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8日，因疫情封城76天的武汉，离汉通道重启，这座城市停摆的日常，宣告回归。就在这天，人们又一次在朋友圈里刷到SMZB乐队《大武汉》，或许因为现实生活不可能机器般的即开即动，才更需要精神上的仪式感用作缓冲。
音乐是解读城市的一种密码，音乐人构成城市风貌的局部。以音乐探究武汉，朋克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上世纪90年代末，一群朋克乐队开启了这座城市热血与叛逆的一面，掀起另类的声浪，几乎与同时期北京的朋克浪潮形成分庭之势。
随着互联网将音乐审美变得直接与扁平，朋克，甚至摇滚乐都渐渐被边缘化，音乐的私人体验彻底取代表达的公共性，武汉的朋克历史因此显得遥远且模糊，不过后来无数乐队与原创音乐人从这里走出，在某种意义上也让这座城市曾经的朋克精神得到了延续。
此前武汉live house演出地标场所VOX中的演出。
“武汉乐迷青春坐标”VOX老板朱宁
“城市坚固的东西永远不会消散”
朱宁是武汉live house场地VOX的创始人，也是武汉朋克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两个身份让他亲历了这座城市原创音乐发展的重要脉络。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朋克和VOX相继代表了武汉的部分气质，甚至，很多年轻人对武汉的认识，是从这两个标签开始的。对武汉的年轻乐迷来说，VOX更像一个青春坐标，成长的经纬多少会在上面留下痕迹。朱宁有时在VOX碰到最早的那批观众，现在都带着孩子来看演出，这是让他觉得温暖的瞬间。
4月8日武汉“重启”当天，朱宁去外面走了走，感觉这座城市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整座城市数月来的压抑与紧张，似乎也在重启日常这天找到了情绪的出口。
在武汉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朱宁告诉新京报记者，“武汉最艰难的时刻你不在，就很难真正理解武汉经历了什么”。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是这座城市特殊时期的“缺席者”。
因为春节前朱宁先回了老家处理事情，恰好躲开了封城，原计划在大年初二后回去的妻子和女儿，因为封城留在了武汉。他每天和妻子女儿视频，家人安康，心理就踏实了一些。在朱宁看来，尽管“重启”后的生活仍充满未知，但经历过生死考验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武汉人民会重新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
朱宁。
VOX位于鲁磨路，并不属于武汉的中心地段，但它是国内最早一批专为演出设计的live house，硬软体和场地环境在行业里也属上游，因此颇受原创音乐人的喜爱，但凡有过巡演经历的国内乐队，几乎都不会错过VOX这一站。VOX也以演出密集著称，平均每年会有200场左右的演出，最多一年达到250多场，朱宁早期身兼VOX现场调音工作，每场必到，几年过后，耳朵受不了了。
VOX有个惯例，每个来这里演出的乐队都发几块木板，随意签名涂抹留作纪念，朱宁去年数了数签名木板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三千多块，像是国内原创音乐的一个历史缩影，朱宁把这些带到重庆的分店做了一次展览。
每年3月最后一个周末都是VOX的周年演出，今年是VOX的第15个年头，最后一个周末恰好是3月28日，与15年前同一天。这场周年演出春节前就已经做好了筹备，原定六支武汉本地乐队加两支外地乐队共同参演，但疫情到来，VOX停业，外地乐队进不来，3月28日当天晚上，把六支武汉乐队演出放到线上做了场直播。取消的演出不止这一场，从2月到4月，原定的53场演出都被迫停止。
这是VOX第一次长时间演出停滞。这段期间，朱宁开始与音乐平台合作，将一些活动搬到了线上，不过从质量到收益，距现场演出还有不小差距。VOX的场地属于私宅，不在相关补助范围之内，房主主动减了一部分房租，在朱宁看来，这种很民间的情义，有这个城市的气度。
2007年VOX演出后的一次DJ聚会。
回看VOX最初成立时，那时整条路晚上非常冷清，经常演出结束后，走很远都找不到吃宵夜的地方，几百人就这样四散在街头，反倒为冷清的夜晚带来了很多生气，渐渐有人发现了商机，开始售卖小吃和冷饮，那些消耗于音乐现场的体力，在现场外得到了迅速的慰藉，如今，鲁磨路的夜晚已经非常热闹，只要时间允许，大可在这里享受一个丰富的夜晚。只不过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些场景被忽然抽空，人们如今期待着将这些重新找回。
