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1月27日晚11点33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院长程范军在机场迎接来自北京的援军，感慨“心里有了定海神针”。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支由12家三级医院、136名成员组成的医疗队，24小时内刚刚组建完成。

彼时，我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4515人，是5天前的9倍。

这是特殊时期的“急行军”。一天内，首批患者入院，一周内，三大病区改造完成、满负荷运行。2月25日，援助武汉的第30天，“北京打法”迎来了满月答卷——救治257名患者，43人治愈出院，转往其他医院轻症患者19人；病区改造的方案成为受援医院的院感样本，推广到整个院区。

持久战还在继续。

1月27日，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医疗队队员登机前合影。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1月30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护理人员布置新设置的疑似患者病房。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一周改造开放三大病区

1月27日下午3点，首都机场T2航站楼的一片空地上，不断有大巴、救护车出入。物资交接、亲友告别、人潮涌动。几个小时后，车流散去，剩下的136人排成一个方阵，在冬夜里安静等待。

这是北京市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天集结。两个半小时后，这支队伍抵达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心——武汉。从武汉天河机场驱车到达驻地宾馆，车程1小时，凌晨3点，物资到达，距离早上9点第一次领队会议，还有6个小时。

比行军更匆忙的是组队，1月26日以前，没人知道北京将诞生这样一支队伍。北京天坛医院护士王皓26日报名，上完夜班刚眯了一会儿，就收到40分钟后出发的通知；北京安贞医院ICU大夫贾明匆匆整理了行李，上车前发现没有带够生活用品，被同事临时“救济”；准备登机时，领队刘立飞接到一个来自湖北武汉的电话，才得知此行援助的具体医院——12小时前，他刚刚收齐队员名单，忙于准备物资、通知医院、联系飞机。

匆忙的进度，折射出疫情的紧急。1月27日，我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4515人，是5天前的9倍，当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291人，医疗资源早已不堪重负。当天深夜，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院长程范军在机场迎来北京医疗队时，将这支援军形容为“定海神针”。

第一个“战地”设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住院楼12层。1月28日，结束领队会议与首场全员培训后，北京医疗队几十位专家前往医院查看病区，与当地负责人沟通调整意见：大改。

传染病医院有别于普通医院，院感是避免院内感染的首道防线。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不是专科医院，为接诊新冠患者腾空的住院楼，还未按照传染病病房进行设计改造。此前一天，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医患通道的区分与三区布局，但缺乏隔离与细致的进出流程。北京专家建议打墙，在隔离病区与医生工作区之间竖起一道硬隔断，同时开辟单独的半污染区，用于脱卸防护装备、手消毒。

由于特殊时期的人力物力压力，这个建议让当地有些为难，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经过一晚的作业，病区次日改造完成，收入首批患者。

一周内，北京医疗队以此为样板，改造并开放了三大病区，开始以满负荷状态运转。

由于穿上隔离衣后不易分辨身份，医护人员相互帮助将姓名写在隔离衣上。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各种意外事件穿插

1月29日下午，首批4位大夫进入隔离病区，在等待患者的间隙检查病房、与当地医护沟通，刚提及要为收治病人做好准备，一位护士突然看向患者通道——患者已到门外。

首例患者，给了医疗队一个“下马威”。

12层病区主任、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丁新民回忆，新病区刚刚启用，医疗队原本考虑先收治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能否顺畅运行。首名患者却是实打实的重症患者，来时呼吸微弱、缺氧严重，对于外界呼唤没有反应，大夫拍一拍她，她才抬起头看一眼，很快因乏力而扭过头，无法张口对答。赶紧面罩给氧、补液、给药，插上胃管、尿管，半个小时抢救后，病人病情才平稳下来。之后的3个半小时，病区一下涌入13位病人，最后一位患者的危重程度，与第一位入住的患者不相上下。为了迅速安置，丁新民用上了部队里的处理方式。

