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某些时刻，会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每一次提起，都会在记忆中凿下不同的痕迹。1919年5月4日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尽管那天发生的事件，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常识。但由于我们对它太过熟悉，以至于这个时刻可以很容易地被简单压缩成几句话：代表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名学生，在那天下午走上街头。他们手持标语，抗议主持巴黎和会的列强违背公理至上的承诺，将山东利权出卖给长久以来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恶邻日本。当前往外国使馆的路被警察阻断后，学生们满腔义愤，冲向他们认定是卖国罪魁曹汝霖的私宅。他们破窗而入，捣毁家具，焚烧曹宅，并对恰好在曹家做客的另一名亲日派官员章宗祥饱以老拳。警察对学生的抓捕行动非但没能终止这场运动，反而让回响迅速传遍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的电报如暴雪袭来，各地院校的学生们都扛起爱国大旗，更串联起工商各界团体同仇敌忾。在国内汹汹示威浪潮的鼓舞与震慑下，最终，6月28日巴黎和会落幕那天，中国代表团选择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胜利达成了。

上面这段话或许足以概括大多数人眼中的五四运动。但就像卷轴画上的题签，尽管作者、画名让人一目了然，但也不过是历史仓库中的一个物品而已，就算它摆放的位置非常显眼，也时时被取出拂拭，但如果不将它展开，那么描绘在画卷上的那些曾经鲜活的过往，便永远不会呈现在后世的面前。而后世也同样不会知道，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常识以外，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赋予了中国人一种全球性的世界。从杜威、罗素，到克鲁泡特金、考茨基，再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这些当时全球最新的思想观念已经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专利，而成为了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开谈论、发表见解的公共话题。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每日推送一位五四人物，敬请关注。

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拍摄的一帧照片，刚好就是这幅画卷中的一个片段。五四运动爆发时，这位美国社会学家刚好就在北京，用他那架笨重的老式照相机捕捉到了不少瞬间。其中的一个瞬间是民众聚集在青年会大楼门前聆听学生演讲。如果从既有常识的角度来看，这幅照片拍摄得并不成功，作为五四主角的学生几乎被淹没在人潮中，看不清面貌，占据照片主体的却是那些惯常被作为背景的围观者们，而且照片上的大多数人都用后脑勺对着镜头。但耐人寻味之处，恰恰也在这里——在照片中心位置的一个后脑勺上，分明垂着一条辫子。考虑到民国肇建已历八载，而北京又是共和国的政治中心，这条辫子在这里出现得很不合时宜。况且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洗雪国耻，而被文明国家讥为“猪尾巴”的辫子，正是落后愚昧的国耻象征。但它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场运动的中心，而它的主人凝神聆听的，正是自诩站在时代前沿的青年学生要求他们摆脱落后愚昧，自立自强的激昂宣讲。

不能不说，这幅场景充满了不合常识的矛盾之处。惯常的印象是，被五四运动吸引过来的应该是那些新潮人士，至于拖着辫子的守旧派，即使不会暗声诅咒，也要避之不及。但照片不会说谎。这条不合时宜的辫子的存在，至少表明了一点，一个在外表上因循守旧的人，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到这场标志着新时代开端的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中，他不是“一类人”，而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判断。在这场运动中，他选择站在人群中，拖着辫子聆听那名学生宣讲这场运动的意义和目标，哪怕他的辫子也是这场运动攻击的目标之一。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门前宣讲的北大学生与听众，1919年6月。请注意照片中心靠右位置上那个垂着辫子的背影。事实上，留着辫子的听众一共有两人。西德尼·甘博/摄

运动背景的旁观者表现出了自己作为独立自我的个性，那么这场运动的主角呢？他们的面目似乎更加整齐划一。提到这些人，立刻浮现在眼前的，当然是挥舞的旗帜和高呼的口号，还有协同一致的义愤表情。从整体来看，这种印象并无差错。一位叫陈其樵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及至赵家楼曹汝霖宅门口，人心愈激昂，大声骂：‘卖国贼曹汝霖该死！’‘杀曹汝霖！’各校代表预言：到曹贼门首持卖国贼旗，投掷其宅内以辱之。于是白旗乱飞，且杂以砖石，怒骂之声直冲云霄”。

