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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共读 陪孩子成长之路上的独行与同行
新京报 记者 孔雪 编辑 王晓琳
2017-06-03 02:30

  《寻找有意义的教育》

  在当代中国,与“育儿”最紧密相关的一个词莫过于“焦虑”。70后、80后的新一代的年轻父母们,伴随着近十多年来绘本及亲子共读的理念引入国内,焦虑着如何从不断涌入童书市场的新书中沙里淘金,也焦虑着如何在亲子共读中构建理想的亲子关系。以积极的视角来看,这种焦虑背后,有对于传统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反思,有对教学相长这一古老教育理念的延展,也有新一代父母自我成长意识的萌芽。

  焦虑是起点,新一代中国父母陪孩子成长的旅程已开始。其间需独立探索与自省的独行,也需与他人彼此支持、共生的同行。同时,公共空间的集体共读拓展着当代儿童阅读的方式,让这条陪伴孩子成长的路途更广阔而坚实。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在阅读、成长的道路上,每一位父母都是要独自前行的。

  蔡朝阳

  资深奶爸,独立教师,

  图书策划人

  父母的觉醒

  新一代父母有了思考做父母这件事的理性

  新京报:你的书和教育理念中有一个很鲜明的关怀,公民教育,但这一点也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家长的教育理念中,尤其是在家庭教育中比较模糊的。家长可能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亲子教育中把孩子也当做未来的“小公民”来教育。如何协调公民教育和亲子教育的关系?

  蔡朝阳:确实,在家庭内部,我不会采用“公民教育”这种说法,因为公民教育是面向公众的,而家庭教育很多时候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但其中有一点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是他成为一个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自由的孩子。在家庭内部,也需要建立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家庭关系。父母之间是这样,对孩子也需要这样。

  童年作为一个漫长的准备期,最重要的是呵护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好奇、自由意志,以便于他们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他们的自我,从而获得成长的最深沉的助力。这些年来,因为对儿童的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觉得儿童教育的重要,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教育追求是以孩子为主要对象的。当前,国人在家庭教育中,还有很多误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成年人的意志,取代孩子的感受。

《汤姆的小妹妹》

  新京报:比如人们总觉得亲子共读是家长花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但你一直强调的另一点是亲子共读中,孩子可以教给大人们很多事。

  蔡朝阳:亲子共读,对父母而言,是享受,也是自我审视,重新成长。这一点我有深切的认识。我在孩子的成长中,看到了很多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的秘密,如果不成为父亲,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常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孩子是成人之父”,也曾写过文章说,育儿是一次自我疗愈的旅程。

  因为亲子共读,我发现了很多孩子认知世界的奥秘。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菜虫在两周岁不到时还不识字,但已经会说话了。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本绘本,然后一边翻看一边嘴里念念有词。我惊讶地走过去,发现他念的,跟绘本上写的字一模一样,就像他认识每一个字一样。瞬间我就明白了,这个绘本我给他念过很多次,每次他都听得很专注,于是全部记在脑子里,就在这一天,他终于重述了一遍,甚至连语气都跟我之前的讲述一模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深深被孩子的学习能力震撼到。也因为这件事,我更加坚信,这个被我塑造的孩子,同时也全然重塑了我对儿童教育的理解。

  新京报:在国内推动亲子共读,最难的地方是理念上的改变和更新?新一代的父母在教育理念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蔡朝阳:最难改变的便是观念。比如,我们在说要有自由的教育,总会有家长理解成放任自流。殊不知,自由的前提是群己权界。儿童教育中也是如此。关键不在我们是否想改变家长的观念,而在于,我们的言说,经常会被误解,这是我比较无奈的地方。

《父母的觉醒》

  70后与80后的父母,据我有限的观察,其实家庭教育的观念变化还是有的。我们的父母只是按照传统甚至本能在做父母,新的父母开始有了理性,会思考做父母这件事。所以我前不久有个演讲,标题叫做《父母的觉醒》,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这一代父母开始有一个价值观来指导家庭教育了,但且不管这个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一个家庭教育的深刻变革的时代,正在到来。

  新京报:你现在的身份在国内都很新,比如“独立教师”、比如“阅读推广人”。后者是在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内童书市场的发展、教育理念的发展出现的,还记得最初以这个身份来推广亲子阅读时的情况吗?怎么看这个新身份在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可能性?