30天的救援任务中，穿插着各种意外事件。2月16日晚，8层病区主任、北京安贞医院ICU主任医师贾明刚处理完医嘱进入隔离区，便被值班大夫叫去51床：一位78岁的男性患者尿管脱落、尿道出血，可能由于前列腺增生，无法正常排尿、也无法再置入尿管。患者的下腹已肿起包块，怀疑尿潴留，由于憋尿，血压升至180mmHg，随时可能膀胱破裂。常规处理是进行膀胱造瘘，但病房不具备条件，情急之下，贾明当场进行膀胱穿刺，稳住了患者的病情。

“有创操作前必须跟家属沟通，但隔离病区里很难联系上；这种新发疾病，会不会通过血液传播，现在也不清楚。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也不能让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年轻大夫承担这个责任与风险。”贾明称，事后回想有些后怕，但意外一来，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们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与新发传染病异地角力，是一场遭遇战。”刘立飞介绍。遭遇战，是与时间赛跑，攻坚战，发生在患者结构变化后。

2月3日开始，武汉三镇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工业厂房等陆续被征用改造成方舱医院，集中收治已确诊的轻症病人。2月4日下午，刘立飞向北京医疗队传达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会议精神：收治更多重症患者，降低病死率。2月12日，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6台有创呼吸机进入隔离区，两位严重缺氧患者接受气管插管。

当日，10层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60多岁男性患者接受插管，他住院一周以上，来时病情已经很重，经鼻高流量高浓度吸氧，仍然有严重的呼吸困难。“如果有条件，应该尽早进行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的到位，及时救治了重症患者。”10层病区主任、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黎明介绍。

经鼻高流量吸氧及无创呼吸机治疗，能够改善部分患者给氧条件，但对于重症呼吸衰竭患者，通过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才能够改善呼吸衰竭症状。不过，在普通病房进行这样的重症治疗，伴随巨大的护理压力。

“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10个病人需要4个护士；ICU床护比是1：3，10个病人需要30个护士，这就是两者的差距。”张黎明说，在隔离区内穿着防护服工作，护士不能吃喝、不能上厕所，无法正常8小时工作，最多撑4-6小时，床护比至少要在普通ICU的基础上翻一番。

“普通患者自己能料理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插管之后，吃喝拉撒都要护士帮忙，需要翻身时，两个护士可能都翻不动，此外，还要帮患者吸痰、打针、输液。”丁新民坦言，不同的班次，北京医疗队的护士人数在2-5人不等，由于当地护士并非呼吸、重症专业，插管患者的护理均由北京的护士们承担，工作强度极大。

到2月25日，北京病区累计使用有创呼吸机8例，大无创呼吸机14例，经鼻高流量吸氧39例。

2月13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4名确诊患者出院，其中一名患者跳起舞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一名患者进入病区。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非常时期的“北京打法”

从组队到“打仗”，都在急促与高压下进行。前一个星期，张黎明睡不好觉，一躺下，脑子里交织着无数事。他1995年开始担任科主任，但一个科集中5个医院、多个不同科室大夫，还是头一次。成员和工作方式需要磨合，医疗环境更需要磨合，大量的重症、危重症患者，让他焦虑到失眠，只能靠吃安眠药入睡。

北京友谊医院ICU副主任医师刘壮在新环境中深感“杂乱”。因有行政工作经验，他成为北京医疗队医疗组组长，承担起医务处的职责。病区新开频率快，人员分配处于频繁调整之中：从一开始整个医疗队负责一个病区，到陆续开放第二、第三病区，光是医生的排班表，就更新了5个版本。

一系列工作制度亟待统一。从一班大夫流转到另一班大夫，交接的患者信息是否详实有效，至关重要。北京医疗队融合了12家市属医院的医护人员，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的医护“征用”自口腔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等各个科室，不同的医院和专业，有着不同的交接习惯，亟待形成统一标准。为了协调诸如此类的各项事宜，他经历了“12小时工作制”，早上8点去医院，晚上8点回驻地，期间不吃不喝，一天下来晕头转向。

