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6月16日，星期三，伦敦陷入了烈日的烤晒之中，最高温度达到32.5摄氏度，但这在当地是一个破纪录的温度。那年夏天，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炎热的夏天之一。承载了两百多万名伦敦居民的污水和排泄物的泰晤士河及周边地区“臭气熏天”，持续的高温令恶臭不断加剧，这便是伦敦历史上最为出名的“暗黑史”之一——大恶臭（The Great Stink）。

1858年伦敦的夏天，因为天气酷热导致泰晤士河恶臭熏天，成为史上最为有名的“大恶臭”（The Great Stink）。

维多利亚时代，原本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它的传奇和历史，吸引着无数作家、学者竞相讲述。但在1858年的酷夏，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发现了在大恶臭背景之下英国更为复杂的剖面。1858年，似乎并不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但事实上，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年，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来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阿什顿——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文学的荣退教授，以恶臭的泰晤士河和伦敦污水系统为切口，结合当年通过的《泰晤士河净化法案》、《医疗法》和《离婚法》等多种法案的产生过程，讲述了狄更斯、达尔文和时任财政大臣迪斯累里在那一年丰富而曲折的经历。

“大恶臭”为何爆发？伦敦的这段“暗黑史”，有哪些经验教训以供借鉴？遭遇了“中年危机”的文学巨匠狄更斯、科学巨擘达尔文和政界翘楚迪斯累里等人，又是否能够扭转命运？我们又该如何阅读和写作微观史？

近日，资深英国文化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与《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乔修峰，以“1858·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至暗时刻’”为题，就英国史、伦敦史以及微观史写作等问题展开，探讨了1858年伦敦那个酷夏发生的一些历史过往。

资深英国文化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左）与《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乔修峰（右）。

高温使得泰晤士河污染状况尤为突出

在19世纪中期之前，泰晤士河的污染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在1850年至1858年这近十年间，泰晤士河的污染更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乔修峰提到，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伦敦人口的快速扩张，“在18世纪早期，伦敦人口有50万人左右；，到19世纪初，人口在100万左右；但到1858年，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50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快速扩张，一个非常直接的表现就是市政建设的落后。

乔修峰说，这种落后，不仅包括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19世纪的贫民窟，也引发了大量的环境和卫生问题。事实上，19世纪的英国，正处在一个“改进”的时代。当时英国家庭的排泄物主要通过化粪池，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化粪池的处理往往并不及时，造成了伦敦市区气味难闻。在此种背景之下，英国卫生改革家查德威克主张使用抽水马桶，而这直接令伦敦的用水量翻了一番。更为可怕的是，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都经由下水道直通泰晤士河，加重了河水的污染程度。

《大恶臭：1858伦敦酷夏》，(英) 罗斯玛丽·阿什顿 著，乔修峰 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版。

高温的到来，使得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显得尤为突出。1858年夏天，英国迎来全国性的高温。在这个夏天，恶臭弥漫于伦敦城。《大恶臭》一书的作者，罗斯玛丽·阿什顿从这个事件入手，再现了这年夏天发生的故事。在书中，阿什顿提到6月16日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罗瑟希德背阴处最高气温达到了94.5华氏度（35摄氏度）。

维多利亚女王顶着高温和恶臭，参观了热门景观——布鲁内尔的“大东方号”，但在6月26日写给女儿维琪的信中，她提到：“泰晤士河臭得要命，差点没把我们毒死。”《笨拙周报》在7月3日提供了一份《消暑良方》：“不要再看议会辩论记录，尽量保持凉爽……远离蜡烛店……拒绝公共宴会……宁肯多走一半的路，也不要坐烤箱似的公共马车，否则会被烤熟……在这个大脑冒泡、全身关节烤得通红的天气里……穿着老式靴子……和紧身衣，太遭罪了。”

主持人黄珊珊对这一背景进行补充，虽然当时令伦敦人难以忍受的酷热只有32摄氏度左右，这在气温动辄达到四十摄氏度高温的今天似乎很难想象。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三十余摄氏度已经是极高的气温——那个年代没有空调、电扇，英国人还一向有穿着正装的习惯。黄珊珊说，书中讲到了一些例子，比如有一个人去警察局报案，但接待人员认为他没有穿正式的外套，因此拒绝接待；在六七月份的法庭中，律师向法官请求摘下假发。除此之外，炎热的夏天还让伦敦人脾气暴躁。

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作为物种起源理论创始人亮相

在《大恶臭》的序言中，陆建德提到，1858年的泰晤士河大恶臭对伦敦乃至工业革命敲起警钟，环保意识正是通过类似的丑闻逐渐产生和加强。事发后，英国议会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调查委员会，审批治污方案，于8月20日通过《泰晤士河净化法案》。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胜出，他沿泰晤士河在地下拦截污水，又建造了专门通道把污水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

伦敦昂贵的下水道工程局部，Crossness泵站。

同时，陆建德认为，这场伦敦的高温，促使政府立法启动下水道改造。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年来，泰晤士河的综合治理未曾间断。反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苏州河也因生活和工业污水的肆意排放而以黑臭著称，经过二三十年的截污治污以及河道疏浚，苏州河水质改善，鱼类群落渐渐恢复，两岸已没有异味。但是，全国总体水质下降的趋势是否根本扭转？城市下水管道的铺设是否跟得上建造高楼的热潮？在他看来，我国的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在1858年的夏天，不只有泰晤士河的恶臭。除了这件事以外，阿什顿还观察到了这一年5月到8月期间的诸多事件，譬如达尔文在这一年的六月写信向英国植物地理学家约瑟夫·胡克求教，同时收到了华莱士寄来的信和论文，这促使他迅速写出了便于阅读的单卷本《物种起源》。而狄更斯、迪斯累里也跟达尔文一样，在危机中收获了成功，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人物——在这一年的夏天，狄更斯遭遇了婚姻破裂，并和萨克雷发生了一场冲突。

在活动现场，陆建德特意讲了达尔文和华莱士之间的故事。1858年，达尔文收到了当时正在东南亚做调查研究的华莱士的信和论文，他发现华莱士这篇不过几千字的论文中所描述的学术观点与自己的研究成果十分相似，甚至其中所使用的术语同自己手稿中一些章节的标题一模一样——而这意味着论文一经发表，华莱士将成为第一个提出物种起源理论的人。

达尔文已经为物种起源学说准备了20年，而当时华莱士还是一个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大名气。好在，这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学术争端，在两人的沟通和协调之下得以消弭，两人决定在林奈学会（Linnaean Society）同时公布各自的理论与观点，共同作为物种起源理论的创始人亮相，最终成功化解了原本可能会出现在那个酷暑的一场危机，也被传为一段佳话。陆建德认为，这正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精神，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独特魅力。

游荡在伦敦泰晤士河上收割生命的死神。

那么，微观史写作如何成为可能呢？陆建德提到，罗斯玛丽·阿什顿在写作《大恶臭》一书时，使用了四五十种19世纪的报刊。在过去，19世纪的报刊并没有电子化，因此找到这些资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但现在，报刊资料的电子化，让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资料的检索搜集，这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也是支持阿什顿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先决条件。

陆建德补充说，英国的档案史料储存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晚清时期中国从英国购买的船只，现在仍然可以在英国查询到详细的资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图书馆学习。只有这个机制做好，才会有一个比较充实的基础，才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研究。

作者 | 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