但在慷慨激昂的群像之中，陈其樵却也有着自己的感受。他那天正在种痘发烧，原本的计划是听完国民大会的演说后便返回学校。但“后见演说已完，各校学生人手一旗，将为游街之举。自度体力尚可步行十里”，才向同学要了一面写着“还我青岛”的白旗，同大队一起游行。尽管他同样参与了捣毁曹宅、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但在“捣毁正凶”时，他却和另一位同学绕道去了另一位朋友家，之后回到大学公寓吃饭。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以烧未大好，吃鸡子一个”。

发烧这种个人感受，在整场运动中当然无关宏旨。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发烧却让陈其樵不得不在回寓休息和参加运动之间进行选择。可以想象到在高呼口号的人群中，有一个脸烧得绯红的人正强撑身体跟着大队一起行进——但并没有人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尽管许多当事人的记述都指出，这场运动在前一天晚上曾经开会商讨组织，发起动员，但陈其樵的发烧体验却让我们意识到，这并非是一场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军，而是由一个个有着自我感受的个人，在自我意识的指引下，自觉参与其中的自发行动。就像另一位参加者王统照回忆当时的自己那样“我随同校众散步般地到达集合地点，在各校白布旗帜下，三五成群，有的晒太阳，有的互谈闲话，一眼看去，不像有何重大事件快要发生的景象”。

1919 年5月7 日，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被释放返校。

甚至这些参与者的面孔也并非一派青春年少。当时在场的北京《晨报》记者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位老叟，当步军统领李长泰质疑学生们的示威运动会采取野蛮行动时，这位老叟“厉声”回答道：“我们赤手空拳，哪里有野蛮的事？”学生们也齐声高呼回应这位老叟的说法：“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

甘博照片中不合时宜垂着辫子的听众、发烧未退仍勉力参加游行的陈其樵、散步般抵达集会现场的王统照，以及厉声反驳步军统领阻拦学生运动的无名老叟。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他们只是五四运动洪流中四滴微不足道的水滴而已，有的人甚至连姓名都无从知晓。但一如汪洋由无数的水滴组成，他们也是“五四”这幅长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走上台来，加入其中，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忧虑。每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正是这一共同点将他们共同描绘在这幅画卷上，赋予了这场运动以丰富的生命力和意义。

这些充满自我经历体验鲜活的面容吸引着人们去展开这幅长卷，从封面枯燥的题签骨架之下发现一个血肉丰满的时代，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淹没在人山人海中一个可有可无的面孔。这些人以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鲜活的面貌（也可能是后脑勺）表达了一个理固宜然，却又被常常忽视的观点：在这场运动之中，在这里经历和见证一切的人，是我自己。

“天安门的杰阁巍峨，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在春光明丽的广场前，聚集着这个祖国的大群愠怒的儿女，阖城数千个各大中学校青年学子，发出震天的吼声！”

对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来说，能身在北京，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一如北高师的学生于力充满激情的描述一样，北京既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也聚集了代表国际势力的各国使馆，同时也坐落着举国闻名的高等学府。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碰撞势必会激发出戏剧性的高潮。广场前的怒吼由此成为了引爆这场运动的导火索。北京是体现五四运动中“我见”的最佳处所。就像甘博照片中的那些围拢在学生四周的听众一样，只要身在这座城市，基本上就不会缺席目击这一历史时刻。

孟宪彝是一名国会参议员，他的身份自然不允许其加入到这场学生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中。但就在那天午后，他路过前门大街前往大栅栏的时候，“见学生数千人横路，不能行，以赴各使馆，声说日人不交还青岛，各手执一小旗，书‘索还青岛，讨卖国贼’字样”。当天晚上，他就听闻了学生痛殴章宗祥，火烧曹宅的消息。对前清末代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来说，民国“新朝”发生的任何事件，本来与这位前朝遗老早已毫无瓜葛。但他还是在自己每日流水账一般记录宴游访友的日记中，罕见地写下了自己对这场运动的观感：“昨日午后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

