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今天（2月8日）是北京医疗队援助武汉的第12天，截至早上8点，已累计收治162例患者，1位临床诊断患者出院。唐子人是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也是10层病区领队，曾在非典时期参与一线救治工作。他认为，对病毒的研究和防控相比17年前已有巨大进步，疫情必将得到控制。

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唐子人。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新冠”来势凶猛

新京报：来到武汉已经12天了，从一线看到的情况怎么样？

唐子人：来之前主要通过新闻来了解和评估这次疾病，当时的感觉是“新冠”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死亡率一开始和SARS持平，后来不断增高，可以说是比较凶猛的。来武汉之后，我们所支援的医院接诊的定位也有所变化，朝阳的团队主要负责3个病区其中之一，一开始收治疑似病人，后来确定全院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例，病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见证了轻症和重症的区别。现在看，重症的确集中在高龄、有既往基础疾病者，而SARS多以年轻人为主；发病人数“新冠”超过了SARS，增开一个病区，迅速被填满。

新京报：在应对方面有哪些区别？

唐子人：这次的指挥比SARS要成熟得多。现在关键的任务是，集中病例、打歼灭战、降低死亡率，这种政策制定后，方向就很明确。重症病人我们不怕，平时接触得很多，集中收治，早收、早治，提高针对性，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

新京报：收治患者病情从轻到重，应对上会带来哪些挑战？

唐子人：我们入驻的医院过去是综合医院，已经竭尽全力去调配相关的设备，但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没有ICU的情况下，病人病情发生了变化，治疗会比较费力，当地医院还缺乏“武器”，也就是专业的重病急救设备。

家庭入院的心理冲击

新京报：病房里的情形怎么样？

唐子人：无助、无奈的情绪比较重。有些是焦虑，这是人的应激反应，不那么可怕；有些人已经无奈，很淡漠，这是更大的悲伤，我们要努力去安抚他们。

新京报：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唐子人：群体性发病，夫妻、母女，甚至全家感染，全部都住院，给人冲击很大。

新京报：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什么时候？

唐子人：平时是看不到的，只在SARS和这次见过。17年前我接诊过一个非典患者，三十多岁的司机，工作时被感染，然后感染了家里11口人，最后去世了7人。我们现在见到有些家人在一起住院，有些在不同的医院住院，这种群体性发病不光影响个人，对整个家庭的冲击很大，带来很强烈的心理压力。

新京报：碰上这样的情况怎么安排？

唐子人：我们会考虑患者具体病情，如果病情较重，会将他们分在不同的病房，否则眼睁睁看到亲人病情加重甚至去世，对另一个人是巨大的心理伤害，我们会汇报彼此的情况，但不会让他们见面。如果是轻症，可以放在一起，发挥亲情的抚慰作用。

唐子人是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也是10层病区领队，曾在非典时期参与一线救治工作。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从新兵到老将 要扛起全队的责任

新京报：这次为什么报名？

唐子人：疫情从发生到蔓延速度很快，一开始不知道会不会派医疗队，提前给医院打了招呼。我觉得这是医生的职责和担当吧，总要有人去。我今年50了，自认为还可以上一线，家里人是有些担心，但也支持。

新京报：和你之前上抗击非典的一线相比，这次要面对哪些变化？

唐子人：非典的时候我是兵，可以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做好自己就行。现在我是领队，要保证每个人的安全。朝阳医院来了14个人，年轻医护居多，其中还有90后，我要关心每个人的心理状态。

新京报：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唐子人：恐惧一定有，这是人之常情。日常医疗医生专心治病救人，不用考虑自己的安危，现在是新的传染性疾病，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在持续之中，救人的同时，医生可能会感染，并肩作战的同时也可能倒下。其次，上战场是有心理曲线的，听说要去前线的时候、刚刚到达战场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情绪高昂，但这种激情不会一直持续，随着压力增加，会有情绪回落，一定要了解和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新京报：怎样去调节大家的情绪？

唐子人：可以出去的时候，我给大家买一些甜食，摄入糖分能带来愉悦；带他们做点游戏，锻炼身体，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个体的力量很薄弱，但融入集体，就能消解恐惧。我跟他们说，有任何事情随时沟通交流，不满意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这次我们来了12家医院、各个科室，到了当地，也要和武汉的同仁拧成一股绳，会有一个磨合的时间，沟通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现在对“新冠”是怎么看的？

唐子人：相比17年前，我们对新疾病的研究和管理有了质的提升，现在很快就测出了基因序列、制定了管控措施，虽然不能指望一个神药出现疫情就完全破除了，不过全国上下都在努力，我相信最终一定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争。之后，我觉得人们要增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新京报记者 戴轩 协作记者 陶冉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