  蔡朝阳:前几年受邀参加一个童书活动时,发现我的标签是“阅读推广人”,当时非常受宠若惊。我只是一个每天给孩子读书的奶爸而已,因为跟孩子读绘本,自己成为一个喜欢绘本、喜欢儿童读物的人,尝试写一点有关亲子共读的文章。

  我不太认同附加在我身上的“阅读推广人”这个标签。阅读其实是很私人的一件事,未必需要怎么样去推广。我愿意在博客或者微信公众号里列举我读过的、我与孩子喜欢的书单,但会把这个书单叫做“概不负责”的书单。因为阅读口味不一样,就像著名的《柳林风声》,据说是绝妙的一本书,可是我与我家娃都不喜欢读。对于这本书,阅读推广在我们父子俩这里,失败了。

  读到好书,乐意分享,如果这也算阅读推广的话,我也不否认自己是这样的阅读推广。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阅读推广人是非常好的桥梁。广大的年轻父母在初为父母时,对儿童阅读的汪洋大海一片茫然。这时,出现专业读者,作出指导提供选择,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但父母归根到底是需要自我成长的,不能老指望着人家来推荐书。阅读推广人是帮助你自我觉醒的小助手,在阅读、成长的道路上,每一位父母都是要独自前行的。

 

 

 

  粲然

  童书作家,

  “三五锄”幼儿园创始人

  社群的互助

  在共生中分享和寻找高明的童书  书最大的作用是和内在的潜意识进行自我对话,让孩子获得自我决定,再外化到行动上,自己产生要解决问题的力量。

《但得爱书人似我》

  新京报:你曾谈到最开始做亲子共读推广,原因之一是有家长在社交网站上留言问书,因为年轻一代的父母面对大量童书不知如何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在为国内青年父母的亲子教育提供支持?

  粲然:在“亲子共读”最初被频繁提及的2012年,周围很多妈妈在传的是“0-3岁必读的100本书”,“0-6岁不得不读的经典绘本”等等。当时同为“资浅”妈妈的我,一样按照书目去买书,但发现这种方式埋伏着很多买到书之后的不解甚至愤怒。所谓“不可不读”的书,使孩子和父母在最初的共同阅读中,放弃了互相理解,追随,与家庭个体化选择,陷入主流阅读选择体系中。这样浮在水面上的亲子共读概念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当时我开始做一件事,把在亲子共读(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其他孩子)中的个体观察,记录成一篇篇已读书评去分享。这是很个体化的阅读记录,可我坚信它一定会使某一部分孩子在某个成长阶段产生共情,也让家长理解和观察到这本书对这一阶段确实有作用。后来,不只是我在做引领性的推广,家长们也会把关于育儿理念、阅读兴趣的书推荐给我。这是一个共生的举措,家庭的阅读是个体化的甚至是孤独的,但这样一种交互式的推广和讨论,让我和年轻一代的父母一起成长。

《骑鲸之旅》

  新京报:最初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荐什么样的童书?现在有一本你觉得很棒的书要推荐,方式应该更多元了?

  粲然:我的孩子是在2010年出生的,两个月时,我们开始一起读一些大色块的儿童绘本。10个月左右我发现,孩子才0岁以下,在共读中是可以给出自己独特而热烈的响应的。所以我那时开始写《骑鲸之旅》——我们家住在海边,孩子就像是在大海里不会说话但有感应的小鲸鱼,和我们开始一段灵魂奇幻旅行。

  孩子2岁多时,《骑鲸之旅》出版了。在做巡回讲座时,一个资深出版人对我说,在这之前不可能有人写0-3岁孩子的阅读笔记,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会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买那么贵的绘本,也认为他们看不懂。5年之后,现在我经常收到的父母们的问题是,我1岁的孩子不爱读书怎么办?一二线城市中知识分子父母对亲子共读的观念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如果我觉得有一本很棒的书想推荐,可以通过分享活动、微博、线上课程。再比如,我在巡回讲座时就背着《怪杰佐罗力》的大布包衍生品,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推广方式。而《不畏风雨》这个绘本,我们是以孩子在暴风雨之后的朗读录音进行分享的,很多大人都在朗读会上被打动了。

  粲然的书单

  《古韵新刻七辑》

  新京报:5年间很多父母的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那么现在国内年轻一代父母关于亲子共读,除了找书之外,最大的困惑、焦虑在哪里?

