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陈光中，两鬓斑白。

见客时，他会换上一件白衬衣，套深色毛衣坎肩，披浅色外套，颤颤巍巍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他身后，阳光斑驳，洒满了浅黄色的窗帘、沙发与地毯。

陈光中的身上有一系列标签：他不仅是著名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还是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法学界的泰斗。他曾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卸任后被聘为该校的终身教授。

最近这些年，他腰椎不好，视力下降，耳朵离不开助听器。但是他仍爱与人聊天，大声说话。

“陈光中先生是一个中西兼容、古今贯通的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先生对于司法人权保障的推动不遗余力，有力影响了国内刑事诉讼法学的整体走向。”

2019年11月2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陈氏学堂”里的先生

微信群“陈氏学堂”里有111人。在学堂里，陈光中是唯一的“先生”。

张建伟就是“陈氏学堂”的一员，他曾赴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学位，师从陈光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彭新林，他曾在陈光中的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

陈光中是国内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他的学生中，不乏国内法学界的权威人物，如卞建林、王洪祥、马怀德、宋英辉、陈瑞华、王万华、汪海燕等。

卞建林是陈光中的第一个刑事诉讼法博士，他对恩师如是评价，“在我国刑事司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道路上，说他鞠躬尽瘁毫不为过。他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如动态平衡诉讼观，在学界受到高度评价，影响很大。”

晚年的陈光中很赶潮流，他熟悉微信、滴滴打车等社交工具，喜欢在群里发言，鼓励学生交流不同的想法。有人在“陈氏学堂”转发了张建伟写的一篇文章，陈光中立马现身表扬，“写得切中时弊”。

“先生学风宽容，为人谦逊，治学严谨。”彭新林说，他当时有一篇论文，自信写得还可以。但是，陈光中看过后，一个一个字地修改，如此反复不下五遍。“这对我今后的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

今年刚读博士的唐露露告诉新京报记者，先生仍在坚持上课、出席论坛，每学期都会讲几次课。“他会细细地修改论文的脚注、标点，有时熬到凌晨2点。”

在唐露露看来，作为师者，他没有距离感，就是一个和蔼、可爱的老人。不待客的日子，陈光中会独自坐在起居室的沙发里沉思问题，或者看电视中的球赛，他尤其爱看女排。前几年他精力还好，与学生去K歌，他唱了一曲少年时代学会的《松花江上》。他也喜欢邓丽君的歌，那嗓音温柔绵长。

三年前，陈光中坐飞机赴德参加学术会议。他还经常参加国内的论坛，远赴边疆做课题项目。

张建伟对新京报记者说，“先生一直在高强度地工作，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弟子们都感叹，先生精力真好，比年轻人更投入。”

“先生这一代人，随时代浮沉，经历了许多坎坷。”张建伟说，“改革开放后，他们迎来学术研究的春天，更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意用有生之年推动我国司法的进步。”

陈光中与他的博士毕业生。受访者供图

“疑罪从无”入法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召开座谈会，探讨修改刑诉法问题。与会学者一致呼吁加紧修改。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公检法等部门也建议对刑诉法进行修正。

1993年10月，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陈光中接到法工委来函，委托其组织师生，成立研究小组，草拟刑诉法第一次修正的建议论证稿。

陈光中回忆，他带领团队赴欧洲考察。意大利前不久修改刑诉法典，完成了巨大的变革——新法典以英美法系的规则、理念占主导，改变了原来大陆法系的传统。

一位负责起草修法的意大利学者告诉陈光中，新法实施后，实务部门有些埋怨和不适应，但这并没有动摇其变革的决心，“原来的条文太落后了。”

回国后，66岁的陈光中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和主张。他在论证稿中写入了“疑罪从无”；庭审实质化，改变法院“先定后审”的状况；削减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取消行政性的收容审查措施；增设简易程序；保障律师提前介入诉讼的权利等。