一周后，从适应到有序的拐点出现了。2月5日，刘立飞在工作群中发布《关于印发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的通知》（京援鄂医疗[2020]4号）文件，涵盖7个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和相关制度；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文件与市属医院日常管理经验，刘壮捋出了一系列医疗核心制度，包括交接班制度、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及转诊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等，为一线救治工作建立标准与框架。到第二周，情况稳定有序，医疗质量逐渐提高。

非常时期，大夫们也不断祭出“北京打法”。

丁新民是军人出身，上阵前习惯做足预案。考虑到当地患者数量较多，且当地医护专业迥异，他结合国家卫健委的指南标准，制定了一套新冠肺炎的病历模板。“病人特别多的时候，像常规那样采集病历，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遗漏信息。照着这个模板填下来，医生不会乱，也不会缺项目，很快能评估出病情的危重程度，给予相应处置。”

这份病历模板涵盖临床表现、生命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等8大项，每个大项下，均列出了相应的分支选项，大多只需要医生划勾即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张小萌在12层病区收治病人，对此印象深刻，“我们是综合医院，日常填写普通的大病历，内容繁琐，一个病人要半个小时。有了模板重点突出，书写又很简单，不到十分钟就能完成。”

在10层病区，医护人员利用网络开展“同步查房”。由于病房与医生办公室分隔在隔离区里外，文件不能随意带入带出，医生查房时看不到病历、医嘱、检查结果。通过手机视频连线，里外得以配合，查房大夫负责在隔离病区查体、询问病史，清洁区内的大夫负责查阅病历、化验结果等，很快能定下治疗意见，病人询问结果时，医生也能实时反馈。

“和北京专家搭班，很有安全感。他们能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帮助医患间的沟通，互相配合。他们一查房，患者也爱拍照，说这是北京的专家来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8层病区护士长刘艾红说。

2月21日，志愿者穿上防护服为医疗队队员修剪头发。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隔离区内与外的变化

得益于宏观到微观的各方改进，1月30日，隔离区内与外，变化逐渐发生。

张黎明逐渐摆脱焦虑。随着重症设备陆续补充和秩序建立，患者整体情况日渐向好，痊愈出院患者越来越多。2月13日，北京医疗队3位患者出院，他高兴坏了，早早地下楼等待患者，与他们握手合影、祝他们平安顺利。

丁新民察觉到，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逐渐理性。恐惧、焦虑是患者最初的普遍状态，有人入院时给医生下跪，有人陷入绝望打算放弃生命。寄希望于药到病除，不少患者会向他求索各类药物，追问为何没给开克立芝、阿比朵尔。慢慢的，随着病情转轻和医生的不断解释，患者不再求药。

“新冠肺炎是自限性疾病，没有特效药，‘病急乱吃药’不仅没用，还要面临不良反应的风险。现在病人都能理解了，有的因此特意向我们道谢。”丁新民说。与此同时，好转的患者开始有精力挑剔起医院的伙食，让他既欣慰又无奈。

在患者心目中，北京医疗队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名词。住院期间，弓露（化名）最大的乐趣，是从看不清面孔的隔离服中分辨出北京的大夫。

“我喜欢他们，说话温柔，总是有笑容，让人心里舒服。”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弓露顺利康复出院，回忆住院时的点滴，仍会露出笑容。

“生病了，总有悲伤的情绪，李秀男就会跟我说，‘加油，你恢复得很好！要阳光，越阳光好得越快，病毒就不会靠近你。’我一直记得他的话，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医患关系，也成了朋友。”她口中的李秀男，是北京朝阳医院护士，出院时，弓露向李秀男发出邀请，等疫情过去，请他吃一碗地道的热干面。

隔离区外，队员之间，也比普通同事更近了一步。

2月23日，臧学峰结束夜班，顶着日光从医院回到驻地，房门把手上一如既往地挂着一份早饭——从第一个夜班开始，同队医生陆非平默默承包了给臧学峰送饭的活儿，9次夜班，9份早饭，一次不落。刚到武汉那天，臧学峰有些受寒，无意提了一嘴，陆非平便送了两盒感冒药过来。两人不住同一层，房卡不能刷不同楼层的电梯，陆非平每天坚持爬楼梯送饭。