朱宁一直相信，如果人们不喜欢摇滚乐，只是因为还没有听到。或许武汉人究竟对摇滚乐有多喜欢，永远都是未知数，但鲁磨路的商家，大多对VOX有一定的感情。这是负责VOX周围辖区片警告诉朱宁的，很多商家入驻这里是因为VOX的存在。
受访者供图。
疫情期间，朱宁听说其它城市的几家live house因为经营压力而被迫关门，从经营的角度来说，这种最坏的结局或许也是最好的选择，做生意，盈利和止损同样重要，不过朱宁没想过停止，“VOX有的员工已经在这工作了十几年，大学毕业就过来了，到现在娶妻生子，你不干了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家庭怎么办？”。朱宁说，“今年赚钱是不可能了，希望能做到保本”。
朱宁经历过困难的时期。2002年，朱宁接手了一家酒吧，试着做成专门让乐队演出的场地。第一支来演出的乐队是舌头乐队，那时没有什么宣传，朱宁把海报贴在大学和琴行，没想到演出当天，来了六百多人，酒吧完全处于满员的状态。后来的半年，痛仰、脑浊、木推瓜等乐队接连到来，酒吧一共做了一百多场演出，大多数票房很好，但总是赚不到钱。在朱宁的回忆里，那段时期没有经营上的经验，除了演出，没有其它盈利方式，连酒水供应商都没找。看现场的乐迷想要一个啤酒，他们就去附近小卖店买，买的都是600毫升以上的大瓶。半年后，酒吧停业了，短暂的历史在过去的乐迷那里只剩下一个名字——VOX。三年后，这个名字重新出现在武汉，并在随后十五年里见证了中国摇滚乐和一代热血青年的成长。
朱宁认为武汉对叛逆有着很大的包容，或许，叛逆也是这座城市的底色。在VOX出现之前，武汉一直没有可以正式演出的地方，乐队多在迪厅和酒吧里表演。朱宁记得有一次谈好了一个酒吧，老板觉得摇滚乐队能吸引客人，结果演出时太吵，酒吧没招来生意，原有的客人也跑了。这种演出条件延续了很多年，但武汉朋克在这种环境下却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声浪，拓展着城市的姿态。
受访者供图。
从2013年开始，VOX每年都会制作一张武汉音乐人的合辑，很多已经解散的乐队为此重新排练，为曾经的创作留下一个纪念，朱宁说，这些作品与VOX有关，也与每个创作者的青春有关。VOX名字的意思就是年轻的声音，自由的声音。
“一座城市有这么个场地，不仅仅演出，还要让年轻人觉得和这里产生联系”。朱宁偶尔想起VOX最初那几年的现场，觉得那时的乐迷简单纯粹，现场荷尔蒙飞溅，一个音符就能点燃所有人的热情。那是属于朋克的黄金时代，他自己的乐队做过国内国外的巡演，但武汉乐迷在他心里始终无法被替代，“武汉乐迷比其它地方更躁”，朱宁感慨，“最近几年，来VOX看现场的年轻人通常含蓄冷静，真的是来欣赏音乐的”。有时因为少有互动，一些质量不错的演出，也让他觉得有点乏味，似乎如今的年轻人，已不像过去一样充满热情。不过，一件小事让他推翻了自己的看法。
封城尾声，朱宁从四川老家回到武汉，居家隔离，有记者联系他，请他谈谈鲁磨路志愿者救援队的情况，他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团队，对方告诉朱宁，这个自发组织的志愿者救援队全部成员，都来自VOX乐迷微信群里。朱宁再次表示不知情，并叮嘱记者，文章不要提及自己，自己没有组织也没有参与。事后，他非常感动VOX这群年轻的乐迷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参与这个社会的方式，因为这次疫情，大家将重新调整审视生活的视角，这座城市无论经历了什么，坚固的东西并不会烟消云散，一代人并未老去，一代人正在年轻。
武汉老牌朋克乐队SMZB
“码头文化和文艺交融的市井江湖”
疫情暴发期间，SMZB乐队的歌曲给很多人带来了不言而喻的力量，这支成立24年的老牌朋克乐队，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被认知。几乎每隔几天，朋友圈里都会刷到《大武汉》《海鸥之歌》的分享，这些歌就像是一个共同的情绪出口，人们从中找寻属于自己的共鸣。
SMZB于1996年在武汉成立，最初名为生命之饼，2002年正式改名为SMZB。成立乐队之前，主唱吴维没做过正儿八经的工作，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也常有江湖的直觉，批判和赞美有时略显简单粗暴，却又不失准确。由于态度鲜明，乐队绝大多数唱片都选择独立制作发行，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像一种朋克的立场。
1997年生命之饼乐队。
作为武汉人，吴维一直在武汉租房生活，每次搬家，一个大包加几本书就是全部家当，乐队的衣服、布标也都是自己制作。吴维在三年前搬到阳朔生活，如今回武汉只是因为演出和工作，很多乐迷认为SMZB代表了武汉，很多人通过SMZB向武汉投射自己的情感。
