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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文艺的民谣歌手?陈鸿宇有另一面:一点讽刺一点阴暗
新京报 编辑 吴龙珍
2019-10-21 08:57

2019年1月18日00:00,陈鸿宇与好友们一起唱着歌,迈入了三十岁。


因一首《理想三旬》被观众熟知后,“三旬”被社会大众赋予的“成熟”与“成就”内涵,于陈鸿宇身上得到了教科书般的体现——这一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名字就取“三旬”;他在家乡额尔古纳建造了一座独特的房子“众方纪”,实现了自学生时代起就萌生的理想;一个月后的11月23日,他还将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定格人生另一个高光时刻。


陈鸿宇。摄影/德吉


前不久,新京报记者见到了“30岁限定版”的陈鸿宇。当谈起即将到来的、颇具里程碑意义的工体馆演唱会,他淡然地抛出了一套“钉子理论”——在他看来,无论是写歌、盖房还是开演唱会,都如同在人生轨迹中钉钉子,“不钉个钉子在这的话,说不定回头就忘了。所以现在有能力的时候就多做一点作品,能多钉点就多钉点,我也就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了。”


钉子1:北京工人体育馆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一天,陈鸿宇与乐手们相约傍晚6:00,在录音棚为演唱会排练。提前一个小时,他身着黑衣黑裤,背着吉他,裹挟着一股室外的冷空气迈进大门。


在新京报记者面前坐定后,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工体馆演唱会”开始,“ 正好三十了,觉得得留个纪念,玩场大的,把这几年通过演出积攒的一些想法加入进去。”他的想法,坦诚直接。


对于华语音乐人而言,北京工人体育馆是个颇具标杆意义的演出地标,陈鸿宇也认同,“那儿已经有历史发生了,所以仿佛就有一种‘你站上那里也能变成历史’的错觉。”他用了“错觉”来形容这个还未到来的体验,“因为我并没有把这场演出当成一个‘更大的舞台’,反而更接近是30岁的一个纪念。”


而这个“纪念”,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


演出中的陈鸿宇。图源其微博


2015年9月的一天,陈鸿宇和音乐人好友马雨阳在路过工体时被两位粉丝认了出来。


彼时,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还未正式发布,但他已凭借音乐作品小有名气,“以后我也要来开一场,”当天他写下了这么一则微博,像是人生的一处伏笔。


“当时真的不敢想这件事,就是纯开玩笑,但现在好像真的能做一下了。其实实现这个想法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经历的时间长短对一个人而言其实很重要。如果这个时间长度足够科学理性,与这个人的生命周期是顺应的,那么它的发生就会比较自然,站上舞台的时候,就会不悲不喜,不卑不亢;如果太快实现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失速、失常。我觉得,我目前还属于前一种,所以现在并没有太激动。”


说到这里,陈鸿宇又打了个比方:“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想这事儿了,然后到今年年底才能登上去。这就有点像是,你中了五百万,你好高兴,但是十年之后才能领奖,于是你就慢慢适应了这种感觉。十年之后,或许已经通货膨胀了,五百万只值现在的两块钱,只能买一根雪糕。”


钉子2:《理想三旬》


说玄乎点,这是一个自我认可的过程。



首次体育馆演唱会以代表作“理想三旬”命名,似乎是件颇具仪式感的事儿。但陈鸿宇迅速用冷幽默消解了背后的含义,“其实取这个名字,是想着对观众搜到演出票有帮助。”


陈鸿宇首张录音室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封面,收录有《理想三旬》。


引得室内众人一笑后,他又严肃了起来,讲起了他与《理想三旬》的相处之道。如许多音乐人一样,陈鸿宇也经历过一首歌爆红带来的心路起伏。如今,《理想三旬》在网易云音乐上已经拥有超过40万的评论量,它凭借一己之力为歌手本人带来了知名度,也在观众心里烙下了某种刻板印象,“其实我跟它就如两个人相识的过程,刚认识时觉得真棒真开心,然后慢慢的就会发觉对方的缺点。”陈鸿宇在这里又引入了一个比喻。“《理想三旬》开始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但慢慢的,就像许多艺术家或者是音乐人一样,总会觉得自己的成名作不够完美。同时,它也赋予了我‘民谣’这个标签,而我却不把自己定义成‘民谣歌手’。”


不过随着时间的沉淀,陈鸿宇又释然了,“咱说玄乎点,这是一个对自我认可的过程。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首歌就是我真真正正的一部分,它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属性。而且在今年以前,我都说我是独立音乐人,不是民谣歌手,但其实今年我真的认真在考虑‘民谣’这两个字对我的意义。因为观众是特别敏感和倚靠直觉的,他们认可你什么,脑海里就会形成一个标签。而且,现在中国什么是民谣?我其实也挺愿意在之后的音乐里,去真正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钉子3:众乐纪


创业这件事儿,也可以很艺术。



从进入大众视野之始,陈鸿宇就自带“唱作人”之外的另一个头衔——音乐厂牌众乐纪的创始人。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他,十分具备经营与传播头脑。如今,在他的带领下,做民谣合辑,办跨年音乐会,扶植新一代创作人……众乐纪的发展风风火火。


陈鸿宇。摄影/德吉


曾几何时,对于刚刚大学毕业的陈鸿宇而言,写歌唱歌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记录,“相对于音乐二字,我原本更认为众乐纪会成为我的谋生立命之本。”但命运的走向,一向出乎人的意料,“没想到结果反了,音乐反倒成了我的立命之本。现在我在用我自己的音乐,带着公司去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关于创作者的感性与经营者的理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陈鸿宇目前平衡得还不错,“每年出一张专辑,就像年度日记一样,我不会去在意市场评价够不够好听。但是做公司又需要我有一种创业者精神,要尽可能地去考虑市场,考虑商业。”


