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在近代的转型可谓跌跌撞撞、筚路蓝缕，绝不仅是“中西汇通”、放开心胸接纳近代科学等寥寥数语所能简略带过的。

“国医”一词大致生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医”一词所包含的讨论面向很广：中医学自身的改革；民国医史的发展；在科学化、西医化的历程中，中医进行了哪些改变。另外，医学不但是学理上的争论，更是国家、社会与群体必须重视的大事。

当国医进行一连串的努力与改良时，我们可否通过梳理历史，比较国医改革正、反两方的言论，检讨“国医”概念形成过程，来思考中国医学转型的成败得失？

本文摘编自桑兵、关晓红的《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一书第四章《“国医”：近代中医的转型与再造》，由世纪文景授权转载。

《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桑兵、关晓红著，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中国医学的“科学化”观念何时提出，由谁提出，尚无确考。至少在1927年，中医已经出现要汇通“科学”的倾向。是年，祝味菊提出要把中医的固有能力，补上科学的长处来提倡整理，成为一种“新国医”。至1928年，则有“医学科学化”的口号。褚民谊说：“今各国医学已无不科学化矣，独吾国社会独积习相沿，抱残守缺，社会人士，仍多崇拜旧医，菲薄新医。此则观念错误，思想陈腐，尤不可不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知天演定例，优者胜劣者败，医学科学化，在廿世纪中，已成为不易之定例也。”

大体科学化在20年代末期已成为中医发展最大的问题，来自西医的压力，显然较中医界内部想要科学化的力量更为强大。直到1931年，“中医科学化”这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