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3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举行毕业典礼，院长叶敬忠致辞：保持真实，谨守良知，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这个致辞被很多农业学子转发，没有讨巧的网言网语，甚至没有宏大的理想，只有朴素的情怀。

数十年来，叶敬忠的目光从没离开过土地以及劳作在土地上的人群。长久以来，伏地而生的中国农民是天然的弱者，农民出身的叶敬忠对这个群体有着天然的认同，他不仅“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更以一个世界的眼光审视泥土的厚重、探测大地的温度、感受农民的苦乐、书写农村的隐喻。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受访者供图

没有实现的“乡镇干部”愿望

35年前，叶敬忠离开那个他生活了17年的苏北小村，坐汽车到沭阳县城，然后坐火车到新沂，再转徐州，最后从徐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1995年后改为中国农业大学）。

此后的很多年里，每次回老家，叶敬忠都会沿着来时的路，反方向再走一遍，从北京到徐州，再到新沂，再到沭阳县，然后坐汽车回家。绿皮火车慢悠悠地开过清晨的苏北平原时，两边“绿油油的冬小麦和袅袅的炊烟”，成了叶敬忠对乡村最深刻的记忆。

1984年，叶敬忠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农业大学。

把农业院校作为第一志愿，对今天的考生来说，几乎不可想象。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无数农村的学生来说，却是一条有迹可循的大道。

“我考大学、报考农业大学的目的非常直接，就是打算回到家乡农村当干部”，叶敬忠说。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比城市更窘迫的物质条件，让他们更注重看得见的“好处”，那个年代，读完大学、尤其是读完农业大学之后，分配回地方，做一名乡里或县里某个部门的“干部”，是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事情。

叶敬忠报考的专业是“土壤农业化学”，但后来的变化，让他并没有沿着理科的道路往前走。

1987年暑假，叶敬忠参加了一次北京团市委组织的“百乡挂职”活动。活动结束时，北京团市委组织了征文比赛，叶敬忠写了一篇长文《论农村团的建设》。那篇论文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厚厚的《辞海》，他至今还保留着。

作为一名理科生，写一篇农村组织建设的论文，可能是叶敬忠第一次认真思考专业之外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特别的思考，改变了叶敬忠“毕业后回乡当干部”的人生规划。

1988年，叶敬忠毕业留校，进入农大“黄淮海开发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室，是为了响应国家粮食生产战略的需要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是将学校的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村，他们称之为“下海”。

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技术推广员”们，不知道怎么去组织农民、发动农民学习新技术。一项新的农业技术，可能帮助土地增产5%到10%，但因为肉眼不可见，农民就不愿意接受。

叶敬忠觉得，这对他是一个提醒，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让他明白，农村工作，并不是有技术就行，还得是懂得农村的人。

叶敬忠（前排中间）在农村调研。受访者供图

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村庄

1992年，北京农业大学将长期“下海”的年轻老师，选派到德国、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高校，进行发展研究领域的高级培训或学位学习。

在农村做了4年“技术推广员”的叶敬忠，又回到校园，重新开始学习。从1992年到2002年，10年间，他先后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参加“区域发展规划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班，在英国里丁大学和荷兰劳伦斯坦国际农学院获得联合培养的理学硕士学位，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这段学习经历，让他从一个理科生，顺利转型为文科生。

转型之后的叶敬忠，又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多边和双边发展援助组织开始在中国开展农村发展项目。而开展这些项目，需要既懂得国际项目运作体系、又了解农村情况的专家。

叶敬忠以及那些曾经每年要有半年时间“下海”跑农村的“土”老师们，迅速变得“抢手”起来：与国际组织讨论项目、与地方官员谈项目实施、与国际专家一起工作、频繁参加常常在星级宾馆组织的项目会议……

那是一段风光的日子，也是一段浮躁的日子。

做国际发展项目的咨询专家，某个咨询任务时间常常为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绝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资料、和省、市、县的执行机构座谈、与国际专家交流等方面，真正到一个村庄实地调研的时间常常不超过2小时。

作为参与者，叶敬忠的体会则是“越做咨询项目，越不了解中国农村”。他在想，要真正了解乡村，就必须像费孝通、晏阳初那样，有一个“自己的”村庄，几十年不断地进行研究。

当“留守人口”成为热词

从做博士论文开始，叶敬忠在河北易县选了4个村子，作为“自己的”村庄。

一直到现在，这4个村子，也依旧是他和他的同事、学生共同的研究对象，成为他们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变迁、乡村发展的窗口。