当学生们攻入曹宅时，21岁的郑振铎正在睡午觉。他就读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并不是参与五四运动的院校之一。但他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直接目击者。午睡刚醒，他就听见有人在喊外面失火了，“我起来，跑到一个空场上去看。空场的一角是个‘巡警格子’，浓黑的烟中，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他也看到了“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地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次日，他从报纸上得知，昨天看到的，正是五四运动中最具戏剧性的“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一座《顺天时报》的报刊亭，人们正在看报。五四运动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些贴在木牌子上的新鲜出炉的报纸。

有如此极富戏剧性且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幕，也就不必惊讶留存至今的绝大多数私人记述，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或多或少都会以北京作为开端。亲历者们也不吝文墨，将最详尽的记述投向这座五四运动的中心圣地。但五四运动并非是局限于北京一地的孤立事件。它更像是投入池塘中的一块石头，激起的圈圈涟漪扩散到全国各地。即使是那些不在场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视角去亲眼见证这场运动。

“为青岛交涉，学界风潮极烈，有死事者。上海演说会集至十余万人。蔡孑民校长前因北京学生风潮，辞职远去。报界攻讦政府。”

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的胡景翼，不可能亲眼目睹发端于北京的五四运动，甚者，他连大门都无法迈出一步。这位曾在辛亥革命中率众起义的革命党人，如今已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囚徒，被软禁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西安八家巷督军公署的楼上。但他仍能见证这场运动的进展过程，尽管此时距离五四运动爆发已经过去了足足25天。

胡景翼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见证者”，靠的正是他手中获得的一份《益世报》。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一场报纸掀起的宣传革命。北京的学生们正是看到5月2日《晨报》上林长民的评论文章，在篇末“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无亡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的呼号耸动之下，才踏上了示威抗议之路的。而将北京五月四日发生的事件传遍全国，也端赖报章之力。

五四运动爆发的次日，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就已经刊出了整场运动的全过程。其他各省的报纸，也纷纷刊载转登关于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5月6日，长春的《盛京时报》就以“国民愤恨外交失败”为题，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四川影响力最大的《国民公报》，在5月8日以“外交界最近之大黑幕”报道了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次日，又刊载了北京学生焚毁曹宅的事件。5月10日，河南的《河声日报》也刊发了北京学生示威被捕的消息，号召各校学生“以为北京学生后援”。

五四运动当天学生游行路线示意图。（地图来源为1914年天津中东石印局《北京地图》）

湖南的媒体尽管在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胁迫下禁止刊登挑动学生激进情绪的报道，但湖南《大公报》仍然在5月9日以“北京学生界与山东问题”为题，报道了五四运动的消息。一名叫周世钊的青年教师对消息传来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得是5月9日上午第二堂课后，我从课堂出来走到办公室，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在高声念当天报纸上的专电和快信：‘4日下午1时，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学界的大示威’”。在湖北一座偏远的县城浠水，正在旧制中学读书的徐又俊从一位前来宣传的学生躲躲闪闪的行囊里，看到了刊载五四运动的杂志《学生潮》。

到1919年6月，除了那些风气极端闭塞的偏远山村之外，要想在任何一座有报纸刊行的小城里，找到一位对正在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可以说难上加难。而在这些地方，五四运动也以当地的形式上演。尽管示威、游行、抗议和抵制日货这些运动标配，让各地涌动的五四运动潮流，看起来更像是北京学生运动的微缩版。但无法否认，比起北京这样在政治和文化上得风气之先的都会来说，遍布全国各地的县城里想要掀起一场这样的运动，需要付出的勇气更多，面临的压力和威胁也更大。

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浙江温州在当时只是一座港口小城，但王中权和她的同学们像京沪的运动前辈一样走上街头时，面对的却并非易于用话语和激情打动的文明警察，而是“全身武装的兵士，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口对准我们作欲放的模样”。而在广州，枪杆子可绝非恫吓威胁的摆设。走在游行队列中，向贩卖日货的先施公司进发的慕黎英文专科学校学生郑彦范，刚到楼下，就听到“楼上响起向我们的枪声”。紧接着，从长堤东西两端来了“许多荷枪实弹、上起刺刀的警察，声势汹汹，如临大敌，团团围住我们”。当游行大队试图用理论说服这些警察时，警察们上起了子弹，指向学生。一场暴力冲突开始了：