吴维认为疫情期间，乐队歌曲在社交平台上大量传播，并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只是在困境中需要一些鼓励。贝司手马继亮表示，传播最广的那首《大武汉》，由于编曲比较平，乐队已经很久不演了，他自己之前也并不是很喜欢这首歌。疫情期间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便点开重听了一次，忽然觉得歌写得很牛。
在加入SMZB乐队之前，马继亮是北京朋克乐队脑浊的成员，每次脑浊武汉演出，SMZB都作为开场乐队，这是两个人渊源的开始。2009年，马继亮离开脑浊乐队，吴维邀请他加入，被他拒绝。三年后，因为要帮吴维在一场演出里弹贝司，马继亮认真听了SMZB作品，随后决定加入。乐队第一次排练时，马继亮给很多老歌重新编了贝司线，吴维在排练间歇对其他成员说，看看人家老马，第一次来就排出了这些。马继亮至今记得当天排练的感觉，那个阶段，SMZB的乐手在音乐素养上与之前脑浊乐队完全不能相比，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乐手，在吴维的带领下做出了SMZB的音乐，让他非常佩服：“过去乐队里成员三教九流都有，吴维把这些人聚到一起，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乐队2005年至2009年之间的成员。
吴维喜欢在音乐里致敬英雄，从革命先驱到抗日战士，歌里的英雄多与武汉这座城市有关。吴维说整个疫情期间，让他感动的是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民间自发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帮助了很多人。”
吴维春节前去了欧洲，之后疫情暴发，武汉封城，几位武汉的亲戚患病去世。如今，欧洲疫情紧张，吴维过着相似的自我隔离生活，吴维表示正好有了时间，可以好好回忆下乐队和武汉这座城市。
——【对话】——
新京报：最近比较触动你的新闻有哪些？
吴维：看到一些好朋友在做志愿者之类的工作，好几拨人都在做，他们有互相认识也有不认识的。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给医患人员募捐资金和医疗物资等等，帮助了很多人，还有那些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都让我很感动。也有像“蜘蛛猴面包”这样以记录为主的。
新京报：武汉这座城市的样貌在最近十年变化非常大，这个城市的精神是否也有改变？
吴维：变化确实很大。随着这几十年经济上带来的发展，武汉和其他城市越来越统一化，每个城市的特点都在逐渐消失或退化，界限越来越模糊。
新京报：武汉消失或退化的是什么？
吴维：随着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外来务工或居住人口的增多，这个城市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变化，甚至包括饮食和方言口音这些。在城市建设商圈开发等等各个方面可以看到，变得和其他城市一样，特别是那些大城市，变得越来越像。我近些年发现有一个现象比较有意思，很多城市（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有了小孩的朋友，他们大部分时候跟自己的小孩都是说普通话，而且都是带着各自城市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我对这个没有褒贬，只是很好奇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
新京报：现在会经常回忆过去的武汉？有哪些是关于乐队的记忆？
吴维：武汉几个朋克乐队初期大概在98年左右，那是一个别说能有专业的演出场地，就连酒吧都很少有的年代。我们就去每一个看起来能演出的酒吧、迪厅、溜冰场之类的场所跟老板谈在他们场地办演出。
武汉几个朋克乐队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年生活在武昌的在校大学生，而且有很多都是艺术类专业。武昌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氛围的高校林立之地，而汉口是一个商业气息码头文化浓重的所在，大部分出生长大在汉口，像我这个年纪的一代人，基本都是初高中毕业就踏上工作岗位。要是有人考上了高校继续学习是让人很敬佩和羡慕的，哪户人家要是出了个大学生那可是要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的。
生活在汉口武昌两地的武汉人，其实在生活中很少接触往来，也相互不太了解，饮食方言都有些许差异，犹如两个城市。我正是在做乐队之后才开始接触和认识武昌的一些大学生并结交为朋友，跟他们相比我在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来自汉口的市井而有些自卑。好在自幼喜好学习中国传统书画，也有一点艺术天分和气质，并且在音乐上和他们有些共同语言，这些都让我把那一点点自卑给埋在了心里深处。