叶敬忠和同事、学生最先开始的研究是对“留守儿童”的调研。受访者供图

他们观察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留守人口”的研究。其中最先开始的，是对“留守儿童”的调研。

关注留守儿童，是偶然，也是必然。做社会学调研，入户调查总要问一些基本的情况，当他们问孩子，“家里有几口人”的时候，孩子们常常会说“三口人”“四口人”，实际上，这只是留在家里的人数，外出打工的父母被孩子排除在外了。

在四川青神县调研时，叶敬忠读过一个小学生的作文，“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

这些被留下的孩子们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叶敬忠他们，让他们开始研究“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

2005年，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关注留守儿童》一书，引起轰动，成为此后几年中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多数人这时才意识到，原来人口流动的背后，还有一个庞大的、被留下的人群。

就在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留守儿童时，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却已经开始在更广泛的领域研究留守人口。到2008年，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出版了三部研究著作：《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

这是第一次对“留守人口”的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调研，因此，甫一出版，就引发了整个社会对“留守”现象的关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三留守”成为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名词和现象，并在此后，不断地出现在国家层面的文件中，成为正式的官方语言。

“留守”到底是什么

“留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每个人的留守经历，可能都是一个外人难知的故事。

一个小女孩，父母在外打工，只有她和祖母在家，祖母年迈，且要种地，每天的饭菜能做熟就算不错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她每天吃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饭——面疙瘩。以至于和母亲打电话时，哭求母亲带走她，因为她再也不想吃祖母做的饭了。

留守的孩子们缺少照顾，但对留守的老人来说，即便这些简单的照顾，常常也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

对留守的老人来说，也有一些外人难知的故事。受访者供图

在贵州，叶敬忠曾碰到一位带着5个孩子的老人，恰逢假期，5个孩子都在身边，当他问老人“儿孙绕膝承欢的感觉好不好”时，老人的回答是“烦死了”。当然，也有情况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次调研时，一个老人向叶敬忠形容他的生活，“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不必担心别的家人回来开不了门，因为他们都在外面打工，回不来，“进门一盏灯”，是因为只有一个人，一盏灯足以。

一个留守妇女曾问叶敬忠团队的一位女性老师，“你们城里人的生活就是爱情，对不对？”因为对她来说，这句话恰恰相反，“农村人的爱情就是生活”，把家里的生活打理好了，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社会学关注现象，也试图理解现象。“留守”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又该如何认识它？这是叶敬忠研究“留守人口”时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留守人口”，常见的解释是“城市化建设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形成了推拉效应，使得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在进行权衡算计之后，将妻儿老小留在乡村，因此，劳动力的流动是为了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而自由的决策”。

但叶敬忠却有新的疑问，“如果说这是农村家庭的自由选择，那么除了外出务工之外，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农村留守家庭沉重的生活现实果真是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吗？”

在叶敬忠看来，“留守”其实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更多时候是被动的随波逐流，传统的村庄，及传统的农村生活，正在全面崩溃，农民在商品化浪潮中“泥足深陷”。

其实，留守的状态，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几年来，对于留守人口的研究，也在不断进步和转变”，叶敬忠说，“比如中年留守妇女现象与照料转移研究，农村女性劳动力本来承担农村家庭对孩子或老人的照料责任，但由于家庭生计的需要，有些人不得不进入城市的照料市场，为城市的家庭提供照料服务，解决了城市部分家庭和人口的照料需求。但是，她们留在农村的孩子和老人却得不到照料，由此形成了农村家庭的‘照料赤字’和‘照料危机’。像这样的变化还有很多，这恰恰是乡村研究应该重视的”。

以弱者的心态感受乡村

“假如你从事扶贫工作，请努力理解穷人的生活现实和生计压力，不要将自己想象的扶贫方案强加给穷人；假如你从事乡村振兴工作，请努力理解农民的生活世界和生产逻辑，不要以为可以将一个外来者的产业方案和市场方案强加给村民……”

这是2019年6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叶敬忠的致辞中的一段。这篇致辞名为《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题目来自英国发展学者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

致辞很快被同行与学子广泛转发，评论者认为“充满了浪漫情怀和人文思想”，但对叶敬忠来说，这只是他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的一次小小的展现。因为数十年来，他们都是这么工作的。

大学毕业后，4年的技术推广员生活，让叶敬忠明白，站在乡村之外，站在农民的生活之外，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理解乡村、理解农民。