“我们不甘示弱，除执旗帜的均赤手空拳与他们搏斗，夺了他们一支长枪（闻系工专学生，姓名不详），但我们则被刺伤多人，血溅衣衫的有数人。我们为了急救受伤者，就把流血的同学抬进先施公司的玻璃式柜上敷药，并填了伤格。”

接下来事态变得更加凶险，先施公司外面的铁闸突然被关闭，将伤员和学生们三百余人都困在里面。郑彦范和同学们在伤痛和饥饿中熬过漫长黑夜，靠高呼口号和唱歌来维持士气。但黎明到来时，他们等来的却是大队武装警察，他们“从正中的楼梯冲下来，先行夺回他们的长枪，然后搜集该公司所有的扫把和木棍，各执一件，分头向我们冲击”，对这些煎熬一夜、疲惫不堪的学生们一顿踢打。

尽管在汹汹舆情下，警察厅长魏邦平最终同意将这些伤痕累累的学生全部释放，但广州事件已经成为五四运动中最酷烈血腥的一页。这起事件几乎没有吸引到历史学家的注意，关于它的记述也寥寥无几，不足北京“火烧赵家楼”记述的一个零头。但郑彦范还是将她亲眼目睹的一切详尽地记录下来。她甚至还参与了一个未能践行的秘密计划：“我记得曾参加过少数同学的秘密会议，商量制造炸弹来行刺魏邦平。”——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冲突事件，不仅会铭印在亲历者的瞳孔里，更会深深刻进脑髓中，随着自己在20世纪纷至沓来的一波波时代洪流中穿行，这些亲眼见证的经历，也会被涂上记忆的颜色。

如果记忆是有色彩的，那么对今天的人来说，五四运动的记忆应该是红色，是焚烧仇货的烈焰的火红和胸中澎湃热血的殷红。但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究竟哪种颜色才是它真实的本色。却值得思忖。时间并不是一针吐真剂，它未必会让记述者将沉淀在记忆中的真相吐露出来。很多时候，在时间长河里搅起沉淀的记忆，反而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模糊。

不妨就从烈焰的火红谈起。“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也是最令人热血激荡的沸点。从这起事件成为历史的那一刻开始，就在不同人的记述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亲历其事的陈其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众人正肆力捣毁之际，忽见宅内火起。巡警大呼：‘火起，请学生速整队归去！’”另一位叫冯克书的学生，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也提到“方群打章宗祥时，忽然屋中火起，少息，而步兵、马队、警察、消防队星罗齐集，学生遂各散去”。《晨报》在次日刊登的报道中，也称“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惟闻房屋仅毁一部分”。最初的亲历者和新闻报道，都认为这是一场难以判定的火灾事故。

但6月出版的一本名为《章宗祥》的小册子，却开列了三种起火原因：“一、谓学生放火；二、曹氏家人自行放火，希图抢掠财物；三、打破电灯因而起火”。这本小册子尽管对被学生视为卖国贼加以痛殴的章宗祥极尽丑诋，但也倾向于“打破电灯因而起火”的说法“庶乎近理”。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意外。而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引领者所创办的《每周评论》，则将纵火的嫌疑指向曹汝霖的家人，“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另一本支持学生运动的小册子《青岛潮》则言之凿凿地将火灾指为曹汝霖授意下的一场阴谋：“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愤计”。但无论是意外失火，还是曹汝霖的诡计，亲历者和同情学生的一方都在洗脱学生放火的嫌疑——这至少说明，在事件发生时，参与者们仍然希望将痛殴卖国贼的正义之举和纵火烧毁私人住宅这样的非理性行为进行切割。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历者的个人记忆却走上歧途岔径。杨晦是当年攻入曹宅的参与者之一，在四十年后的回忆中，他坚持是曹家自己放火，“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但他是多年后唯一一名声称自己记得是曹汝霖阴谋放火的人。有些人则表现出对“火烧赵家楼”的忧虑。身在游行行列中的毛子水，在听说“有人放火，又听说曾用手杖打过躺在地上的人”，便“心里觉得不十分愉快，亦便独自离开”。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傅斯年，也将火烧曹宅视为一种不理性的行为，而在事件后主动卸下了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责任。但其他的人则一反事发后的态度，大都坦承火是学生自己放的。而放火的动机、方式和纵火者，却言人人殊。