新京报：你觉得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对武汉的市井江湖表述准确吗？
吴维：因为据说是在武汉拍的，所以特地去看了。就像导演说的那样，其实这个电影跟武汉没什么关系，只是武汉的一些自然环境比较适合所以选择在武汉拍，而且因为群众演员众多所以也要求主要演员用武汉话去对话，都是电影的需要。
SMZB乐队现成员。
中后期武汉朋克代表花伦乐队
“苦难会说明个人的品性，城市也是”
从SMZB（生命之饼）开始，武汉又接连出现了很多朋克乐队，在新世纪前后，文学和朋克，是当时许多文艺青年对武汉的认知。武汉也因为这些朋克乐队变得更加色彩丰富。
武汉朋克的中后期，很多新乐队名字都以红字开头，比如当时有支流行朋克乐队叫“红蜘蛛”，吉他手蜘蛛喜欢拍摄，自己设计制作了介绍武汉音乐人的网站“朋克城市”，留下了很多记忆。后来VOX成立了公司，蜘蛛加入了团队，负责设计工作。红蜘蛛乐队解散后，“朋克城市”网站也停止了维护，吉他手蜘蛛仍然喜欢拍摄，武汉封城期间，蜘蛛拍摄了系列视频记录了武汉疫情期间的市民生活，“……很多人的人生轨迹甚至都会因为这场疫情改变，谁也说不上是好还是坏”。这句话在微博上属于一个广为人知的ID——蜘蛛猴面包。
与红蜘蛛同期的乐队还有花伦，彼时他们都在现任VOX老板朱宁的租处排练，朱宁说那时候觉得花伦乐队未来会不一样，“他们特别钻这事，排练一回能超过十小时”，很少有乐队有这种强度的日常。后来，花伦乐队离开武汉发展，红蜘蛛乐队解散，但大家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联系。
疫情期间，回湖北过年的花伦乐队困于故乡，自救于生活，也关注着武汉的情况。乐队主创明康说武汉早已刻在了乐队的基因里，当他们离开武汉后，这些基因开始与外界产生反应，让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更清晰的感情牵绊。离开武汉发展的十年，明康一直反感乐队被标签化，但接受人们仍将他们看作一支武汉乐队。
疫情期间，花伦乐队收到几家国外媒体的采访邀请，明康和丁茂商量后，决定不发表看法。明康认为疫情期间的记忆和感知，只能是私人的，不该也无法成为公共人格的一部分组成。
由于不能出门，家人给明康找了一把红棉吉他打发无聊，吉他是上一辈人留下的，缺了一根弦，明康改造了一下午，恢复到能弹的状态。像一根稻草，保留了武汉在他生活中最后的诗意，同时也像一个暗示，一个人以什么样的姿态延续生活，取决于怎样看待现实。
春节前，明康回湖北宜昌过年，到家第二天，武汉宣布封城，明康问武汉的朋友，情况怎样，对方的回复都很严肃。几天后，宜昌交通禁行，机场停飞，整个湖北省在疫情地图上成为一片红色，那些原本还在置办年货的人们，全部禁足在家，城市忽然空了，又被紧张的气氛填满。与此同时，朋友圈里一些疫区之外的“岁月静好”，让他感到网络社交的虚无，人们永远不能感同身受，人与人之间的割裂，已远远超过物理距离。
困在家里的时候，他和丁茂邀请另几位乐队成员做了一次视频排练，丁茂说，什么也排不了，就是大家视频看一下，说说话。丁茂家在宜昌五峰，情况同样不乐观，刚回到家时感觉发烧了，进行自我隔离，每天量几次体温，自我隔离一周后，发现虚惊一场，但那种紧张，仍让丁茂心有余悸。明康说，疫情期间经历的都是不可逆的感受，是对任何一个个体精神上的消磨。
2019年丁茂和明康在家中。
丁茂和明康是第一批出城的人，他们所办理的手续流程，成为了当地的官方标准操作。他们如今都在深圳工作生活，从湖北到深圳，路途需要24小时，丁茂说半夜在休息区休息时，一车人睡在长途巴士上，巴士的车门车窗都开着，以便空气流通，他睡不着，上下车几次，他将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里，那会与疫情期间的生活截然不同。
回到深圳之后，明康和丁茂面临的第一件事又是隔离，明康说，自己忽然理解了李安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的表达，从一个封闭战场回到正常社会里，是有应激反应的，会在各种生活细节中体现，更重要的是情绪，愤怒和恐惧不会随着迁徙而消逝，在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这些或许并不合时宜，但又不可或缺。在明康看来，这段经历要经过时间沉淀，保持一定的距离感，才能看到在自己身上引起的变化，就像他们对武汉的感情。
原本计划年后开始新专辑工作，由于疫情的影响，乐队决定把计划推迟半年，暂定十月份开始开始录音。“上半年就彻底浪费掉了，不光是自己，身边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受到影响”。丁茂说。