有的研究人员去农村调研，工作不顺利，回来后说那里的农民是刁民，也有研究人员不习惯农村的饮食，回来后大肆贬低。叶敬忠觉得“这绝对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叶敬忠入户调研一直吃住在农户家。受访者供图

工作三十多年，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去农村调研时，一直住在农户家，吃在农户家。

在河南农村，一位村民曾对叶敬忠说，“农大的学生特别有‘知识’”，他觉得自己上大学的儿子没“知识”，因为他每年放假回来，大都躲在自己屋里，不喜欢和父母聊天，在县城工作的姐姐来看他，他也不愿意和姐姐说话，但农大的学生却能和村民聊得来。

“研究农村社会，要有世界性的眼光，但更要融入到乡村里，去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不理解他们，就不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也就不能发现真正的乡村”，叶敬忠说。

同题问答

问：这一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东西是什么？

叶敬忠：第一是执着。我一直都认为，要想真正深入乃至精通自己所在的领域，不执着不行。所以，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一定要钻透了，才敢说话，不然不好意思说。第二是定位。作为一名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者，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定位。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定要把自己当成小众、当成弱者，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别人就一定得听，也不必担心自己关注的事情没人关注，把自己当成小众当成弱者，才能沉下心来，真正把事情做好。

问：这一路上，你坚守的东西是什么？

叶敬忠：让一切事情回归本来的逻辑和面貌。做任何事情，都要去亲身体悟和把握。比如读一本书，一定要自己真的读了，光听别人说、看别人的评价是不行的。写一篇文章、一份报告，一定要有切身的感触和真正的感悟，一定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

问：未来的道路，你期望是怎样的？

叶敬忠：我一直认为，未来不必规划。社会的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只要坚守住自己的东西，保持下去即可。

同行者说

潘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我们研究团队与四川青神县有长期合作关系，县妇联的同志和我们相识多年，是很好的朋友。每次妇联的同志来京，叶老师都会周到地安排接送。

有一次妇联同志来参加我组织的会议，特意表示不用接机，他们自行打车到宾馆即可，我也就答应了。

后来，叶老师知道了这个事情，很严肃地批评了我，他说“每次我们去县里，县里人都会抽出时间陪我们下乡入村，仔细安排我们的行程。人的时间都是同样宝贵的，换位思考一下，当人家来北京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热情地迎接他们、让他们感到同样的便利？”

叶老师跟我们转述过一个德国老人的话，“人本应该平等，但现实却并不真的平等。比如有人生在城市，有人生在农村；有人生在平原，有人生在大山深处……”

我们的研究对象——农民，农民中的儿童、妇女、老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是弱势群体，和我们在很多方面也是不平等的。叶老师总是说，“要在有限的环境中努力创造平等”，待人接物就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去村里，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即使在农忙时候，也会配合我们完成调研。他们到了北京，叶老师总会叮嘱我们，“应该以最真诚的态度、用真心对待他们，就像他们在村里对待我们一样。这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做的事，这并不是交换，而是一种尊重，是用心的、真的尊重”。

人物简介

叶敬忠：1967年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发展与农政变迁、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小农农业与土地政治、农村教育与社会问题等。著有《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合著）《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合著）《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合著）等。

记者手记

学者的浪漫

“如果大学里都没有浪漫、没有理想，哪里还容得下浪漫和理想呢”？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叶敬忠对记者说。

 

从乡村走出，考进大学，叶敬忠最初的理想，是以一个农大毕业生的身份，回到乡镇，做一名乡镇干部，这个理想并没有实现，但他却以另外一种身份，更彻底地回到了乡村，回到了农业之中，回到了农民身边。

 

和叶敬忠接触越多，越能发现，他仍保留着传统乡村中待人接物的方式，简单、直接、以他人为先……

 

很难判断，这是他原本的性格，还是多年乡村调研之后形成的习惯，或者兼而有之。在采访中，叶敬忠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甘肃一个村庄做入户调研，他们进门时，主人刚刚把饭摆上桌，叶敬忠说稍后再来，但对方却坚持让他们先做完调研。“尽管商品化在不断改变着农民的生活状态，但乡村，依然是相对淳朴的地方。横向比较一下就知道，在城市里，做入户调查会有多难？很多时候，连门都进不去，但在乡村，没有人会拒绝你”，叶敬忠说。

 

这就是乡村，一个千百年农耕文明下形成的社会形态，一种永远让中国人割舍不下的牵挂。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但同时，也顽强地保留着一点点原本的底色。

 

或许，这也是叶敬忠觉得浪漫、并以之寄托情怀的缘故。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