参与游行的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学生。

历史学者周策纵和陈平原都分别在各自的论著中胪列了不同亲历者对放火的回忆并且加以考证，但仍有必要在这里蕞举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记忆。被后世认为第一个闯入曹宅的匡互生，在六年后的回忆中表示，同学放火，是“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藉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另一名学生朱一鹗则声称学生们纵火的原因是出于仇富的心理：“见曹宅陈设富丽，灿烂夺目，无非由卖国来的金钱置备，遂把他烧掉，以泄公愤”。陈友生则将闯入曹宅的学生们称为“预备牺牲的激烈分子”，这些人“遍寻不见卖国之贼”，于是便“在西院放火以毁恶巢”。

至于纵火的方式，汪崇屛的记忆中，是一群人“进入屋内，将保险柜打开，里面有许多股票，都拿出来烧了”，由此引发大火。范云则回忆道，“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自诩为“五四运动之正规军”的景学铸，则从兵法“攻其不备”的角度，将焚烧曹宅称之为“意外之收获”。他虽然与范云在纵火方式上所记相同，但评价却颇多遗憾“学生们打人放火，究属外行，故所毁曹宅仅有数间”，言下对这名学生们指认的卖国贼所遭受的损失意犹未尽。另外两个人的回忆，则暗示纵火并非临时起兴，而是早有预谋。萧劳对亲眼目睹的纵火预谋的记忆栩栩如生，犹如一部跟随镜头徐徐放映的谍战片：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浇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

俞劲的回忆则指出，纵火的想法早在前往曹宅的路上就已经计划妥当。走在他旁边的“某君”，要他“快跑去买盒火柴”：

“我知道他不吸烟，干么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在之后，另一位参与者在回忆中指出，这位早在抵达曹宅前就已做好纵火准备的“某君”，就是在六年后的回忆中声称学生是因为遍寻不见曹、陆、章三名卖国贼，才纵火泄一时之忿的匡互生。

周策纵的皇皇巨著《五四运动史》尽管撰写于半个多世纪前，但仍然是研究五四运动的经典之作。周策纵在谈到他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时指出：“ ‘五四’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煞事实；或夸张减料，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有鉴于此，我决定大量采用当事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资料，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记忆仿佛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它以自己真实的经历为食，但却并不能将原原本本的所见所闻消化吸收，由此生发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非是非非的传奇。以至于从中复原出细节的真相，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记忆，原本的模样真的如此重要吗？记忆虽然脱胎于亲身经历的真实，但当它从母体中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会随着记忆者本身的经历和观念的变化而一次次地加以重塑。记忆本身也会成长，直到它变得让记忆者本人也深信不疑。

当记忆的潮水涌来，沉淀的过往碎片在时间长河里被打捞出来，需要拼成一个个故事时，那些因各式各样的原因而遗忘（或刻意失落）的部分，自然会被记忆者用日后的经验和观念替代，重新黏合起来。就像匡互生和杨晦，在日后愈行激切，走上了革命之路，五四运动对他们来说，是未来革命事业的预演，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释放爆发，从而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根基。所以，“火烧赵家楼”的记忆，才会让他们甘之如饴；而对傅斯年和毛子水这样思想史中的践行者和思考者来说，他们之所以对“火烧赵家楼”感到质疑和不安。是因为他们将五四视为一次对中国整体社会文化的内省与反思——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与冲突，国家与个人的疏离与融合，20世纪最重要的主题都在这次运动中酣畅淋漓地释放出来，如何因应这股注定到来的时代潮流，都取决于对这场运动如何理解。而理解的前提，就是记忆。

因此，不能轻易地将某个人的记忆奉为独一无二的真相，而其他人与之不同的记忆就是谎言。因为每个人的记忆内部都仍然会保存着那份最初经历时的基因。这一基因，正是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在那场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自我。那些纷繁多样的记忆，恰恰是因为这场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历史事件已经融入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当中。

这一切之所以从可能成为必然，都是从一百年前的那个漫长的午后开始的——我在那里；我见证了发生的一切；我也记得，这场运动是如何改变了我和这个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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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每日推送一位五四人物，敬请关注。

作者：李夏恩

编辑：走走；小盐；沈河西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