臧学峰和陆非平都是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已共事多年。在臧学峰心中，陆非平经验丰富、知识广博，“什么都知道”，遇到临床上的困惑或发现，臧学峰都会向他请教探讨。来到武汉之后，交集不再局限于工作，两人互相照应，变得无话不谈。

陆非平不擅长认路，一天，武汉天阴下雨，他下了班认不清回驻地的方向，臧学峰等着他，让他跟着自己，“丢不了”。回程路上，两人讨论当天患者的病情，说到激动处，陆非平就把冲锋衣的帽子往下摘，臧学峰怕他淋雨着凉，不停伸手给他戴回去。

“以前大家只是同事，现在更亲近了，每天碰着他就像碰着了家里人，心里比较踏实。这么说来，陆主任和我爸真有点像，今年都58了，都是光埋头苦干、不喜欢说话。”臧学峰说，“我总觉得应该照顾他，反而受了他不少照顾。”

2月25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北京医疗队医生与专家讨论病人病例。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从遭遇战到持久战

从驻地到医院，一天24小时、7趟班车，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的手机上定了6个闹钟，除了凌晨4点，每一班出发前，她都要来送车，久而久之，一班车有几名大夫，她烂熟于心。早上8点人最多，座位甚至坐不下；下午2点只有一个，是12层病区的大夫提前上班，急着把里头的战友换出来。

她经由送车观察队员的状态。刚来时，是兴奋中夹杂着一些不知所措；一周后，开始习惯和适应新的环境与生活；两三周时，异地任务仍未结束，不知归期的队员，神情变得有些焦虑。

到底要在武汉待多久？刘壮觉得是半个月，除了援非一年半，异地支援任务一般在两周内结束；贾明觉得是三周，以他SARS时期的经验，会有一批轮换与接班；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医生苑晓冬带了一个月的药，现在已经见底，只好托队友“补货”。

2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迎来规模最大的出院潮，31位治愈患者走出住院楼，其中16位是北京医疗队接管的患者。一下子空出11张床位，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张捷第一次觉得病房那么宽敞，但不到6个小时，11名新患者入院，再次将病区填满。

“传染病疫情的控制，毕竟和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不一样，过程会相对较长。”刘立飞说，一切驶入正轨，遭遇战、攻坚战转向持久战。

一个月过去，医护人员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

驻地酒店外的步行道，走一圈大概500步，慢跑一圈4分钟，抵达武汉的第25天，苑晓冬决定重拾跑步的习惯，吃完晚饭，他会戴着口罩绕着酒店跑上12圈，他打算逐渐恢复强度，最终的计划是日跑10公里，在现有基础上翻倍。

跑步时，苑晓冬经常碰上同队的臧学峰——一个逆时针慢跑，一个顺时针慢走，一个晚上会打几十次照面。

刘壮正等待着新一批防护物资的补充。在普通病房进行ICU作业，护士们面临更高的防护风险，除了常规的口罩、护目镜，还需要更多的防护面屏。与此同时，他正寻思重返临床队伍。“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医务处’的工作变少了。其实我来这儿的预期，是进隔离区救治重症患者。”

刘立飞有一个厚厚的棕色笔记本，每天发生的事情、新增的任务、近期的工作计划、工作中的思考，他会记在纸上。刚来时，他每天都要往医院跑，一天开几场会，笔记一写就是两三页，来武汉后新建的word文档，积累了12000字。最近，笔记缩短到了半页，队员状态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

2月20日，北京安定医院两位心理专家受邀来到武汉，带着6箱物资，里面有不少运动器材。

2月25日，海南省第七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北京医疗队支援武汉的第30天，迎来了外援，可以期待在适当轮休中歇一口气。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影记者 陶冉

编辑 张畅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