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圣诞节，雅仪姑婆从香港寄来一封信，作为圣诞节礼物。信里是几年前她来探亲时合的影，照片里的她和爷爷站在一起，精神矍铄，背后是昏暗的屋子，空荡荡的。她说，四十年前，她看到这间屋子时，也是空空的。
雅仪晃悠悠地走下船。那艘用来承载一家希望的破旧木船没有带回一船的喜悦，反倒捎回个人。
她站在河岸边，无袖深色碎花的汗衫，亚麻料宽松的薄长裤，正适合炎热多雨的热带季风气候，典型的七十年代马来西亚穿着。但在中国闽南的渔村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毕竟当时，两条白花花的臂膊直接这么露出，还是太过出格的。
郑雅仪从厦门来，准确地说，是从马来西亚来的。早先祖上是福建人，当年抓壮丁，她父亲带着一大家子跑到马来西亚做生意。一九六九年，马来西亚排华运动爆发，马来华人损失惨重。她东逃西躲，实在找不到安身之所，于一九七三年回国。哪知这时的中国也深陷浩劫之中，在厦门寄居几年之后，又乘渔船，经过鼓浪屿，躲过厦门与金门间的炮火，往乡下的本家来。
雅仪站在鱼腥味中，好像是被熏晕了，她不知道该往哪走。尤其是那些看惯烈日和波光粼粼而变得锋利炙热的目光，更把她钉在原地无法动弹。她想要去灰磘尾25号，去郭石寮家，去她母舅家。
郭石寮家在灰磘尾25号，很穷。
院门在风中摇曳，木门上满是坑坑洼洼的小洞，像是小孩用石子砸在上面，好在没有鸟屎。长石条做底，黄漆墙面，只有一层的矮平屋，一团杂草蜷在墙根。风吹过，草夹着花骨碌碌地滚过去，是大红花，在马来西亚很常见的花，马来华人都这么叫。雅仪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那她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一路问过去啊。”
“可是她又不会闽南语。”
“她有照片，她爸给她的，她爷爷，就是你太爷爷的照片。”
“哦...接着讲接着讲。”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侄女，郭家很愁苦。一个家，两个大人，九个孩子，三天两头靠喝水度日。今年田里收成不好，种出来的稻子又干又瘪，只能自己吃。郭家不是捕鱼的，只能赶赶潮，天热得河泥都快干了，河蟹都不知道钻哪去。剩的是空肚子，哪来多的口粮啊。郭家人为难地看着这个衣着怪异的女孩子，尴尬地不出声。
突然，小儿子的肚子咕咕地响起来，黝黑的脸突然红了起来。雅仪忽然嫌弃自己的存在和考虑不周，眼眶唰地红起来。正要出声，舅母上前一步，拉起雅仪的手，“没事。既然来了，就住下吧，看这孩子怪可怜的，一路上没少受罪吧。”郭糠仔心疼地说。剩下其他的孩子面面相觑。
雅仪从此住下，只是会住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自从多了一个大姐姐之后，郭家的小孩都变了。比如，吃饭时碗里的稀粥变得更少了，吃饭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了，从前饭桌上只要一转头，碗里的饭就会少掉一半，现在个个乖巧地抱着碗，埋头吃饭。舅母不让雅仪干活儿，她也不会做。她上的是大学，学的是知识，一双手是握笔握出的茧子，不会干农活。每当她想学锄地，舅舅就抢走她手里的锄头，叫她去大树下乘凉。这时孩子们就会投去羡慕的目光。
对于这个大姐姐，孩子们在羡慕的同时，更多的是敬佩。敬佩她识字，敬佩她会说洋话，敬佩她写得一手好字。雅仪没有活干，只能在村子里四处逛，以至于全村人都知道了：郭二家来了个傻大妞，整天不干活，只会逛大街。偶尔在大树下看书，孩子们都围过来，雅仪就教他们学字，讲几句英文。
“所以，爷爷只会讲的那句‘菜拿啊（China）’是她教的吗？”
“是啊。”
雅仪在郭家住了一年零三个月。那年冬天，一直以来生活在热带的雅仪被冻得不行，双手生冻疮，痒得不得了，连笔都握不住了。郭家没钱买药，一般都忍着疼痛，用一双红肿的手度过整个冬天。雅仪就不行了。但她没敢吭声，直到一天翻书时，小儿子看到她比以往粗了一圈的手指，马上明白。
晚上，小儿子捧着热乎乎的地瓜，小跑到雅仪房间。寂静的夜里，烤地瓜的香气愈发的诱人。铿铿铿，门开了。“姐，这地瓜给你，捂一捂，手就没那么疼了。”说完噔噔噔地跑走。雅仪捧着地瓜，暖流从手里流到心里。第二天，村里种地瓜的老陈扛着锄头，看着田里少掉的地瓜和杂乱的脚印，骂骂咧咧，气得直跳脚。
一九七六年，中国结束了混乱的十年。雅仪要回厦门去了。临走前，她把箱子里的书当作全数留给孩子们，作为对郭家这一年多照顾的感谢。但雅仪的离开没有给郭家多挤几口粮。孩子越长越大，日子越来越紧巴。邻居家放了几天馊掉的饭拿来，就水喝下，还不能饱。
一九七九年，小儿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碰巧雅仪要到香港去，她托人传话说，她在厦门有个姐夫做石油生意，让小侄子认他做干爸，这样也不会断了联系。
后来，郭家渐渐富裕起来，雅仪也时不时寄来贺卡。
年前，母亲给雅仪姑婆发微信：“谢谢姑婆，您送的礼物很有价值，圣诞节快乐！”
记叙文组 作者：郭艺桢 作品ID ：100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