1995年7月，这份论证稿正式出版。直至次年，许多条文被正式入法之前，仍存在激烈的争议。

例如，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辩护，这遭到了侦查机关的反对。他们认为，律师一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如虎添翼”，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率。最后立法部门作了权益折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可以介入，但权利有限。

再比如，原来在审判之前移送卷宗，法官先进行审查，认为肯定能判罪，再决定开庭。庭审中，法官主动出示证据，与公诉人配合直接对抗辩方，如果被告人辩自己无罪，法官会直接斥责他“不老实”。

一个外国朋友向陈光中感叹，这样的庭审是走形式，“像演戏一样。”陈光中在建议稿中主张，庭审前取消移送案卷，法官应持中立，真正走向控辩式庭审。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的赞许和支持。

但是，这项主张不仅受到某些法官反对，检察院也表示质疑。有的法官认为，不移送案卷，到了开庭脑子里一片空白。公诉人认为，这加重了他们举证的负担。最后协调之下，各方作了妥协，规定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先给法官看一下，事先不审查证据是否充分。

“先生对此番修法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大改不现实，小改又不甘心。于是决定按照中等修改的规模，进行相关条文的设计。”张建伟对新京报记者说。

按原来的法律，检察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但免于起诉的决定。学者们认为，其违反了未经法院审判不得对任何人定罪这一原则，应该废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等人的协调下，这项规定最终被废除。

陈光中回忆道，最后一次草案审议时，建议稿中两项重要主张——“非法证据排除”和“疑罪从无”，仍未被采纳进去。立法部门告诉他，侦查部门反对意见太激烈，排除非法证据的时机还不成熟，得慢慢来。

但陈光中坚持要写入“疑罪从无”。最后一次座谈会后，王汉斌将他叫到酒店房间，问他还有什么想法。

陈光中说，写入“疑罪从无”符合世界潮流，能防止冤假错案，保障人权。实务部门一向主张“不枉不纵”，怕漏掉有罪的，证据难以达到确实、充分时，要么采取疑罪从有，要么是疑罪从挂。但是，一个人被判有罪是一辈子的事，不能降低证明标准。“我们只有一个价值选择——宁纵勿枉。”

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被全国人大顺利通过，陈光中等人的建议稿中65%的条文为其所吸收。如他所愿，“疑罪从无”原则也被写入其中。

在回顾这段往事时，陈光中说，这无疑是以程序、以人权保障为重点的一次改革。当时有的实务部门认为这部法律太超前了，有的学者又觉得改进得还不够。

“我们对立法的主张、理论的宣传要走在前面。”陈光中对新京报记者说，“学者的思想要更加解放一点，把一些能够推进的观念，转化为法律，使司法走向更加文明、前进的方向。”

2018年7月28日，陈光中参加学术研讨会。 受访者供图

程序正义的价值

1998年9月，因涉嫌杀妻，湖北农民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被杀”的妻子“亡者归来”，佘祥林被改判无罪。

彼时陈光中对媒体称，在佘祥林身上肯定发生了刑讯逼供，如果具体的法律与制度跟不上，不足以根本遏制刑讯逼供。他希望通过刑诉法第二次大修解决这一问题，但意外的是，这一过程曲折反复，立法规划被屡次搁置。

2007年，刑诉法修订再被延迟之际，他撰文《高度重视程序正义价值》：我们在司法活动中，只要把案件最后办对了就行，至于程序上是否有问题，可以不理睬，总觉得那是形式上的东西。

“近十多年来，我们对程序的价值逐渐提高了认识。越来越意识到，如果没有正当程序的保证，实体正义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陈光中写道，“一个国家的法治必须从程序正义起步，才能落实实体正义。”

这种观念萌生于他的青年时代。18岁，陈光中考入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2年，陈光中被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从事研究刑事诉讼法。其间他对苏联的辩护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5年，25岁的陈光中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提出在国内建立辩护制度。他也尝试做兼职律师，运用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理念为人辩护。

