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主权之争，但浮于表面的，则是更为尖锐的渔业之争。最高法专门发布的涉海司法解释正是适应了我国海洋权益，尤其是渔业保护的需要。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分别就我国管辖海域的司法管辖与法律适用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

　　本次司法解释用了大量篇幅对外国船只和个人在中国海域的非法捕捞等行为进行了规定，对经驱赶拒不离开、被驱离后又非法进入，在我国管辖水域实施非法捕捞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我国刑法有关偷越国(边)境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对外国船只进入中国非法渔猎的规定，此前零星分散在渔业法、出入境管理法等，该司法解释首次将其从刑事、民事及行政诉讼三个领域阐释，指导执法机构在我国管辖海域的具体执法活动，对于打击外国渔船进入中国非法捕捞等行为提供了法律支持，将有助于我国海警在黄岩岛、钓鱼岛、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等我们传统海域的涉海维权。

　　这其中，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在南海问题复杂化的当下，该司法解释之于中国南海维权的意义。

　　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主权之争，但浮于表面的，则是更为尖锐的渔业之争。渔业争端尽管是主权之争中的低敏感领域，但其造成的风险往往更直接，更难管控。南海渔业纠纷在这些年来逐渐演变出一种固定模式：一个国家在争议海域对另一国的渔民执法，随后升级为海上对抗和相互指责。最后就算争端平息，双边关系也依然紧张。

　　比如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肇始于菲律宾船员抓获中国渔船，最终酿成了中菲两国间的外交危机。此后，菲政府一意孤行将南海问题诉诸国际仲裁，直接将南海问题推向了国际舆论的焦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渔业纠纷还是南海问题尖锐化的推手。

　　作为我国的传统渔场，南海地区是渔业纠纷的高发区。近年来，在主权争端悬而未决的前提下，周边国家纷纷从海洋管辖权入手，以巩固其实际控制地位，谋求其占据领土及领海的“合法化”及其国内民众的支持。这也让渔业纠纷成为引发外交冲突的重要诱因之一。

　　随着中国在南海港口建设的陆续完工，渔政、海警等舰艇陆续投入使用，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巡逻已实现常态化。

　　而本次最高法专门发布的涉海司法解释正是适应了我国海洋权益，尤其是渔业保护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要“以牙还牙”。该解释的发布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同时确保中国海警在相关区域的执法有法可依，使其更加规范化。

　　目前，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维权主要依赖可持续性的海警巡逻，而与之相伴生的司法手段同样不可或缺。毕竟，司法权也是保障中国海洋执法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鉴于海上执法的流动性与南海渔业纠纷的复杂性，中国在保障海上执法的前提下，尽快推动域内国家签署《渔业协议》是上上之策。

　　□新京报评论员 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