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法伯 日本庆应大学全球研究所特聘教授、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他认为，AI只是一种标签，人们总以为AI是无懈可击的，其实并不是。

因为他有很多学生被称为“互联网之父”，所以大卫·法伯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互联网祖父”，他也很开心被人这样称呼。他目前在日本庆应大学“网络文明中心”担任联合主任。他认为，学者、科研工作者不仅要关注网络文明的科技影响，更要聚焦其社会影响。 

做“互联网祖父”比“互联网之父”要容易

新京报：如何看待外界称呼你为“互联网祖父”？

大卫·法伯：我从事互联网的相关研究已经很久很久，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的许多学生成为互联网的重要建设者，当中有一些被称作他们国家的互联网之父，包括美国、日本，所以我就被很多人称为“互联网祖父”。而且在较早的年代，我还参与过日本和中国的互联网连接工作，以帮助其发出电子邮件。坦率地说，做“互联网祖父”比“互联网之父”要容易，不管怎样，我很开心别人这么称呼我。

新京报：你目前在庆应大学“网络文明中心”担任联合主任，能否阐述“网络文明”的内涵？

大卫·法伯：每当社会迎接新技术的浪潮，人们的生活模式都会发生巨大变化，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到来。互联网的出现，让全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沟通交流方式，甚至改变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无疑是一种新文明。学者、科研工作者不仅要关注网络文明的科技影响，更要聚焦其社会影响，而且希望有不同领域的专家能够加入进来。

新京报：在网络科学的教学中，什么是值得特别强调的？

大卫·法伯：当我们在教授计算机科学知识的时候，绝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如何编程、如何架构网站，而是要让年轻人知道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术能对世界和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我乐于告诉年轻人，他们所学的先进技术可以对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带来哪些改变。纯学术的教授是狭隘的。

新京报：亚洲和美国的网络通信发展有何差异？

大卫·法伯：美国的互联网发展起步很早，在计算机和网络建设领域深耕了数十年。但是放眼亚洲，移动通信和移动网络的普及度非常高，比美国和欧洲都要领先。在日本、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把手机作为交流的重要媒介，视频通话也被广泛应用。

国家机构有权治理本土的网络空间

新京报：全球网络空间该由谁来治理？

大卫·法伯：这个议题充满争议。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认为网络空间是不可统治的，这个虚拟世界的沟通模式是复杂而多变的。互联网不像电话通信，电话可以准确地获知通信连接地两个地点，而互联网活动是范围广阔而无法触及的。不同国家的人思维模式、文化背景以及所遵循的法律条例都不尽相同，要去统一管理非常困难。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机构应该尽可能地去为网络空间采取一些它们认为正确的措施，而且国家机构也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去治理本土的网络空间。

新京报：是否有可能制定一个全球适用的网络空间规则？

大卫·法伯：我认为不太可能，或者说是极难达成。暂且不说全球范围，在亚洲或者美洲内部达成网络规则的共识都不容易。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起初我在美国搞科研，近些年来到日本，人们对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认知截然不同，哪怕是看一则广告，两国人的理解也天差地远。

新京报：AI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

大卫·法伯：目前为止，AI只是一种标签，我们距离如何实现真正的智能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还未能制造“智能人类”或“智能大脑”。

AI具备很多优势，而且广泛应用于生活。但AI的可信度值得质疑，它通常会建立一个模块，数据输入以后得出判断，结果往往是不准确的。

同题问答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大卫·法伯：我们正处于互联网大震动时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便携智能设备，也可以说更多可穿戴物品可以和网络互通。

你认为5G时代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大卫·法伯：网络空间将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效率也会进一步加速。

你对未来一年有什么期望？

大卫·法伯：从社会层面来看，希望未来不论是移动电子设备还是移动网络服务，可以变得更加便利，价格变得更低。从专业领域来看，量子计算值得期待，它会在5-10年内带来巨大影响。

记者 陈沁涵 摄影 Susumu Ishito

编辑 倪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