这些在当时被看作太过前沿的理念，直至半个世纪后，亦难以被普遍接受。2010年5月，因“亡者归来”，河南省高院宣布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错案，赵作海无罪，舆论的神经再一次被触发。

直至2个月后，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刑事证据两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长久以来，陈光中持续呼吁的推动程序正义的主张，基本得到了实现——包括明文确立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法定程序原则、质证原则；对死刑案件明确了最严格的证据标准；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一般会被排除。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草案，这是刑诉法自颁布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修改，距首次修正已经过了16年。

在陈光中的带头呼吁下，“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了刑诉法总则。“这是第一次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在部门法里头正式规定。”

修法两个月后，陈光中上了央视的《大家》栏目。他系了一条深蓝色格纹领带，精神矍铄，声音洪亮，神色中透着几分威严。

“我总体来说（对这次修法）是比较满意的。”陈光中对主持人说，刑事诉讼法很不容易，16年才改一次。这一次应该改得更加好一点，更加符合民主法治要求。

他的话锋一转，又一字一句地讲，“我今年已经80多了，下次法律修改我赶不上了。我要把握我人生的最后一次，尽一个做学者的责任。尽管有的意见发表得直率了些，或者着急了些，但总的来说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作努力。”

“法治前行终生求”

媒体人李蒙长期致力于报道与推动冤案平反。“先生极具正义感，他很愿意为冤假错案发声。”他对新京报记者说。他曾将一份冤案的材料发给陈光中，本以为请他出面的希望渺茫，没想到，一周后，他收到了回复：“我已经看过材料，愿意参与研讨会。这个案件不仅应该再审，而且应该平反。”

“建议司法机关主动全面清理冤案。”一次研讨会上，陈光中再次强调，司法机关应当下决心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放纵了10个坏人污染的是流水，但如果冤枉一个人，污染的是水源。污染水源，留下的水全是污水。”

如今，他希望尽快启动第四次修改，并呼吁把“以审判为中心、提高证人出庭率、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完善辩护制度”等写入法律。

“伏生九旬传经学，法治前行终生求。”80岁诞辰时，陈光中写下这句诗。他对新京报记者说，明年90岁生日，希望和弟子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将最近出版的文集、汇集近十年来论文的专著送给大家。

【同行者说】

张建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在政法大学读硕士期间，就对陈光中先生十分仰慕。过去，早就有本校刑诉法四大教授之说，首屈一指的是陈光中先生，其后是严端教授、程味秋教授和陶髦教授。

在先生门下学习期间，我对他学问精深有了深切了解，他对于刑事诉讼的学术思考，宏观大气，同时在细节把握上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许多重大学术问题，都留下他高屋建瓴的学术成果。他对学生十分关心，对我未来的学术生涯有很中肯的建议。我在毕业后留校，一直有机会参与先生的课题研究和教材的撰写修订，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师生关系。

在我眼中，先生是一个慈爱的长者，他很亲切，我从未见先生动怒，也没见过他情绪激动。多年前先生曾撰写过关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著作，如今他将此书重新编写扩充，并计划撰写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近代司法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三部书，形成司法制度史三部曲。我觉得，诉讼法学者能驾驭如此宏大的制度史课题，除先生之外，迨无其人。

先生高度重视司法人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落实与提升，对于程序公正和冤错案件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使刑诉法学成为人权研究的重要一支。在他的论著中和指导学生形成博士论文时，都鲜明贯穿着这样的基本精神。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这一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东西是什么？

陈光中：于公是对国家法治建设事业的忙碌，于私是营造温馨家庭的幸福。

新京报：这一路上，你坚守的东西是什么？

陈光中：我努力坚守的是社会正义、做人良知和做事责任。

新京报：未来的道路，你期望是怎样的？

陈光中：人生难百岁，法治千秋业。我希望有生之年，为国家法治建设事业再作出微薄的贡献。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编辑 曹林华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