关于艺术与商业的关系,陈鸿宇又拥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无论什么事儿,如果你能做出纪念感来,做出自己的逻辑价值观来,就都是艺术。包括创业,大家感觉商业跟艺术没什么关系,但我就觉得,如果能做得很漂亮,很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它也会很美。”



钉子4:众方纪


让每一个“孤独家”直面自己的内心。


2019年夏末,呼伦贝尔额尔古纳草原上建立起了一座边长7.7米的纯黑色正方体建筑物。这个陈鸿宇自学生时代萌生的看似“ 不靠谱”的理想,就这么于他出生村庄的郊外,最终实现了。


众方纪。图源众方纪公众号


众方纪是一个黑色方形空间,里面去除了所有人类赖以获取信息的工具:网络、手机、书籍甚至是钟表,但给予了居住者进行输出的载体,纸、笔、钢琴、吉他……众方纪每次只能容纳一人独居,每个来到这里的“孤独家”都将直面自己的内心。


自设计到施工,众方纪利用两年多的时间最终完成,陈鸿宇总在演出间隙飞回家乡,搬搬砖,监监工。他透露,这个项目一共投入了七位数的资金,“因为第一次盖,有很多不可控因素,也花了一些冤枉钱,但总算有房了。”


从《鲁滨逊漂流记》中得到启迪,陈鸿宇希望借由众方纪探讨“ 人与关系”的话题: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独处者,都将在入口的黑色方盒为下一位独处者留下一个“礼物”。作为众方纪的主人,也是第一位独处者,陈鸿宇留下了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在这儿的每个第一念头,都是宝贝。


钉子5:《三旬》


愿和唐映枫的合作,历久弥新。


陈鸿宇热爱游历、探险,寻找更多未知的可能,“重复”不属于他生命中的关键词,在创作上也是如此。但是,通过第三张专辑《与荒野》,他也明白:一味寻求改变并非绝对正确。


“《与荒野》其实写得有点‘飞’,也加入了很多电声乐器。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想尝试的风格都要做一做。但我还是有些忽略了一些音乐本质的东西。比如一些歌是你坐在家里的床上拿木吉他弹唱写出来的,但如果非要把它包装成派对音乐,就会让人觉得拧巴。”


第四张创作专辑《三旬》封面。


经历过些许遗憾的《与荒野》后,第四张专辑《三旬》令陈鸿宇感到满意,他将它看做一个“归纳”。同时,他再度邀请老搭档唐映枫担纲新专辑七分之六的填词工作,“我觉得基本上比较难再找到合作如此默契的伙伴了。我隐隐有种盼望,就是随着两个人的合作越沉淀,我们可以在对作品的理解上时刻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步,希望大家从生活到作品都能够衔接得更紧密一点,历久弥新,成为真正的老搭档。”


对话陈鸿宇


新京报:迈入“三旬”半年有余,你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感悟?


陈鸿宇:首先,《理想三旬》对我而言是一首比较重要的歌曲,同时我也是第一次过30岁,没什么经验,所以很兴奋。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30岁听起来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生关口,这个数字好像就在提醒你,“你二够了,该三一下了。”对我来说,它也有这样的意义。它会提醒我思考,你的人生现在怎么样了?包括好多人都会问你30岁有什么打算?采访里也会问到关于30岁的问题,我觉得这种“灵魂拷问”才是真正会对你产生影响的地方。


新京报:首次站上工体馆舞台开个唱,会设计一些不同寻常的桥段吗?


陈鸿宇:比如?


新京报:比如有些歌手会在里程碑式的个唱中挑战唱跳……


陈鸿宇:(笑)我们公司有人前段时间现场就唱跳了,我看着他的视频,想象了一下,假如是我的话,我估计够呛。我本身就已经挺复杂的,介于理性和感性之间,属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那种,但是唱跳这事它不存在于火焰和海水之间。所以我可能更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跟你的生命一样,有高兴的时候,也有低落和狂躁的时候。同时,我也希望让那些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安静文艺的民谣歌手的观众,也看到我不同的一面,比如一点讽刺,一点阴暗。尤其在大的舞台上,声光电的配合就会把我的这一面更加爆发出来。


新京报:淡定如你,在演出之前会有紧张情绪吗?


陈鸿宇:会,心脏会怦怦跳,然后想上厕所,手心发凉,出汗。基本现在每场我自己的专场演出之前,我都会这样。然后在登台开口唱完第一句歌的时候,这些状态就会很神奇的立刻消失了。所以我每一场的第一句歌往往都是风险最大的,只要那一句之后就没问题了。


新京报:许多人认为“民谣热”已经过去了,你觉得整个音乐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对你本身的创作产生影响吗?


陈鸿宇:我没有精确地判断过,但是在所谓的市场,或者说粉丝量上,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但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今年我深刻意识到,所有音乐类型的存在都有必要性,都有它们的受众。作为音乐人,最关键的是你要怎么去把自己和这种必要性联系起来,或者说是在必要性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新京报:在工体馆演唱会举办后,还有什么计划要实施吗?


陈鸿宇:明年上半年我准备弄个房车,带几个音乐方面的朋友来一个公路之旅。这是一个纯粹的公路之旅,没有宣传或演出目的,看看能否带来一些像你说的唱跳的灵感。如果中途有即兴创作诞生,就记录下来,没有的话就当成一次旅行。


采写 新京报记者杨畅

编辑 吴龙珍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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