由于无法进行线下演出，很多音乐人开启了网络演出模式，“客厅音乐”成了这一段时间音乐圈的流行词，明康表示自己对这种表演形式持保留态度，“它是音乐行业在特殊时期的变种，但不应该变成流行趋势”。音乐成为直播表演的路径，是一种伪概念。他和丁茂唯一欣赏的线上演出是坂本龙一在快手的那场直播，新京报记者问他们是否源于审美品位上的差别对待，丁茂表示，坂本龙一的那场表演，在音乐上确实属于高阶玩家，更让他欣赏的是内敛，不为音乐附加更多，他看过一篇坂本龙一的采访，坂本龙一清楚音乐拥有的力量，因此知道节制。那天演出中，坂本龙一用到的吊钹，上面写着“中国武汉制造”。
2019年乐队在排练时。
花伦乐队这两年在音乐上做了许多尝试，从一个标准的后摇风格变得实验和丰富，受到国外音乐媒体的欢迎，也拥有稳定的垂直听众，他们期待与更多实验色彩浓厚的创作人合作，但现阶段，只能将合作计划延后。明康觉得音乐应该是向前走的，停滞下来就是重复自己。
2018年花伦乐队因《大象席地而坐》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提名，在颁奖现场遇到了导演胡波的母亲。“她表现得那么平静，而你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丁茂说，有时候面对苦难时的表现，会说明一个人的品性，一个城市也是。
没什么野心的“国足”乐队
“我们应该感谢这座城市的英雄”
Chinese football乐队是武汉本土的乐队，乐迷更习惯称他们为“国足”。事实上，他们跟足球没有什么关系，主唱徐波形容自己连球迷都算不上。乐队名字最初取义中国足球队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徐波觉得可以当作乐队的目标。同时也戏仿了美国著名EMO乐队American football。
今年是乐队成立的第九年，乐队之前做过东亚和东南亚的巡演，兑现了“冲出亚洲”的口号，原计划今年5月进行欧洲巡演，实现“走向世界”的承诺，但随着疫情到来，国足乐队只能禁足在家，戏谑现实又被现实戏谑。
疫情期间，徐波和家人用不同的方式排解压力，也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世界，这里面有共识，也有分歧，促使他更冷静地看待疫情，他也试着理解那些和他立场不同的人。
Chinese football乐队成员。
——【徐波自述】——
武汉封城最艰难的时刻在前两个星期，那之后，很多情况都得到了缓解，民间各种自助团体也在起作用，人们的紧张感渐渐弱了下来，也有一种原因，适应之后，武汉人见怪不怪了。
每天在家待着，作息变得特别规律，就开始录歌玩，每天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傍晚开始选歌，编曲，录下来找朋友剪辑制作，刚开始大概每天一首，有自己的歌，也有翻唱的作品。后来工作量有点大，也不是每天都没事干，节奏就放慢了一点，到武汉“重启”的时候，一共唱了三十多首吧。这些歌都放在微博上，那个阶段每天一首，其实在跟关心自己的朋友报平安。
以前乐队在演出时的现场。
我现在更关注音乐产业新闻，疫情对音乐行业影响太大了，如果不能完全恢复运转，行业难免要暴露脆弱。我们乐队成立了九年，一直没有什么野心，能走到现在，签公司发专辑，很多时候靠命。我们没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乐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大家能长长久久地一块玩乐队，更像我们乐队的目标。现在我在武汉，我们乐队还有成员在外地没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排练、演出，这俩事对乐队还挺重要的。
之前我们平均每个月会在武汉演出一两场，其它城市演得更多，原定5月份有个欧洲巡演，中途还参加一个英国音乐节，现在都被迫取消了。想把巡演往后推一点进行，不知道可不可行，欧洲现在的情况，估计演出很难。这是疫情带来的次生伤害，没有任何事是孤立的，都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音乐人在网上传一些视频，或者直播唱歌，跟真正的表演相差特别远，我一点也不喜欢隔着屏幕演出，观演关系非常奇怪，但这是现在唯一能做的了，除此之外，就是等待。
我们乐队到目前为止最近的两次表演，都是跨年期间的演出，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在微信中看到过李文亮和那些医生的病毒预警截图。现在想想，所有武汉人都应该感谢他们，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新京报记者 汤博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