  粲然:困难和焦虑来自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我的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去读什么绘本?比如孩子最近不爱洗头,就要去读解决洗头问题的绘本;不爱拔牙,就要去读解决拔牙问题的绘本。其实阅读并不能解决孩子的所有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读书恰恰是一种

  社群的互助

  旧观念。书最大的作用是和内在的潜意识进行自我对话,让孩子获得自我决定,再外化到行动上,自己产生要解决问题的力量。所以高明的书是要去和内心对话的。而市场上出现的大量的以解决某某问题为标题的童书就比较肤浅和片面化,失去了和孩子深层次交流、引发孩子自我思考、自我确认的机会。我总在呼吁父母,也在呼吁作为一个焦虑的妈妈的自己,多让孩子去读那种让孩子拥有自己的力量的高明的童书,不要仅着眼于当下问题的解决。

《怪杰佐罗力》

  新京报:这些年有没有推广过一些可能会对中国家长的观念产生挑战的书?坚持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粲然:就是《怪杰佐罗力》,这套漫画书原著有40本,描述的是一只小狐狸成为捣蛋天王,去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调皮的事。大陆只引进了7本,因为卖得不好就不再引进。就像《大卫不可以》,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看了这个书会不会学着去做捣蛋天王。那么书都在讲述伟人的故事,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有没有因此成为伟人呢?

  我们常告诉孩子你不能做这个、你要符合那个规则,他们在种种要求之下去塑造、外化自己,心里却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成年人也有这样的需求,比如我们喜欢看《鹿鼎记》,喜欢韦小宝所有的肆无忌惮。孩子也需要这样的心灵救赎。这种幽默、诙谐超越现实生活,其实是自由自在人性的另类解药。通过共读这本书,孩子会知道父母理解我心里面有的想要去突破禁忌的那一部分东西。我常推荐这套书,意义不仅是让孩子找到喜欢的平价好书,在某个层次上,爸爸妈妈也通过它完成了和孩子对于调皮捣蛋的共同理解和互相宽容。

  我还推荐过袁珂对中国神话的一套注解。它以学术化的方式对中国神话系列进行了梳理。很多家长问我三五锄的神话课可不可以放到网上给孩子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想这样的书会让家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神话的文本、体系和意义,这之后他们传递给孩子的内容一定比随便拿一本神话书讲给孩子的意义更多。还有《古刻新韵》,这是一本影印的古时候的画谱。今天年轻父母都认同,在这个时代,孩子要成为世界公民也要有本土文化的晕染。但其实新一代的父母对这一方面的学习是缺失的。所以阅读、育儿和文化晕染不是孩子该承担的责任,而需要整个家庭的学习。

 

 

 

  王志庚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

  兼少儿馆馆长

  公私的平衡

  公共空间的共读帮儿童建立社会化经验

  父母首先应该是读者,然后进行亲子共读,还要和自己的孩子有提问和对话。

《怪无霸》

  新京报:国家图书馆的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国内第一个针对少儿阅读的童书馆。作为推动儿童阅读的公共空间,它因什么样的契机筹建,利用情况怎么样?现在国内不少省级、市级图书馆也增设了少儿分馆,整体而言儿童阅读服务的供求情况如何?

