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君子儒”三个字，忽然想起一件往事。2013年8月，我采写了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纪念专题，以“行动的儒家”统题，后来有读者疑惑：“儒家本来就应该是行动者啊？”这一次，或许也会有类似的说法，认为儒者“本来就应该是”君子。问题在于，当儒家与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的社会现实狭路相逢时，这高悬的理想人格是否还能理所当然、不言而明？

　　可以说，行动与论道，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莫不反映儒家的根本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汤氏三代在不同时代，呈示了他们的经历、选择和思考。去年汤一介去世后，有学者撰写挽联，第一联写到“荣辱度外不避不逃三代儒士”。确实是这样，祖父汤霖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一饱含儒家思想的“家训”深刻影响了汤氏后人，直到汤一介晚年，领衔浩大工程《儒藏》，他还说明“应该‘义不逃责’”。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儒者自身亦随之发生流变。汤霖被视为“传统的儒者”，到汤用彤，钱穆称赞他是“纯儒之典型”，但其学贯中西，彰显自由创新精神，用学者袁伟时的话来说，“假如他还是一个传统儒家，那他就解经、注经，在传统学问上打滚”。到汤一介，尽管学术比不上他的父亲，但他进一步强调“自由即创造力”，毫不拘囿于儒家，“少有门户”，且如至交老友、美学家杨辛在其墓地讲话时所说的：“他深切地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体察时代变化。他提出融中西古今之学，创返本开新之路，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这正是“现代君子儒”的题中之意。从汤氏三代，尤其是从汤一介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功”来看，更为清晰：他撰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乃至《瞩望新轴心时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等，主持编纂《儒藏》，现代精神一以贯之。

　　“在他的身上，既体现出那种现代学术的规范性要求，同时又保持了中国传统对儒家所描绘的那种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君子儒，是今天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一个君子。”学者景海峰写道。

　　在同一篇文章中，景海峰发问：“在学术体制化的形态之下，一个大学教授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形象，还是一个公知，或者是一个像过去那种传统的融通状态？”

　　回望汤氏百年，把“三代儒士”放入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时代发展中来探究，这一连串问题，提出与思考，都正当其时。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