


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口正式超过乡村,何慧丽说,“自那时起,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千年巨变,变成了城乡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中国不是城市化的中国,乡村是和城市并行不悖的生产、生活的空间,不能把乡村和城市等同,也不能用城市的模式去发展乡村,城乡中国一定是城市与乡村功能互补的平衡体系。”

 

今年春天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何慧丽更多思考乡村建设的途径,“为什么说疫情止于乡关?在乡村,相对散落的空间、较小的流动性、更慢的生活节奏,相对稳定的亲族熟人社会性质,人们平时与大自然更为亲近的生产生活,给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纵深和更多经验的可能性。当然,乡村也有缺陷,公共卫生水平的不足,农民素质的相对落后,乡村相对的无主体、无组织的失序问题……也同样存在风险。但即便如此,在这场疫情中,乡村也显示出了它巨大的价值。”

 

不是所有的发展,都是以城市化为模式的,都是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何慧丽说,“这些年来,农业生产规模化、乡村社区化的现象很普遍,发展农业产业,动辄就是千亩示范园、万头养猪厂、大片的单一经济作物。但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在一个地域里,多样化才使得生态系统更稳定,才在突发高风险事件时让人们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从而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重新反思乡村的发展、重新发现乡村的多功能价值,何慧丽说,“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和探索生态文明的建设,我想,生态文明一定是以乡村振兴为载体。为了生态文明而搞乡村振兴,一定是新瓶子装新酒,而不是还继续唱着过去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歌谣。乡村是经济体,也是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让人放松、让人感到舒服,让人觉得‘活着真好’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体系,应是‘孝亲为根、生态为本、合作为纲、文化为魂’。”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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