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市公司高管被指性侵养女四年”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事人李星星（化名）自称从2016年起被“养父”鲍某明长期控制在烟台某公寓里，遭多次性侵，首次被性侵时刚刚年满14岁。而鲍某明对长期性侵的指责矢口否认，回应称，自己对养女李星星百般疼爱，要星星不给月亮，没想到她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双方的各执一词，也让所有旁观者云里雾里，唯有寄希望于警方拨开案件迷雾。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意见》指出，公安机关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报案、控告、举报，应当及时受理，迅速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立即立案侦查。

2019年4月9日，李星星在一次性侵并被殴打后，曾选择向烟台芝罘区警方报警，据媒体报道当地检察院也提前介入。应该说这种及时介入，对督促侦查机关依法规范行使侦查权，有效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但当月26日，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以受害人被强奸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案件。如今看来，这次的“撤案”十分关键，当地机关在这一过程中侦查到了哪些情况、相关物证又是否属实，如何支撑起“没有犯罪事实”的结论——对此，在保护涉事人员隐私的前提下，不妨给予公众更多解释，因为单看一些媒体的报道，这次的“撤案”未免有些反常。

2019年10月，案件在检察院的监督下，被二次立案。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给出的理由是“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二次立案已经过去了6个月，烟台警方是否“立即立案侦查”不得而知，李星星及其律师却一直联系不上办案民警丁某某。有网友质疑：这是撤案速度以闪电计，侦查速度以蜗牛计。无奈之下，李星星只能选择在现居地南京报案。

有学者在对359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研究后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熟人作案多、犯罪手段隐秘、再犯风险高等特点。其中，犯罪手段隐蔽加上熟人作案，往往使得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持续很长时间，比如张春生强奸案中，被告人张春生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先后多次性侵继女高某而未被发现。同时，这类犯罪人员往往还具有明显的恋童癖、儿童性骚扰、儿童性虐待等倾向，具有成瘾性特征，这也是其再次实施性侵犯罪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如果已经对照上述研究，从李星星向警方和媒体披露的材料，尤其是有血迹的卫生巾、有精液的卫生纸、电视上未成年人题材的色情片、鲍某明摆弄成人性用品粘胶带的照片、鲍某明访问“送养”“送养女宝宝”用户空间的照片来看，公众很容易给鲍某明贴上强奸犯或者恋童癖的标签。

这意味着，无论案件结果如何，都牵涉重大。一方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则是公司高管的名誉。如果李星星的指控属实，这是应当依法从严惩治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属实，也应该还鲍某明一个清白的交代。

倘若的确有侦查上的困难，或是案情复杂难以短期内有结果，当地警方也宜及时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及时沟通案件进展。说到底，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也要求执法机关，不只是暗地里侦查或是“按程序办”，更应该通过说理的方式，向公众，或起码向当事人具体地说明缘由。只有这样才能兼顾结果上的公平正义和当事人的“内心信服”。

目前，拦路强奸案已经少见，越来越多的是“熟人强奸”，且多数系“一对一证据”案件，某些案件中的双方甚至存在某种复杂的关系。这要求侦查机关摆脱单纯的指控和供述，按照刑法教科书或者严苛谨慎的刑事证明标准去采集证据。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某些犯罪嫌疑人还具有专业的法学背景。

昨天深夜，@芝罘警官在线 发布案情通报，并指出“目前侦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我局将严格依法办案，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所有人都期待真相的水落石出，希望这次真相不用等太久。

□莫一尘（学者）

编辑  孟然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