  王志庚:2010年,国家开始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务,“全民阅读,儿童优先”成为口号,当时我们调研了国内外图书馆针对少年儿童服务的情况,发现21世纪以后,韩国、日本、欧美等国家都针对未成年人开展了阅读服务。2010年“六一”,国家图书馆成立了第一个国家级的、独立少年儿童图书馆。在数字媒体时代,阅读呈现出全球性的式微趋势,我们几乎和国际上同步增加了针对少年儿童的服务。

  0-14岁的少年儿童阅读差异很大,最初这个馆的设计没有很好地体现分层服务的理念。2015年我们搬了一次家,现在少儿馆是两层建筑,一层以绘本为主,二层以文字书阅读为主,约有16万册书,是全国最大的童书馆。2010年后,国内省级、市级图书馆也增建了不少玩具室或绘本馆。但我们的少儿馆设置还不充分。比如国图少儿馆每周末都有2000多人的日流量,孩子的阅读需求很旺盛,我们的供给并不充分。所以目前有不少民办图书馆在一起回应这种需求,我们需要和它们做好合作和共建。

《中国民间传说》

  新京报:供求不平衡中还包括城乡差异?少儿馆或亲子共读室是现代城市中发展出的公共空间,但在乡村尤其是边缘地区,它们的普及度、利用率和认同度都不及城市。

  王志庚:边缘地区孩子的阅读得不到满足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论经济条件、生理条件如何,孩子对阅读都有需求,但实现与否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一个家庭里有没有给他读故事的人,家里有没有书架?目前,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全民阅读、亲子阅读开展得较好,但边远地区,家长的认知、经济基础、图书易得性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导致农村孩子在获取好童书时面临一道鸿沟。

  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做好服务的地方,除了地方政府在建设流动图书馆,不少民间公益组织也在农村建立了阅览室。书的获得固然重要,更重要的一点是让家长、老师有对童书正确的认知。他们对于推广阅读这件事的用心与否,会切实影响到一个区域儿童的阅读发展。比如一个成年人如果用心去开展亲子阅读,在给自家孩子读书的同时,也可以把书借给邻里的孩子们读,这都是推动边远地区儿童阅读的实践。

《世界上最好的书》

  新京报:在少儿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儿童阅读具有开放性,它与私密的家中亲子共读有什么不同?

  王志庚:儿童的阅读分阶段。从阅读玩具书,到绘本,到桥梁书,再到阅读文字书。儿童的阅读场景也分为亲子共读、集体阅读、自主阅读。家长在孩子成长早期开展家庭中的亲子阅读,可以帮助儿童建立阅读习惯;集体阅读是儿童参与幼儿园等公共空间的阅读服务,和陌生的孩子或者同学一起听故事讲述人、老师讲解;自我阅读则是当孩子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之后,结合图文自己欣赏(也包括不识字的孩子读无字书)。亲子共读中,家长带着孩子演绎故事,通过声音、形体,让孩子能够走进故事,喜欢上书,尤其是在睡前共读对儿童的发展非常有益。公共空间中的集体共读则是一种帮助儿童建立社会化经验的重要方式,因为阅读本身不仅是输入、吸收,也有表达,公共空间的共读会给孩子更多表达的空间。

《和爸爸一起读书》

  新京报:说到亲子阅读,你曾翻译《和爸爸一起读书》,长期以来国内亲子教育中,父亲是一个缺失的角色。你对新一代的父亲对孩子的成长尤其是阅读生活的参与有观察吗?

  王志庚:我翻译了三十多本童书和两三本理论书。现在中国很多家庭中父亲缺位,他们疲于职场,经常加班、出差,在亲子阅读和其他家庭事务上都参与得很少,更不必说那些常年打工在外的父亲。但父亲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声音、情感表达,对于儿童的人格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化方面的榜样作用很重要。

  《和爸爸一起读书》里的故事适合讲给孩子,也适合讲给大人。很多父母读了这本书,改变了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在亲子共读的角色,在不同阶段如何带孩子读什么样的书、如何和孩子讨论书、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文化等问题上都有收获和反思。

  其实亲子阅读这件事情是可以遗传的。父母首先应该是读者,然后进行亲子共读,还要和自己的孩子有提问和对话。这对家长的要求很高,所以现在做好父母很不容易。目前我正在翻译的另一本书,《和孩子一起读书》,是一本0-2岁孩子的家庭阅读指南。很多家长会问,这样小的孩子需要读书吗?他们能懂吗?儿童阅读的启蒙在家长中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会多翻译理论书,改变国内家长关于亲子阅读的一些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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